1965年朱敏生命垂危，朱德为救女儿下令动用特权，随后写下检讨书

“元帅，必须尽快做决定。朱敏在苏联的纳粹集中营里受过伤，您赶紧下令吧。”

1965年的一天晚上，一通从外地打来的电话，让忙碌一天正准备休息的朱德顿时慌了神。

他从电话里得知女儿朱敏从山崖下掉了下来，生命垂危，医生建议把朱敏转运到北京救治。

朱敏当时在山西武乡县，距离北京很远，交通也不便利，因此有人提议：“最好派直升飞机去接。”

众人认为以朱总司令的身份，调用直升飞机只需打个电话就好了，而他本人却陷入沉思，因为一旦调用直升飞救治女儿，就是利用特权办事，会造成不好的影响。

身边的工作人员多次催促总司令：“为了朱敏的安危，您就破例一次吧。”

有人看出来朱总司令一直不下令的原因是怕破坏制度，便提出建议：“您以前从来没有动用过特权，现在破例一次，写份检讨书，讲明缘由，大家是能够理解的。”

回想起女儿曾在纳粹集中营中受伤的经历，朱德知道自己亏欠女儿太多，思虑再三，他认为自己身为父亲有责任救助女儿。于是他拿起电话，联系空军司令部，交代工作内容。

那么，朱敏在纳粹集中营有过怎样的经历？她又为何会从山崖下掉下来？朱德做完检讨后，中央的态度如何？

朱敏第一次去苏联时，她还没有出生。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正在德国留学的朱德号召中国留学生回国，为革命做贡献。

他的此番行为引起了德国政府的不满，当局将其和已有身孕的妻子贺治华驱逐出境。

无奈之下，朱德只能带着妻子去苏联的乡下农场养胎，等待党组织给他安排接下来的工作。

此时的贺治华，性情大变，埋怨丈夫四十岁了还一无所有，导致她和孩子居无定所，两人之间矛盾频发。

1926年4月18日，女儿出生，朱德欣喜万分，按孩子出生的月份，取名为“四旬”。

原本剑拔弩张的夫妻关系因女儿出生得到了缓和，朱德不再介意贺治华对他的奚落，而是主动承担了所有家务，照顾好女儿。

没过多久，朱德终于等来了党组织让他回国参加革命的回信。朱德把情况说给贺治华听，两人商量的结果是：朱德回国，贺治华带着女儿继续留在苏联，等国内情况好转之后，母女二人再回国。

当时，朱德没想到，就是因为自己的这个决定，成为了女儿多灾多难童年的开端。

朱德回国后不久，贺治华在莫斯科与一位留学生相爱了。

为了自己的新婚不被打扰，贺治华把女儿托付给妹妹，带回国内寄养在外婆家。

在外婆家居住的那段日子，是四旬童年时期最温馨的一段岁月。

外婆给她取了一个新的名字叫贺飞飞，让她跟别的小朋友一起去上学。姨妈待她视如己出，经常带她出去玩。

直至某天，有个小朋友问她：“你爸妈怎么从来不送你上学？你爸妈呢？”

这个问题打破了之前的幸福生活，贺飞飞意识到，别的小朋友都有爸爸妈妈，而她只有外婆、姨妈等家人。

她向姨妈和外婆询问父母的事情，两人都没有给她答复，继续隐瞒她是朱德的女儿以及她被母亲抛弃的事实。

朱德也十分想念女儿，他曾多次计划给妻子贺治华写信，只因害怕被国民党特务盯上，会给家人和组织带来危险。

因此，朱德从未寄过信，也不知道女儿已经从苏联回国生活了好多年。

当时，国共两党正值决裂时期，成都的大街小巷贴满了抓捕共产党员的通缉令。

国民党把赏银涨到了十万大洋，但依然没人抓到朱德。抓不到本人，特务决定对他家人下手。

特务们得知朱德和贺治华在苏联生了一个女儿，至于孩子在哪，没有得到很确切的消息。

他们知道贺治华的娘家在成都，随即派了一些人前去家中搜捕。特务看到一个小女孩，按时间算，跟朱德女儿的年纪差不多大，于是走上前去逼问其真实身份。

朱敏看到那些人抓住了外婆和姨妈，非常害怕，但是依然牢记外婆的叮嘱，什么话都没有说。

“长官，她叫贺飞飞，是我的女儿。从小就在这里生活，您可以去问问周围的邻居们”。

也正因为朱敏对外的名字一直叫“贺飞飞”，她和外婆等家人才躲过一劫。

到了1937年，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国民党不再张贴关于朱德的通缉令。

朱德委托身在重庆的周恩来帮忙找找贺治华的娘家人，打听一下孩子的情况。

周总理夫妇不敢懈怠，托人秘密打听，很快收到消息：朱德的女儿已经14岁了，早就从苏联回到成都生活了。

既然找到了，那就应该让分别14年的父女两人见上一面。

邓颖超与朱敏的外婆、姨妈等人商量后，带朱敏到陕北杨家岭去见父亲朱德。

与父亲一起生活的那段日子里，朱敏听了好多革命同志的事迹，心中也燃起了革命火焰。

当时，党组织对朱敏这样的革命后代的前途有做出统一安排：送往苏联学习。

一方面是保护他们的安全，另一方面是希望他们在苏联好好学习，等新中国成立后，为国家做贡献。

朱敏愿意服从组织安排，去苏联学习。

为了隐藏身份，朱德虚报了朱敏的年龄，由14岁改为12岁，还给她取了一个新的名字——赤英。

“赤”与“朱”同为红色，红色代表着共产党，他希望女儿学成归来能够继续为革命事业做贡献。

1941年1月30日，时隔15年，朱敏再次来到苏联。她和其他几个革命家的后代带着父母和组织的期待，一起在苏联伊万诺沃第一国际儿童院学习。

她对苏联生活充满了期待，一来她可以好好学习；再者，苏联是她的出生地，她的母亲在这里，然而到达莫斯科不久，她所有的期待都被现实击碎。

尽管莫斯科是她的出生地，但还未成年的朱敏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并没有那么强，出现了水土不服，最初患上了气管炎，之后哮喘又复发了，整日整夜地不停咳嗽。

为了确保朱敏能够得到更好的救治，国际儿童学院把她送到位于苏联南部的白俄罗斯明斯克的少先队夏令营养病。

当时，以希特勒为首的德国纳粹开始疯狂入侵苏联，朱敏所在的地方被德军占领，她和其他20个来自不同国家的孩子不幸沦为纳粹的囚徒。

被囚禁两年之后，到了1943年，朱敏和另外5个年满14周岁的小女孩与其他被俘人员一起被运送到德国东普鲁士纳粹集中营。

德国纳粹不管俘虏是大人还是孩子，也不管他们身体康健与否，他们就像驱赶牲口一样，把所有“俘虏”都赶上闷罐车，一个紧贴着一个，直至车厢塞满了，无法挪动身体，才关上大门。

人多，车内臭味浓重，空气逐渐稀薄，不到一天的时间，已经有人承受不了，哭诉求救。

身体本就不怎么好的朱敏，坚持到第三天的时候，生病了，高烧不退。

起初，她一直坚持着，希望能熬到目的地，但路途遥远，后来她实在坚持不下去了。

她想到一个办法，置之死地而后生，让德国纳粹误认为自己已经病入膏肓了，活不了多久了，等待他们把她扔下闷罐车。

她的行为没能引来德军的注意，反而获得了救助。迷迷糊糊的时候，朱敏吃力地睁开眼睛，看到身着苏联红军军装的人正在给自己喂水，她摇头拒绝喝水。

苏联红军悄悄地告诉她，“哪怕像牲口一样，也要活下去。”

苏联红军猜到她大概是中共党员的后代，接着劝诫她：“你将来还要回到你的祖国去。”

朱敏这才意识到“装死”并不是一个高明的求生办法，响应苏联红军的感召，重塑求生欲，好好活下去。

进入德国东普鲁士纳粹集中营之前，所有“俘虏”都要脱掉身上的衣服，私人物品要经过检验。

朱敏身上有一支父亲送给她的派克金笔，刻有“朱德”两个字，德军不认识汉字，还是直接没收了。

这下真是一贫如洗了，朱敏的身上只剩下一枚国际儿童学院的同学送给她的列宁纪念章，为了不被德军搜走，她把它含在嘴里，藏在舌头下面。

这个铤而走险的举动，万幸躲过了德军的搜查，保住了纪念章。

纳粹集中营是一个人间地狱，朱敏亲眼目睹了德国法西斯屠杀手无寸铁的犹太人，悲惨的现实让朱敏学会了如何保护自己。

保护自己最重要的方式就是从来不说中国话，从来不谈论革命，从来不提中国八路军，始终坚持装哑巴，避免自己的真实身份泄露。

朱敏这种“装哑巴”的求生存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让自己免受了很多灾难，同时也产生了负面影响。

长期地装哑巴，导致她几乎丧失了语言功能，哪怕是后来回国当老师了，她在语言表达上依然有些不利索。

另外，朱敏和其他被俘虏来的小朋友都要做苦力。只要德军认为她们没有好好干活，就会拿出鞭子毒打她们。

小朋友们每天辛苦劳作，但是吃得并不好，经常只能吃到发黑发霉的面包。

长期营养不良，导致朱敏头发脱落、发育停止，身高停止长高，完全没有了少女的模样。

身体素质本就不好的朱敏，就因为在东普鲁士集中营里长期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身体变得更糟糕了。

直至晚年，朱敏的脖子都还存在着一道长3厘米的疤痕，她曾开玩笑道，“这道疤痕是集中营在我身上留下的‘永久纪念’。”

在集中营里，朱敏患了颈部淋巴结核。

由于当时战争医药物资紧缺，再加上集中营里的医生更不会主动救治病人，因此朱敏没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导致结核溃烂，脓和血搅和在一起，沾满了衣领。

而当时正值冬季，沾满了脓血的衣领在寒冷的天气里很快就变得僵硬了，当衣领与脖子处的结核接触，发生摩擦，反反复复，加剧了淋巴溃烂。

某天，一名德军医生突发善心，带她去了医务室治疗。朱敏很开心，终于得到了救治，但是医生后面的一系列操作，差点要了她的命。

也许在那位军医看来，朱敏跟小猫小狗没区别，进入医务治疗室后，直接让护士们按住朱敏的头。

在没有消毒、没有打麻醉药的情况下，医生首先把她脖子溃烂的地方用剪刀剪开，之后再用手把里面的脓血挤出来。

由于医生操作不当，后续也没有得到治疗，朱敏脖子上的结核不仅没有好转，溃烂的面积反而变得越来越大了，还时常伴随着高烧。

生存环境太糟糕了，朱敏忍痛克服身体上的伤痛，等待结核慢慢好转。自那之后，她开始学着以积极的心态面对生活。

进入集中营已经3年了，她决定要向别的小朋友那样，好好生活，好好玩耍。

1944年春天的某个午后，她和小伙伴们在集中营里的一片空地上享受午后暖阳。一个面容和善的德国看守拿着相机走过来，提出要给她们拍照。

这是几个小女孩进入集中营后首次遇到说话如此温和的人，受宠若惊，开心点头答应了对方的请求。在镜头面前，她们露出了真诚的笑容。

谁知这个看守却认为朱敏等人嘲笑他，赶紧寻来鞭子，狠狠地抽打她们，而她们却不知道为何挨打，不敢反抗，只能默默承受。

更让她们没想到的是，几天后，这个德国看守再次找到她们，把洗好的照片送给她们。

当这位看守再次展现出和善的说话语气时，朱敏和她的小伙伴们，内心充满恐惧，没人敢说话，特别害怕鞭子再次落在她们的身上。

集中营里，像看守这样猖狂且性情多变的德军非常多，朱敏等“俘虏”随时随地都有可能成为德军手里待宰的羔羊。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朱敏和她的小伙伴们已经看透了德军的品性，不愿再忍受德军的摧残，开始进行反抗。

碍于德军实力强大，她们不敢明目张胆地反抗，于是在背地里“搞破坏”。

苏德两国之间的战争在1944年发生了转变，苏联由防御转入反攻德军，以希特勒为首的德国法西斯节节败退。

为了打败苏联，德军打仗不再讲究军事策略，所到之处皆是采取枪炮弹药攻打，造成了枪支弹药短缺。

朱敏所在的集中营里的工厂被德军改造成了军需工厂，生产枪支弹药，朱敏等人被安排去组装弹药。

有一天，她们无意中听到士兵讲，子弹遇水受潮会失效。

她们决定利用水来破坏弹药的威力。想法很好，只是军需厂里很干燥，没有水。

工厂四周被德军把守，外面的水也运不进来，怎么办呢？

找不到水，那就创造水。朱敏等人决定往弹药盒子里吐口水。

趁着监工不注意的时候，她们拼命地吐口水，等到下班后，大家经常口干舌燥，甚至连话也说不出来了，但是大家的心里面是非常开心的。

德军接连失利，到了1945年的新年钟声敲响时，朱敏突然听到外面传来的枪炮声，是苏联红军打过来了，这也意味着她们有希望走出集中营。

之后的每一天里，朱敏和她的小伙伴们每天都会仔细听枪炮声，有时近，有时远。枪炮声整天拉扯着众人的神经，没有人知道苏联红军具体在哪一天能带着他们走出集中营，脱离苦海。

直至到了1月30日，集中营的所有大门都是敞开着，周围很安静。在集中营里待得太久，起初大家都不敢往外逃。

好在有人身先士卒，这时大家才意识到德军被苏联红军打败了，逃跑了。众人跑向德军储存物资的仓库，争抢物资，朱敏在混乱中抢到了一包5磅重的黄油。

朱敏赶紧向小伴们展示自己的战利品，考虑到德军有可能会折返回来，她认为当下首先应该想办法逃离此地，而不是继续留在这里抢物资。于是，她和小伙伴们往东边逃跑，尽可能避免再遇到德军。

在逃跑过程中，她们还是不可避免地遭遇到了炮弹袭击，朱敏和小伙伴们走散了。

朱敏四处寻找，没找到。待天亮时，曾给德军做翻译的苏联男人发现了长着东方面孔的朱敏，便抓住了她，拿她当人质与苏联红军谈判。

几天后，朱敏被送去红十字协会。她特别害怕集中营里的日子会重现，自保是回答问题的标准。对自己有利的话，多说，对自己不利的话，少说。

面对苏联红军审讯，朱敏还是拿出对付德军的那一套说词：本人名叫赤英，是中国人，父亲是老中医，送我到苏联来治病，后来被德军抓住关押在集中营里。

同样留学苏联的毛岸英此时准备回国，来红十字协会办理手续，工作人员想起同样来自中国的“赤英”，问他认不认识这个女孩。

毛岸英与朱敏从未见过，而且朱敏的“赤英”名字在中共党内一直处于保密状态，因此，他当即实话实说“不知道”，但他并没有忘记这个名字。

1946年1月初，毛岸英随苏联派往延安的两名医生一同乘飞机回国。到达延安后，毛岸英在跟父亲聊天过程中问道，“您认识一个叫赤英的女孩吗？”

“你知道赤英在哪儿？”

毛岸英看到父亲凝重的表情，意识到赤英的身份不简单，于是把自己了解到的相关信息讲给父亲听。他没想到“赤英”居然就是朱德总司令唯一的女儿。

毛主席忍不住感慨，好多年都没有她的消息，大家都以为她在战争中去世了，吩咐毛岸英，“你赶紧去告诉你朱伯伯，让他安心”。

朱德喜极而泣，给女儿写了封信，“没有及时打听到你的下落，让你受苦了。”希望女儿能原谅自己。

苏联政府得知此事后，斯大林亲自下令：立即护送朱德的女儿到莫斯科。

回到莫斯科后，朱敏在苏联政府的帮助下，生活衣食无忧，让所有人意外的是，她没有打算回国，而是选择留在苏联，继续学习因战争中断的学业。

1953年，朱敏完成学业回国，后被分配到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她和在外交部工作的刘铮结婚。

孩子出生后，朱敏认为父亲宠爱外孙，她和丈夫可以借此搬到中南海父亲的家里住，谁知被朱德很无情地拒绝了：“你们要自食其力，不要指望我在经济上帮助你们。”

朱敏和丈夫只能带着孩子搬到北师大集体宿舍里去住。

与父亲的日常相处中，朱敏也渐渐习惯了父亲的“无情”，平时只跟父亲聊工作上的事情。

1965年，北师大组织教师到山西武乡县工作，朱敏在与父亲交流的过程中得知，父亲曾带领八路军在那里抗日，于是主动请缨加入了工作组。

由于当年在纳粹集中营里生病没有得到很好的救治，朱敏的身体一直非常差，高血压频发，右眼几乎失明，学校出于安全考虑，不建议她去，但是她非常坚持：“我是朱德的女儿，不能退缩。”

武乡县位于太行山西麓，山路崎岖。一天晚上，朱敏走在回家的路上，视力不好，没看清路，一脚踩空，掉下了悬崖。

当大家找到她时，发现她伤情很重，赶紧送往医院。经诊断，朱敏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考虑到当地医疗条件有限，医生建议赶紧送到大医院抢救。

当地交通不便，去个县城需要八个小时，朱敏能不能经得起颠簸和长时间的等待救治，一旦耽误了最佳抢救时间，后果不堪设想。

就在此时，有人提出可以给朱总司令打电话，告诉他朱敏的情况，让他派架直升飞机过来。所有人都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建议。

只是大家没想到，朱总司令会犹豫，在众人的多次催促下，他才破例动用特权。

朱德下达派出直升飞机的命令后，立即向中央打报告，检讨自己的行为，女儿朱敏受伤是私事，不能成为他动用特权的理由。

朱敏永远失去了右眼，好在手术及时，性命无忧。主治医生术后感慨道，“如果再晚来一会儿，恐怕就是无力回天了”。

组织考虑情况特殊，没有对朱德做出处罚，但是他本人对此事却一直耿耿于怀，认为自己动用了特权，违反了组织规定。

朱敏在《我的父亲朱德》一书中，写道：我深爱我的爹爹，因为他是亲人；我又抱怨爹爹，因为他是伟人。

简短的字句里，我们可以看出朱敏对父亲的感情是复杂的。主要是因为朱总司令坚守原则，舍小家顾大家，从不随便动用特权。

也正是因为党内有很多像朱总司令这样的人，中国共产党才能带领中国人民取得民族的独立，建立了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