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逝世后，贴身皮夹中发现一张照片和四个字，是总理一生之痛

1972年5月12日，周总理身体抱恙，在家人的陪同下去医院检查，医生在他的尿液中发现了四个红血球。

经专家诊断，周总理患上了“膀胱移引上皮细胞癌”。

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周总理就出现了“血尿”的症状，医生对他进行化疗、电疗后，情况仍不见好转。

1976年1月5日，周总理又做了一次手术，在疾病的折磨下，周总理已经瘦得只剩61斤，癌细胞已经扩散到全身，医生也回天无力。

1月7日晚上，周总理突然清醒了，他用虚弱的语气对周围的医生说：“我没什么事，你们先出去吧，外面有许多更需要你们的人。”

虽然周总理病情有所好转，医生们还是放心不下，可是又拗不过周总理，只能暂时离开病房。

1976年1月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理周恩来，躺在病房里，平静地走了，永远地离开了他深爱的祖国和人民。

在收拾周总理的遗物时，邓颖超从他贴身的皮夹里面发现了一张发黄的老照片，背后写着四个字——爹爹遗像，这张照片的背后，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照片上的老人，又勾起了邓颖超的回忆。

周恩来祖籍浙江绍兴，这里人杰地灵，周恩来的祖父周攀龙学识渊博，在衙门里当了一名师爷，人称周老夫子。

这期间，周攀龙与二哥周亥祥在淮安买了一套房子，全家妻儿老小搬来此地定居，这里就成了周恩来总理的出生地。

周恩来的父亲名叫周劭纲，原名周贻能，字懋臣，年轻的时候考中过秀才。

母亲叫万冬儿，人称万十二姑，她性格开朗，勤俭持家，小时候念过私塾，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后来还接触过一些新思想，长大后拒绝缠足，家里人便把她嫁给了家族破落的“穷酸秀才”周贻能。

万十二姑嫁给周贻能的第二年，也就是1898年3月15日，周恩来出生了。

可是，周恩来的童年是苦涩的，周恩来出生的第二天，外祖父万青去世，母亲整日哭泣，极度悲痛，没有奶水喂养周恩来，只能请了一名奶妈代替抚养。

不久后，祖父周攀龙又去世了，周家失去了主心骨，周贻能只能扛起家庭生计，去别人家里当幕僚或私塾老师，走南闯北，四处谋生，根本无暇照顾家庭。

周恩来一岁的时候，四叔周贻淦得了肺结核，朝不保夕，按照家乡的风俗，为了给叔父冲喜消灾，周恩来便过继给了周贻淦为子。

然而，不久之后，四叔还是去世了，那年，四婶陈氏才22岁，新婚不久就守寡，幸亏有了养子周恩来，才能排解他内心的苦闷。

陈氏生于书香世家，小时候接受过教育，温柔可亲，她便把自己知晓的知识通通传授给周恩来。

在周恩来两岁多的时候，陈氏就开始教他读书写字，到四岁时，周恩来已经能够熟练地背诵几十首唐诗，五岁的时候，陈氏把他送进了私塾，为他取了名字“恩来”。

在小周恩来的教育方面，陈氏从不吝惜钱财，尽管当时的周家已经败落，陈氏还是花大价钱请了好多老师来家里教周恩来。

因为有了陈氏的教导，青年时期的周恩来才能走上正途，到晚年，周恩来还常常提及陈氏，称她为“娘”，称生母万冬儿为“干妈”。

陈氏的出现，给缺少父爱母爱的周恩来带来了生活的希望。

不久后，母亲和舅舅买的彩票中了大奖，周恩来便辞别了陈氏，被母亲万冬儿带到了清江万家。

可是麻绳专挑细处断，厄运总缠苦命人，虽然生活条件逐渐好转，但周恩来的母亲万冬儿病情日益恶化。

那时，周恩来只有九岁，父亲不在家，他只能扛起重担，每天往返于当铺和药铺之间，用一些值钱东西去换钱买药。

1907年，周恩来的生母万冬儿去世，周贻能未能与妻子见上最后一面，回家后暂时把万氏的灵柩存放于一座庙内，迫于生计，转头又外出谋生去了。

父亲的微薄收入根本养不起全家，十岁的周恩来却表现出了超乎同龄人的共情能力，他对父亲十分理解，自觉地挑起家庭的重担，承担起照顾两个弟弟的任务。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不得已又回到了淮安老家，他已经到了上学的年纪，可是家族破落，已经供不起他上学。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周贻能和其他周家长辈们，还是到处借钱，东拼西凑，终于凑够了周恩来的学费，把他送进了附近的龚家私塾读书。

那是少年周恩来少有的一段平静的生活，家里长辈们都尽心竭力照顾他，周贻能也时不时地寄一些钱财给周恩来，弥补缺失的父爱。

等到周恩来能写信后，他便经常给在奉天财政局税务所工作的堂伯父周贻谦写信，很快就得到了伯父的赏识。

1910年春天，周贻谦回淮安老家探亲，正好趁着这个机会把周恩来带到了东北，周恩来向父亲周贻能写了信，征求了意见，周贻能虽然万分不舍，但是他知道，周恩来不是池中之物，走南闯北、多加锻炼才是他最好的归宿，便答应了周恩来的请求。

1911年10月10日，孙中山领导了辛亥革命，周恩来听到这个消息异常兴奋，马上投身到伟大革命斗争中，他带领学校同学剪掉辫子，游行示威，成了学校里的风云人物。

1918年，周贻能跑到西安谋生，可是他生性耿直，不善言辞，干了没多长时间就被京兆尹公署辞退。

走投无路下，1922年，经弟弟周贻赓的介绍，周贻能来到东北齐齐哈尔烟酒事务局，做了一名小办事员，生活稍稍安定下来。

这几年东奔西走、颠沛流离的生活让周贻能饱经人间沧桑，他曾无数次梦回淮安老家，无数次想念起自己的儿子周恩来。

几年里，周贻能多方打听消息，知道了周恩来去日本、领导五四运动、去欧洲留学的经历，他很欣慰，想去见一下周恩来，但是又怕打搅他的生活，只能把这份爱暂时埋在心底。

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搜捕屠杀共产党人，周恩来也落入了通缉名单，周贻能虽然远在东北，可是父子连心，他无时无刻不为周恩来提心吊胆。

虽然是秀才出身，周贻能却十分开明，他不仅不反对周恩来的工作，反而对他十分支持，也会帮助我地下党做一些秘密联络工作。

与此同时，在外打拼多年周贻能，对发妻万冬儿一直没有入土为安一事，也一直耿耿于怀。

不久，弟弟周贻赓给他又在河北谋了一份差事，让他在河北深县县政府里当了一个职员，然而周贻能做梦也没有想到，这竟是弟弟为他做的最后一点帮助。

不久后，周贻赓在天津去世，周贻能万分悲痛，前往天津为弟弟料理丧事，在这里，经周贻赓生前的一位朋友介绍，周贻能得以去往安徽工作。

就这样，直到1935年，周贻能才能趁工作之余，返回清江浦，将发妻万冬儿的灵柩领回了江苏淮安老家，用这几年攒下的钱，将她风风光光地葬在了周家祖坟里。

这时，距离万冬儿去世，已经过去了28年。

周贻能始终觉得，对万冬儿和周恩来有所亏欠，没有尽到丈夫和父亲的责任，万冬儿下葬后，周贻能了却了一桩心头大事。

如今他所牵挂的人，便只有爱子周恩来了。

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卢沟桥发动了“七七事变”，进攻宛平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华北地区很快沦陷在日军的铁蹄下。

国家遭难，民生凋敝，在淮北的周贻能日子也不好过。

当年10月，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成立，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来到武汉，与国民党进行谈判，随后又担任了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

家国天下，担当胸中，周恩来也没有忘记自己在淮北颠沛流离的父亲，工作之余，他通过组织四处联系，终于找到了周贻能的下落，便请他来到武汉，父子团聚。

1938年5月的一天，周恩来正在出席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召开的第二次理事会，在得知父亲即将赶到的消息后，他急匆匆地离场。

临走前，周恩来真诚地说道：“对不起各位，我要失陪了，我的老父亲今晚将在10点抵达汉口，暴敌让我们受了损失，遭了不幸，暴敌使我的老父亲被迫南来，生理死合，全都源自暴敌的侵略，生离死合，这都增强了我们的团结！告辞了！”

在一片掌声中，周恩来离开了会场，急匆匆地赶往了汉口。

童年的周恩来缺失父爱，当他得到时，会比所有人都更加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父爱。

1938年10月，全国抗战形势不容乐观，日军一路南下，把枪口又对准了武汉，武汉城内各机关工厂陆续内迁，人员撤离，周贻能也被迫从武汉撤往长沙，几经辗转后来到重庆红岩村。

虽然年事已高，但周贻能却不服老，总是自告奋勇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比如看看仓库，打扫打扫卫生。

周贻能为人谦逊，待人谦和，在村里积累了良好的口碑，可是他却有一个让周恩来头疼的爱好——喝酒。

虽然喝酒算不上什么大事，可是周贻能的年龄摆在那里，为了他的身体着想，周恩来便经常劝周贻能少喝一些。

有一次周贻能喝醉了酒，需要别人搀扶着走回屋里，周恩来便婉转地劝道：“您这样喝，喝多了会伤身体的，而且我们大家手里都有工作，你喝多了又需要我们照应，这样不好。”

话虽如此，周恩来对老父亲还是很“纵容”，每当周贻能独自喝闷酒时，周恩来便在工作之余和他对饮几杯，聊些家常，说说心里话。

自记事起，周恩来就和父亲周贻能没见上过几面，1938年，父子二人终于团聚，周恩来工作繁忙，没有时间陪伴父亲，他便嘱托办事处正在病休的工作人员照料周贻能，跟他聊聊天。

在之后的日子里，周贻能的生活虽然有些孤寂，但是过得很平静，可是这样的生活却没能持续几年。

1942年6月底，周恩来小肠疝气发炎，不得已只能去重庆歌乐山中央医院动手术。

7月份，周贻能生病发烧，病情突然加重，在病危的那段日子里，他常常呼唤周恩来的名字。

考虑到周贻能的病情，邓颖超和其他工作人员便没有向老爷子透露周恩来做手术的事，同样也没有向周恩来透露周贻能病危的消息。

在病房里的周恩来，还在想着父亲周贻能的生日。

7月6日，他给邓颖超写信：“原本定在星期六出院的计划还是打破了，因为从开刀起19天，应该是七号或者11号，再过两三天才能出院，也必须是下星期三了，所以我想请你和父亲商量一下，如果他愿意在生日那天请人吃饭，那就不必等我回来，免得他老人家不高兴……”

7月9日，周贻能只剩了一口气，希望能再见周恩来一面，周恩来刚做完手术，下不来床。

邓颖超焦急万分，左右为难，看着病床上奄奄一息的父亲，只能劝慰周贻能说周恩来在外面工作，马上就回来，她又给周恩来写信，希望他不要挂念。

周恩来隐隐地有一丝不祥的预感，在7月10日给邓颖超回信道：“父亲年事已高，体力虽好，但他过分喜欢喝酒，我对他的病还不是很放心，希望你转告他，让他好好静养。”

然而，周恩来万万没有想到，就在他写信的时候，父亲周贻能再也等不到儿子周恩来了，他再也支撑不下去，永远地离开了人世。

周恩来刀口未痊愈，还在医院里养病，身子很弱，如果这时候再受了什么刺激，那后果不堪设想。

邓颖超便和吴克坚、钱之光等办事处的同志们商量，先不要告诉他这件事情，等到出院后再告诉周恩来，先把周贻能的灵柩停放在红岩村里，派吴克坚和童小鹏到医院看望周恩来，主动安慰他，好让周恩来能够尽快恢复。

吴克坚和童小鹏从未对周恩来说过慌，可是这次为了周恩来的身体着想，又不得不撒谎。在周恩来问及周贻能的身体状况时，两人支支吾吾，说道“病情有所好转”，搪塞了过去。

董必武等南方局领导，也一致决定不把周贻能去世的消息告诉周恩来，可是纸是包不住火的，7月13日，报童在给周恩来送报时说漏了嘴：“仓库老太爷因打摆子死了，现在正忙后事。”

联想到吴克坚和童小鹏在看望自己时的神情，周恩来觉得事有蹊跷，便在7月13日提前出了院，急匆匆赶回了红岩村。

见到邓颖超后，周恩来连忙询问父亲周贻能的情况，邓颖超只能如实相告，周恩来悲痛欲绝，痛哭不已，埋怨邓颖超：“别人不了解我，你为什么也要隐瞒？”

邓颖超也觉得委屈，还是向周恩来承认了错误，董必武连忙出来解释道：“我们大家都是为了你的身体着想，这件事也是组织经过讨论决定的。”

周恩来踱步到父亲灵柩边，“扑通”一声跪了下来，众所周知，周恩来信奉唯物主义，对于鬼神之说，他向来是嗤之以鼻的，但是这次他却不顾身体，一直为父亲守灵，从白天直到第二日拂晓……

几天后，周恩来给毛泽东写信：“归后始知父亲病故，悲痛之极，抱恨终天，当于次日安葬。”

毛主席接到信后，叹惋不已，给周恩来回电：“尊翁逝世，政治局同仁均深切哀悼，尚望节哀，病体新愈，望多休息，并注意以后在工作中节劳为盼。”

7月14日，周恩来在红岩村为周贻能老人举行了简短的悼念仪式，把他安葬在了八路军公墓里，第二天，周恩来和邓颖超联名为周贻能发布了讣告。

也是从那时起，周恩来把父亲周贻能仅存的一张照片，背后写上了“爹爹遗像”四个字，存放在了自己贴身的皮夹子里面。

这一放就是30多年，直到，1976年周恩来去世，这张照皮才被收拾遗物的邓颖超拿了出来。

周恩来深深地明白，父爱来之不易，所以他会倍加珍惜，每当想念父亲时，他便会把父亲那张发黄的老照片掏出来，深情地凝望，一坐就是半晌。

伟人之所以是伟人，是因为他会把有限的爱奉献给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把对父亲深沉的爱意转化成对人民赤诚的深情——

新中国成立后，周贻能的棺木被安葬到烈士公墓，周恩来听到之后，认为父亲不是烈士，没有资格占用国家资源，便联系了当地政府，把周贻能的棺木迁了出来。

后来，为了保护耕地，支持国家的平坟工作，周恩来带头把周家祖坟七座坟平掉，为了支持火葬，他又委派童小鹏火化了父亲的遗骨，把骨灰放在坛子里埋了，没有留下一点痕迹。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他爱父亲，他更爱人民，他去世后没有留下一儿半女，可是这十几亿中国同胞，都是周总理的好儿女！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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