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我党特工被发现，军统请示逮捕，戴笠回复：不可能，不同意

1945年，抗战胜利后不久，国共两党便开始对抗日时期国内产生的一大批汉奸以及通敌分子进行了清算，很多汉奸被予以逮捕，并被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

上海市被国民党当局接管后，由戴笠领导的军统负责肃奸行动，大批还没来得及逃离上海的汉奸被军统特工逮捕。

这天，时任军统上海站军法处处长的沈维翰，从被逮捕的一名汉奸口供得知，军统上海站的上校组长——李时雨是共产党打入军统的卧底！

沈维翰立即给戴笠发去密电，请求立即对李时雨进行逮捕，与此同时也开始秘密制定抓捕计划。

然而，戴笠只回复了6个字，就让沈维翰不得不放弃了逮捕李时雨的计划。

那么，李时雨究竟是何许人也？戴笠究竟在给沈维翰的回电中说了什么，令沈维翰放弃抓捕计划？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使全中国上下开始了同日本侵略者的抗争。

这年7月下旬，几乎处于沦陷边缘的天津高等法院迎来了一位新的书记长。这位新来的书记长得相貌英俊，约30岁左右。没错，这位书记长就是故事的主人公——李时雨。

此时的李时雨，早已于1931年6月成为了一名中共党员。当年的9月，日本关东军发动“9·18事变”，占领了东北地区。李时雨也于次年受我党指派，打入东北军执行潜伏任务。

在东北军中，李时雨遇见了自己的老乡兼好友——时任张学良部警卫室主任张学孟。

在张学孟的安排下，李时雨进入警卫室担任了一名办事员，后来被调到西安的“剿总”担任了一名参谋。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此时的东北军内部矛盾重重，为保护李时雨，党组织再次派遣李时雨前往北平、天津一带从事潜伏工作。

李时雨单线联系的上级是后来中国人民银行的创建者之一——何松亭，就在李时雨来到天津工作后的两个月后，何松亭委派给他两个任务：第一个任务是搞到一部完整的电台，并将其送到北平；第二个任务是营救我党的党员冯骥。

这两个任务，可以说是一个比一个艰巨。时间紧任务重，何松亭也深知任务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他再三叮嘱李时雨在执行任务时务必要小心，避免身份暴露。

当时，日本侵略者占领北平后，对国共两党的潜伏人员开始进行一轮接一轮的甄别、调查，因此，他们的电台的管控也是格外的严格。

因此，在那个时候，电台的存在无疑会使潜伏人员暴露身份，甚至使其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另外，电台体积较大，携带十分不便，带在身边会引起别人的注意。

但是这并没有难倒李时雨，整部电台不方便携带，那电台的零件还不方便携带吗？

李时雨灵机一动，决定购买电台的零件，自己组装。

说干就干，李时雨找到了相关书籍，并暗中搜寻起周围售卖电讯零件的商店位置。

李时雨一边努力地钻研着书籍，一边找到了电台需要的零部件种类、数量以及组装方式等，并作出了详细的记录。

在做好这一切准备工作后，李时雨便多次前往外国人开设的电器商行，按照书中描述的零件进行购买。

这一过程，李时雨仅用两周左右的时间。

然而，更大的难题却摆在了李时雨的面前：应该如何将这些零件运出天津呢？

要知道，李时雨将要面临的是日军设置的昼夜值班的检查站，对过往的行人以及随身携带的物品都要进行详细的搜查。

此时，李时雨便想到了，利用高档汽车将零件运送出天津。

正好自己的太太孙静云最近要来北平，于是，李时雨便带着礼物，敲响了天津高院院长家的大门。

院长对李时雨印象很好，面对李时雨借车的请求，对方毫不犹豫地把车借给了他。

借到车之后，李时雨准备了两只相同的木箱，第一只木箱里面装的是一台崭新的缝纫机，第二只木箱里装的才是电台用的零件。

第二天一早，李时雨将第一只木箱放入车的后备箱，通过日军的盘查后，趁着司机吃早餐的间隙，李时雨迅速地将两只木箱掉包。

当汽车再次通过检查站时，负责检查的日本兵，看到还是刚才检查的木箱，便放松了警惕，将李时雨乘坐的汽车放行。

后来，在李时雨的安排下，这箱电台零件安全地交到了我党的手中，并被安全地送到了北平。

后来，在与李时雨接头时，何松亭告诉他，采购的电台零件已经在北平投入使用，性能良好，保证了北平和延安之间的联系。

电台已经搞到了，也成功地送到了北平，李时雨接下来的任务便是营救冯骥同志。

前文讲到，在党组织的安排下，李时雨来到了国民党当局管理下的天津高院任书记长一职。正好，冯骥同志被关押在天津高院下属的监狱当中。

李时雨利用职务之便，了解到跟冯骥有关的卷宗所在地点，后略施小计将这些卷宗偷走。

另外，李时雨暗中和主审冯骥案子的法官打了招呼，谎称冯骥是自己朋友的亲戚，因被人陷害而入狱，希望他能够给“把握”一下。

之后，李时雨以视察监狱为由，在检查监狱时暗中递给冯骥一张纸条。

很快，冯骥便被带到了法庭上。

心领神会的主审法官便以跟冯骥有关的卷宗丢失为借口，为冯骥开脱，使冯骥难以被定罪，最终被国民党当局无罪释放。

1940年3月下旬，汪伪政府在南京成立，大汉奸汪精卫担任汪伪政府的主席，陈公博担任汪伪政府下属的立法院院长兼上海市市长。

而此时的李时雨也被我党委派到南京，打入汪伪政府内部，再次执行潜伏工作。

李时雨凭借着多年的工作经验，给人一种成熟、老练、年轻有魅力的印象。就这样，李时雨被安排到陈公博手下当差。

陈公博对李时雨印象很好，认为李时雨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1940年8月，李时雨被任命为上海保安司令部秘书处长。这一职务对李时雨潜伏工作的展开十分有利，很快李时雨便利用职务之便将汪伪政府的组织架构、主要行动迅速摸清，并将这些情况第一时间汇报给了党组织。

李时雨在汪伪政府卧底期间，搜集到大量有价值的情报，这对我党对汪伪政府的斗争起到了关键作用，使我党可在适当时刻对汪伪政府的真实情况进行披露，使中国人民看清汪伪政府的丑恶嘴脸。

而李时雨之所以能搜集到很多重要的情报，不仅仅来源于他高超的情报搜集能力，更来源于他在汪伪政府内的平步青云。

作为顶头上司的陈公博，他十分看好李时雨，而李时雨的种种表现也似乎在和陈公博的看法遥相呼应。

1942年5月，李时雨再次升迁，这一次他被任命为保安司令部军法处长兼任汪伪清乡委员会第四处处长，同时被授予了少将军衔。

李时雨在上任后秉公执法，这令陈公博大喜，认为自己没看错人，为自己提出的“廉洁政治”争光。

7个月之后，李时雨获悉了汪伪政府和日军司令部制定了1943年春季的“清乡”计划，他再次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和陈公博对他的信任，将这份计划偷拍下来，并迅速地传给了上级。

好在这份情报送来得非常及时，党中央当机立断，作出了周密部署，使清乡计划中涉及到的新四军提前作出了反应，挫败了日军和汪伪政府的阴谋。同时为了反击敌人，我党还制定出反“清乡”的计划，给予敌人迎头痛击。

随着汪伪政权的势力不断扩张，使距离南京不远的上海市成了汪伪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也使我党对上海方面的情报引起了高度的重视。

鉴于李时雨之前提供了大量的有价值的情报，党中央决定委派李时雨作为上海的特派员，同时派遣专人赴上海协助李时雨建立情报中转站。

1943年4月，李时雨和延安方面派来的同志成功地接上了头，我党在上海建立的情报中转站也宣告成立。

就这样，在李时雨等人的努力下，一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这个情报中转站为我党同日本侵略者进行抗争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发表《终战诏书》，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自此，中华民族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以中国的完全胜利而宣告结束。

正如文章开头所说，这天，时任军统上海站军法处处长的沈维翰，从被逮捕的一名汉奸口供得知，此时的军统上海站的上校组长——李时雨竟是共产党打入军统的卧底！

沈维翰立即给戴笠发去密电，请求立即对李时雨进行逮捕，与此同时也开始秘密制定抓捕计划。

那么，抗战胜利后，曾在汪伪政权中任职的李时雨，是怎么摇身一变成为军统上海站的一名军官呢？这个沈维翰又是何许人也？

说到这个沈维翰，是个喜欢打击报复的十足小人，他一直与李时雨的顶头上司余祥琴因争名夺利而导致不合，一直想取而代之，但却苦于没有合适的机会。

但小人终究是小人，在抗战胜利后，沈维翰奉上峰命令，对抓获的一名汉奸进行审讯。就在看到这名汉奸指认李时雨的口供时，沈维翰便心生一计。

沈维翰打算向戴笠请示逮捕李时雨，一来可以给余祥琴狠狠地上一次眼药，令其颜面扫地；二来自己也立下了大功，在戴笠面前显露出自己的工作能力，为日后的晋升埋下伏笔。

然而，就在沈维翰憧憬着自己的请示被戴笠肯定，以及余祥琴颜面扫地的样子时，戴笠给沈维翰发来了回电。

在看到戴笠的回电后，沈维翰当时心灰意冷，显然他的梦想破灭了。

因为在给沈维翰的电文中，戴笠只说了6个字，就让沈维翰不得不暂时放弃了逮捕李时雨的计划：“不可能，不同意。”

事情还要从1945年8月下旬说起，当时日本刚刚宣布投降后不久，国民党当局忙于接管上海，大肆接收日本占领上海期间留下的各种遗产。

这时，余祥琴找到了李时雨，对方声称可将李时雨及其部下收编到军统中做事。

然而，余祥琴却并不知道李时雨中共党员的身份，只知道李时雨在曾经的汪伪政府中身居要职。

李时雨也向余祥琴表达了自己的疑惑：自己身为前汪伪政府的工作人员，怎么可能到军统中工作呢？

余祥琴的回答给李时雨吃了颗定心丸，对方表示，李可以作为军统安插在汉奸陈公博身边的特工，完成党国交给的“神圣使命”。

李时雨认为事关重大，必须要请示党组织再做决定。

请示了上级后，上级认为在这个时候打入军统，对我党日后的情报收集工作十分有利，这样便可以及时了解军统方面的动向，以免使我党陷入不利局面。

在得到上级的肯定答复后，李时雨找到余祥琴，表示愿意加入军统。

1945年9月24日，时任军统局局长的戴笠在上海主持召开了“上海办事处纪念周会”，李时雨等人也受邀参加了会议。

在会上，戴笠主动提出：“谁是李时雨？”

李时雨心中大惊，心想戴笠怎么会知道自己的存在，居然在会上直接点到自己的名字，但李时雨并未把这些心理活动表现出来，而是平静地报出了自己的名号。

在见到李时雨后，戴笠对李时雨的工作表现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与赞扬，认为他为国民党在同汪伪政府对抗时做了卓越的贡献。

显然，这少不了余祥琴在戴笠面前对李时雨的美言。

深谙为官之道的李时雨立即答道：“这是戴老板领导有方”。

此番话令戴笠心花怒放，对李时雨的印象也更好了。

有了戴笠和余祥琴的背书，李时雨在军统内如鱼得水，潜伏工作也得以顺利地展开。

很快，刚刚加入军统的李时雨便被任命为军统上海站二站社会组上校组长，余祥琴作为二站站长，余是李的直接领导。

此时的李时雨，凭借着在汪伪政府进行潜伏工作的经验，将在军统局上海站接触到的大量机密及时地发送给了党组织。

在李时雨提供的大量情报的帮助下，使我党对国民党军队接下来的动向、部队的番号、人数以及指挥官等重要情况了如指掌。

然而，很快李时雨便成为了军统怀疑的对象，幸运的是，受到调查的李时雨却多次因戴笠的庇护而幸免于难。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1946年3月17日，戴笠因飞机失事而不幸撒手人寰。

失去了这棵背靠的大树，危险也离李时雨越来越近。

正如前文所说，戴笠的6字回复，让沈维翰只好暂时作罢。

然而，在戴笠逝世后，无所顾忌的沈维翰便直接下令将李时雨逮捕。

1946年11月，被捕后的李时雨被关押在上海的军统看守处，军统特务对其进行了严刑拷打，逼问其过去的经历。

李时雨并没有忘记自己的誓言，他凭借着强大的意志力，在信仰的支撑下，扛过了一波又一波的严刑拷打。

军统方面由于得不到李时雨任何的口供，加之有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证据，只好暂时作罢，但并未将其释放，而是继续关押在监狱中。

后来，在余祥琴等人的疏通之下，李时雨终于被保释，恢复了自由，也终于和上级党组织接上了头。

在党组织的安排下，李时雨以申汇企业公司副总经理的身份作为掩护，继续从事潜伏工作。然而，仅仅过了2个月，国民党特务再次盯上了他，为保护李时雨的安全，党组织决定让李时雨撤退。

得知刘少奇要接见自己时，李时雨激动万分，他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迫不及待地换上了心爱的解放军军装。

刘少奇在见到李时雨后，也是激动不已，认为李时雨功不可没。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李时雨从事起了自己的老本行，在中共中央社会部情报总署以及军委联络部工作，一直到1982年离休。

1999年12月28日，在21世纪来临之际，李时雨在北京不幸逝世，享年9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