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男子在清理废旧物品时，发现一张帖子，3年后成镇馆之宝

1972年，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万育仁正在清理一个旧竹筐中的废旧物品，突然，一件文物引起了万育仁的注意。

他仔细一看，是一张字帖，再一看作品上的内容，他乐了，原来这是一张因为肚子疼所以写给老友的“假条”。

随后他请专家来鉴定这张“假条”是否有价值，但都得到了不确定的答案。

他不甘心，将其收起来珍藏三年。

三年后，万育仁再次拿出了这件文物请专家鉴赏，这一次，这件原来并不起眼的“请假条”，居然成为了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这件文物到底是什么？它又经历了怎样的传奇故事呢？

1966年，全国掀起了一场运动，这场运动使得很多文物从收藏家手中重见天日。

这期间就有上海市静安区的一个收藏家收藏的文物。

他家里满柜的藏品，被塞进了麻袋，抛上了卡车，然后全放进了市文物图书清理小组的文物仓库里。

然而因为某些原因，众多的文物，在这个昏暗的仓库里，一待就是三年，落满灰尘，无人问津。

1969年突然有人想起，还有无数的文物在仓库里需要妥善的保管。

可是，那么多的文物，价值也不等，如果全部进行保护，根本没有那么多的人力和物力。

很快，市文物清理小组接到“指示”，要紧急处理这些文物。

上级决定，将几百万件文物中的一级文物全部挑选出来，移交给上海博物馆。

如果不够档次的，就作价处理给上海工艺品进出口公司，换取外汇。

当几百万件文物被一一鉴定的时候，有张字帖，被认为是赝品，捆入作价处理品类中，等待着处理。

然而庆幸的是，这张字帖直到3年后才被处理。

1972年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海关出口文物鉴定组，要对这些价值不高的文物再一次进行复审，以免错失珍品。也就是这一次复审，发现了一张关于肚子疼的条子。

当时进行复审的工作人员，有一位是万育仁先生。他在十五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接触文物了。

小小年纪的万育仁，跟着当时上海著名的收藏家孙伯渊，在苏州集宝斋碑帖店学习。

在解放前的二十年中，他经手装裱的碑帖、字画，不计其数。有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再加上他本人的悟性高，就炼就了一副好眼力。

50年代以后，万育仁经过别人的介绍，参加了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上海博物馆的工作，专门从事书画鉴定、传拓等工作。

在众多的复审物品中，一件被丢弃在废旧竹筐中的又硬又黄的旧书画帖引起了万育仁的注意。

他轻轻地拂去了这幅字帖上的灰尘，仔细地研究了起来。

刚打开，他就在字帖的一端发现了宋徽宗金书“晋王羲之‘上虞帖’”的绢签，在绢签的下角还有许多印章的痕迹。

有朱文双龙圆形骑缝印、有“御书”葫芦骑缝印、有“政和”、“宣和”骑缝印、拖尾中间还押着“内府图书之印”朱文大印等等。

再打开内页，只见五十多个字，七行草书，随意洒脱、轻松自然、不拘小节。

上面的内容主要是回答来见友人的：“得书知问。吾夜来腹痛，不堪见卿，甚恨！”

原来是因为拉肚子不能与友人见面，导致心情不愉快啊。

万育仁一边想，一边接着读。

“想行复来。修龄来经日，今在上虞，月末当去。重熙旦便西，与别，不可言。”

读完之后，万育仁大惊，难道这张黄纸本就是东晋王羲之的《上虞帖》？

《上虞帖》还有一个名字，叫《夜来腹痛帖》，是王羲之因为肚子疼而没有能得见朋友一面，而写的一封回信。

帖中提到的三个人，一个是修龄，也就是王胡之，是王羲之从兄弟；一个是重熙，是王羲之妻弟，那个叫“安”的好友，就是鼎鼎大名的谢安。

据记载，这幅《上虞帖》收刻于《淳化阁帖》、《澄清堂帖》、《大观帖》等刻帖中，明·詹景凤《东图玄览》、清·安岐《墨缘汇观》也有著录。

万育仁也依稀记得，他曾经看过《东图玄览》和《墨缘汇观》，里面确实提到过这幅字卷。不过这么多年以来，他都再没有见过关于这幅字卷的一丝信息。

万育仁断定，这幅字卷绝对是真迹，不能就这么随便处理了。但他人微言轻，无法说服他人。

于是，他决定请有关专家再次进行研究鉴定。

可是，这件事情并不容易。因为当时的一代文物大师徐森玉、谢稚柳等人，都因某些原因，无法参加鉴定。

而其他的人，有的人认为是摹本，有的人觉得“吃不准”，不敢轻易下决定。万般无奈之下，万育仁只好私自将它再一次搁置起来，这一搁置，又是三年。

1975年，沈之瑜馆长复职。万育仁知道时机到了，于是他敲开了馆长办公室的门，递上了这幅《上虞帖》。

万育仁向沈之瑜讲述了发现这件文物的始末，并对他说道：“沈馆长，这件文物的价值不可估计，请您一定要重新组织有关专家再次进行研究和鉴定。”

沈之瑜点了点头：“你说得没错，如果这是真品，那将会是十分珍贵的。我会立刻组织专家进行研究，如果上海的专家下不了结论的话，那就送到北京，请北京的专家鉴定。”

听了沈之瑜的话，压在万育仁心头多年的石头终于放下了。就在这时，他又收到了一个让他兴奋的好消息。

文物鉴赏大师谢稚柳也可以来鉴定了。这下可太好了，这件文物的真实身份，有更大的机会解开了。

很快，沈馆长就亲自安排人，把《上虞帖》送至谢稚柳的家里，请他进行进一步的鉴定。

谢稚柳刚一看到这一张古貌的字卷，眼睛就立刻亮了起来。他迅速地做好准备工作，开始对字卷仔细地研磨。

首先是对字体的判断。谢稚柳发现，这些字，在笔法上都是以节奏和运行速度来充实线条内涵，而不是靠运笔轻重和提按变化来丰富线条内容。

除此之外，这些字体看来给人一种非常有“张力”的感觉，因为所有的字体在结构上非常强调开合变化，收放自如，所以字形构架能够呈现出此种效果。

而且，帖中的文字大多都使用中锋运笔，字体十分流畅，丰肌秀骨；体势超逸优游，灵动绰约。

经过初步断定，谢稚柳推测，这个并不是王羲之的真迹，而应该是唐朝的摹本。

不过当时，谢稚柳还不能完全确定，因为还有一处模糊不清的印记，需要他仔细辨别。

为了仔细研究这枚印章，谢稚柳提出再给他十天时间，让他再次进行研究。

经过仔细观看，再经过上海博物馆科学实验室软X光的透拍，谢稚柳发现，这出模糊不清的印章是“内合同印”朱文方印。

这一发现让谢稚柳惊喜不已，因为这个印章以及另一枚“集贤院御书印”都是南唐时代的内府收藏印记。在这之前，谢稚柳也只是在书籍上见过，并没有在书画作品上见过。

有了这两枚印记并存，这次终于可以确定，这幅作品的临摹时间应该是唐代。

为了谨慎起见，谢稚柳再一次查阅了许多文献，还比照了《淳化阁帖》的摹本，对比了贴文的内容、流传经过以及两幅帖子之间的关系。

谢稚柳终于确定，这幅《上虞帖》是唐代的钩摹本，而且，它还是《淳化阁帖》据以摹刻的祖本。

终于得出结论了，谢稚柳兴奋地向大家宣告这一消息。他还说：“上海居然也有这么好的东西，这下我们馆内王羲之王献之都有了。”

谢稚柳认为，虽然这幅是唐朝的摹本，但是也应该当做真迹来看。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王羲之的书法作品虽然珍贵，但是经过了一千六百多年，能够留下来的王羲之的真迹，已经寥若星辰。而现在存世的许多王羲之作品，大多都是唐人的钩摹之本。

不过因为唐朝与晋代相隔时间较短，许多钩摹得都十分逼真，所以仍然被视为“下真迹一等”的稀世珍品。

据谢稚柳介绍，最早的时候，这幅作品都是被收藏在南唐、北宋、元、明等朝廷内库的，只有皇家可以观赏。

清初，它流入民间，被大收藏家梁清标收藏，之后又辗转到收藏家程定夷手中，后来就不知所踪了。没想到，经过颠沛流离，它再一次出现在世人面前。

很快，谢稚柳的研究成果公诸于世，国内外的文博界、书画界顿时一片哗然，大家都想早日见到这幅作品的真容。

不久后，装裱大师严桂荣对这幅帖子进行了修复。他使用了“火烧法”古书画装裱与修复方式，终于将深褐色并且已经有18处损坏，纸本还有破碎的摹本，重新恢复了它原来的样子。

从此以后，这幅王羲之《上虞帖》唐摹本，再也不用经受流离之苦。它安安静静地躺在上海博物馆内，作为镇馆之宝，供世人欣赏。

这幅字帖，历经了千百年的沧桑，却没有被历史的尘埃湮没。今天的我们依旧能够看到它的样子，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

老人说“古物有灵”，但真正的灵，正是像沈之瑜、万育仁、谢稚柳等无数文物工作者，对国家文物事业的高度责任感，以及刻在他们内心的保护文物的使命感，才得以使无数的文物躲过各种劫难。

正是有了他们的保护，无数文物才能继续传承着我们数千年的文化，直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