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毛主席逝世,李敏看过守灵名单后提醒:我有个哥哥还活着
1976年9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中华民族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在首都北京逝世,举国哀悼。
中央迅速成立了治丧委员会,拟定好了守灵名单,安排家属为毛主席守灵。
毛主席的女儿李敏接过守灵名单,仔细查看后,却提出名单上还少了一个人。
守灵名单上的人都是治丧委员会在全国精挑细选出来的、跟毛主席关系最为亲近的人,工作人员马上向李敏询问,李敏回道:“我有个哥哥还活着,他叫贺麓成。”
可是众所周知,毛主席只有两个儿子,长子毛岸英已经牺牲在朝鲜战场上,目前只有次子毛岸青还健在,李敏又怎么会凭空多出来一个哥哥?若贺麓成真的是李敏的哥哥,他又为什么没有姓“毛”,而姓了“贺”?而贺麓成既然活着,又为何要把身份隐藏,不让世人所知晓?
1934年12月的一天,毛主席的弟弟、时任中央苏区分局委员和红军独立师师长的毛泽覃,接到了中共中央交付的任务,在中共中央机关和红一方面军主力离开中央根据地后,率领红军游击队转战闽赣边界。
这时候,毛泽覃的妻子贺怡已经怀有身孕,不方便跟随部队行动,毛泽覃便把贺怡安排去赣州做地下工作。
临别时刻,二人依依不舍,双手紧紧握在一起,贺怡眼含热泪,千言万语,欲说还休,最后喃喃道:“泽覃,以后一定要多保重。”
毛泽覃深情地凝望着妻子:“贺怡,以后父母和孩子就托付给你了,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一定要坚持住……”
贺怡的船慢慢远去,毛泽覃站着岸边凝望着远方,他知道此去凶多吉少,他也清醒地认识到这革命斗争的严峻,他只能暂时把儿女情长搁置,把对贺怡的爱深深埋在心里。
可是谁能料到,毛泽覃与贺怡码头一别,竟是永别。
1935年2月,贺怡在赣州生下了一个男孩,按照辈分给他取名“毛岸成”,那时,他们一家人的生活条件极为艰苦,白色恐怖笼罩全国,贺怡和母亲每天只能上山砍柴来维持生计,冒着被搜捕的风险做地下斗争,只为早日能够与毛泽覃相见。
可是,1935年4月26日,毛泽覃在瑞金突围时,被叛徒出卖,小腿中弹,为掩护队友,他一个人留下来断后,身中数弹,不幸牺牲。
一个月后,交通员王贤把这个悲痛的消息带给了贺怡,贺怡只觉一阵晴天霹雳,往事一幕幕尽数在脑海中浮现,泪水顺着脸颊流淌而下。
可是贺怡是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毛泽覃的牺牲,只会让她愈挫愈勇,望着还在襁褓中的孩子,她擦干眼泪,化悲痛为力量,继续投身到革命斗争中去。
然而不把共产党人除掉,蒋介石便不会安心,在当时的社会上,“毛”姓会暴露身份,给自己带来许多麻烦,而贺怡常年往返在广东和江西等地,对毛岸成无暇照顾,为了保护毛岸成,她便给毛岸成改了个新名字——
贺麓成。
“贺”是母姓,“麓”代表湖南长沙岳麓山,“成”取革命必定成功之意。
之后,贺怡把贺麓成送到了西县花汀的一个地主贺调元家中寄养,贺麓成打从记事起,就对父母和自己的身世一无所知,他只记得爷爷贺调元经常接到不同地方的来信,这些信件都会被秘密存放起来,等到大一些,贺麓成才从家人的只言片语中知道那些信都是母亲贺怡寄过来的。
那几年里,贺怡在外同国民党反动派和日寇做着艰苦斗争,母子连心,她也从来没忘记过远在江西的儿子,时常通过地下工作者打听儿子的情况。
西安事变之后,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关系稍微有所缓和,贺怡便时常寄送一些物资、银元补贴家用,弥补她对小麓成的亏欠。
弟弟的去世同样也让毛泽东备受打击,对贺麓成这个侄子,他非常关心,曾经给贺怡写过信,希望她能够照顾好自己,照顾好孩子,还随信赠送给了贺怡一支鹿茸,这支鹿茸几经辗转,最后交到了江西老家的贺麓成手里。
从1935年毛泽覃去世,贺怡便离开了贺麓成在外战斗。
14年之后,1949年8月,全国解放形势一片大好,江西永新也解放了,贺麓成和其他的小伙伴一同在村口迎接解放军。
几天后,一辆吉普车在花汀村口慢慢停下,车上下来一位穿着时髦的翻领、束腰带的列宁装的中年妇女,家里人告诉贺麓成:“你妈妈来接你了。”
直到这时,贺麓成才确定了自己的身世。
这位中年妇女就是贺怡同志,母子二人14年未见,如今的贺麓成已经长成了一个半大小伙,颇有当年毛泽覃的影子,贺麓成既兴奋又紧张,面对这个曾经无数次出现在自己梦里的亲生母亲,他一时也不知如何面对。
贺调元闻讯赶来,急忙向贺麓成说道:“她就是你朝思暮想的亲生母亲啊。”
说到这,贺麓成“哇”地一声扑到贺怡怀里,十几年的委屈化作泪水倾泻而出。
那几天里,贺怡挽着贺麓成的手,仔细地向他讲述了父亲毛泽覃的故事,贺麓成这才知道,原来父亲是毛主席的亲弟弟,而自己就是毛主席的亲侄子。
贺怡和儿子贺麓成团聚了,可是贺怡的姐姐贺子珍却一直没有找到失散多年的儿子“毛毛”,贺子珍思念成疾,整日郁郁寡欢。
贺怡便自告奋勇,主动提出带着贺麓成一同去赣南、粤北找“小毛毛”。
可是,麻绳专挑细处断,厄运总缠苦命人。贺怡和贺麓成日夜兼程,多方寻找还是没有找到毛毛的下落,在驱车返回吉安的途中,他们驾驶的吉普车发生车祸,贺怡伤势过重,不幸遇难,贺麓成被甩出车外,腿骨骨折,所幸没有伤及性命。
这对苦命的母子一别14年,只相聚了短短的三个月,就阴阳两隔。
贺怡去世的消息很快传到上海,当时陈毅担任了上海市市长,安排贺子珍担任了中共虹口区委组织部长。
贺子珍听到贺怡去世消息后万分悲痛,妹妹是为自己而死,她十分惭愧,当即把贺麓成接到了自己的身边疗伤、抚养。
医生用X光照射之后,贺子珍惊讶地发现,贺麓成的腿已经断成了三截,他一直在强撑着。
贺子珍联系了医生,为贺麓成开刀接骨,在手术时,这个十四岁的少年,从头到尾一声不吭,咬着牙挺了过去。
自从来到上海后,贺麓成的命运开始发生转变,“斗大字不识一筐”的农村娃进了城,摇身一变成了“主席侄子”,贺子珍还给他安排在了上海西南郊的上海中学读书,接受当时国内最先进的教育。
不过,在生活中,贺子珍时常教育贺麓成:“不要背父辈的牌子,不要以为自己父亲是毛泽覃而自傲,要像普通人家的孩子一样,在别人面前,不要讲述自己的身份,要虚心学习,努力做出对党、对人民有意义的事情。”
贺麓成的舅舅贺敏学在上海担任防空军司令员,他也时常告诫贺麓成:“你既姓毛,也姓贺,我们贺家都是革命军人和革命干部,现在缺的就是教授和知识分子,你要专心学习,投身到国家的建设当中去。”
刚到上海的贺麓成,因穿着朴素、讲着一口浓重的江西土话而被同学嘲笑“土包子”,贺麓成一直谨记姨母的教诲,从来没有借毛家人的身份来抬高自己,他一声不吭,潜心学习,就连放假也关上门在屋内做功课。
由于姨母贺子珍和舅舅贺敏学都在上海工作,家里客人很多,人来人往,很是喧闹,贺麓成便找了一间储藏室,把自己关了进去,全身心扑在书卷上。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了一个学期的努力,贺麓成终于从吊车尾上升到班级前几名。
1952年,贺麓成中学毕业,贺子珍问他是想要工作还是继续读大学,贺麓成果断地回答道:“我要学技术,为祖国将来的电气化建设服务。”
当年,贺麓成就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上海交通大学,受舅舅影响,他最终选择了电气化专业,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进入大学之后,贺麓成学习更加刻苦,一旦学习便忘乎所以,他从来不重视吃穿,也从来没向家里要过一分钱,仅靠着国家每月发的22元补助金来维持生活,可是就是这22块钱,贺麓成也不舍得花,自从来到上海之后,他便对老家那些曾经照顾过自己的亲戚念念不忘,于是他便每月从22块钱中省下5元寄到江西老家去。
1956年,贺麓成大学毕业,他又考取了留苏研究生,在贺麓成去往北京留苏研究生部报到之前,贺子珍特地为他送行,嘱咐他道:“麓成,去到苏联后要照顾好自己,你是我们家的骄傲!”
1956年10月8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该研究院成立的主要目的是在全国选拔一批政治能力强、掌握核心科技的专业型技术人才,参与到火箭和导弹的研发当中。
当时,由于中苏关系恶化,贺麓成没能出国留学,组织上便选拔贺麓成到第五研究院,参与地对地导弹的设计、研发工作。
1961年,他成了我国第一批导弹工程师,在那些日子里,由于缺乏关键性的中文技术资料,贺麓成便埋头翻译苏联留下来的文献资料,总共翻译了大约100万字的导弹技术资料,拟制了十几本书的图纸,几年之后,贺麓成成了研究单位的骨干。
1964年6月26日,在西北戈壁滩上,我国第一颗自主研发、自己制造的中近程导弹成功发射,这背后离不开贺麓成的努力。
在我国导弹自行设计期间,缺乏相关理论技术指导,硬件设施配套不齐全,研发工作举步维艰。
当时我国还没有微型计算机,每当遇到复杂的计算步骤时,研究院的专家们便一拥而上,用算盘、纸和笔来一步一步地计算数据。
这时,专家们又碰到一条“拦路虎”,由于工业基础差,我国生产的加工设备制造出的精密部件误差较大,如果按照常规的办法来制造,那生产出来的导弹部件将非常笨重。
就在研究院的专家们一筹莫展时,贺麓成与同事王太楚经过一番探索,在原先控制系统的线路上进行设计组合,找到了一个既省钱又简便的两全其美的方案。
经过研讨之后,专家们把贺麓成提出的方案应用到导弹控制系统中,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再后来,他们又把这套方案应用到核武器和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中,同样也取得了成功。
一时的成功并没有让贺麓成满足,他说过:“我是一名科研工作者,作为一名科研工作者,就应当全身心投入到科研中去!”
在1994年召开的数理统计会议上,贺麓成是发表论文最多的一个专家,总共发表了四篇论文,而他所写的《逼近多项式滤波及其截断误差》一文,解决了困扰美国统计专家多年的截断误差统一解析表达式问题,大大缩短了工作量,这篇论文获得了与会专家的认可,贺麓成也获得了他们的一致好评。
科学技术日新月异,贺麓成也没有止步不前,在原先地对地导弹的基础上,他不断改进技术,不断提升自己,还参与了洲际导弹、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发和制造工作,为我国的国防事业呕心沥血。
从上学时起,贺麓成便从未向身边的人公布过自己的身份,每当填表时,在父母一栏只写“亡故”,并不写毛泽覃和贺怡的名字,尽管是毛主席的亲侄子,可是他却从来没想过要利用这一层关系,他说;“填上我父母的名字后,借这层关系,我就有可能脱离群众,也有可能为难组织,何必要这样做呢?”
毛主席对这个侄子念念不忘,经常对他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但他也知道贺麓成不愿意公开身份,便没有过多介入他的生活。
1959年8月29日,毛主席的女儿李敏结婚,他对李敏说:“你还有个哥哥在北京,他叫贺麓成,应该邀请他来参加你的婚礼。”
从这时起,李敏才知道自己的叔叔毛泽覃还有个儿子,他的名字叫贺麓成。
李敏在北京多方打听,到处询问,甚至还给相关军事部门打电话,可是还是没有找到贺麓成的下落。
李敏不知道,在这段时间里,贺麓成不问世事,整日在宿舍和研究院两点一线间工作,他整日深居简出,居住的房子不过20平方米,一住就是20年,住房标准只相当于部队营级干部,由于房屋老旧,弄不到煤气,贺麓成只能跟邻居借一些煤炭做饭,草草对付几口就上班去了。
在单位里,时间久了,与贺麓成朝夕相处的同事们对他的身世之谜也产生了兴趣。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去世,智治丧委员会拟定了守灵名单,李敏看到后要求在名单上加上哥哥贺麓成,直到这时候,包括贺麓成的同事在内的人们,才知道贺麓成是烈士毛泽覃的儿子,是国家领袖毛主席的亲侄子。
同事们知道了贺麓成的真实身份后,大吃一惊,跟他开玩笑说:“贺麓成你隐藏了这么多年,有这么大的一块招牌,也不跟毛主席去沾沾光,还把自己弄得跟普通老百姓一样,搞得我们都稀里糊涂的。”
贺麓成笑着回答道:“毛主席是毛主席,我是我,我不应该去沾这个光,我虽然是毛泽覃的儿子,是毛主席的侄子,但我更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人民,这也是我的理想。”
由于身体原因,晚年的贺麓成不得不退出武器装备设计制造领域,从国防科研岗位上退了下来,他也从一个兵变成了一个普通人。
可是,退伍不褪色,他转而投身到中国绿色经济联盟工程建设中,贺麓成有一句口头禅:“绿色经济要以生态经济为基础,以知识经济为主导,绿色经济是一场经济带动的伟大革命,能够让人类步入与自然和谐统一生存的绿色文明时代。”
后来,他又出任了中国绿色经济联盟工程顾问,实现了从“导弹专家”向“绿色经济专家”,从“武”到“文”的转型,振兴了我国的“绿色经济”,优化了“绿色经济结构”,为经济和生态文明的发展倾注了心血,又一次践行了自己的信念和使命。
贺麓成常说,自己很喜欢哥哥毛岸英说过的一句话:“新中国之所以不同于旧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同于国民党,毛泽东的家人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的家人,原因就在于此,过去那个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如今,靠自己的劳动才能吃饭的时代已经到来。”
1981年,国防部开始评定职称,鉴于贺麓成为我国导弹、卫星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他成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系统里第一个评上高级职称的人,编号“001”。
退休后的贺麓成,乐于安享晚年,为了纪念大伯毛泽东和父亲毛泽覃,他将儿女又恢复了“毛”姓,他的子女们也接过了毛泽覃和贺怡的革命火把,继承了先辈的志愿,沿着家人前辈的足迹,继续披荆斩棘,为中国的发展开辟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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