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杨虎城之子当众向周总理提意见：有件事我一直不甘心

1961年，在纪念“西安事变”25周年的会议上，杨虎城的长子杨拯民向周总理表达了自己的“不甘心”。

杨拯民的不甘心，与父亲参与的那场举世震惊的西安事变有关，也与蒋介石后来推出的那本所谓的日记——《西安半月记》有关。

杨拯民知道寻求真相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他更担心，“再过若干年有些人不在了就没办法整理了”。

周总理很重视他的提议，于是决定开始处理这件事。

那么，杨拯民的不甘心是因为什么？周总理听完杨拯民的提议后，又是如何处理这件事的？

众所周知，蒋介石喜欢写日记，坚持写了57年。他写的日记有两种，一种是给别人看的，一种是给自己看的。

《西安半月记》就是一本写给别人看的日记。

这本日记记载了蒋介石因“西安事变”被囚禁在西安半个月经历的一些事情，但是这本日记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不是蒋介石写的。

国共合作抗日达成，“西安事变”结束，但在蒋介石心里这一切都还没结束。

面对这件给自己带来很大耻辱的事件，蒋介石决定掩盖事实，利用舆论，让大众指责张学良、杨虎城二人的不臣之心。

为了让大众相信自己写的是实情，蒋介石专门找来了非常擅长写文章的陈布雷。

陈布雷是国民党在文化舆论宣传领域的“总参谋长”，他的文笔一向能满足蒋介石的需求。

据陈布雷回忆，当时蒋介石向他提出3个重点要求：

“把事变经过写清楚”，必须要让大众知道张、杨囚禁他的真实目的是犯上篡权，为了夺取他在国民党里的军政大权才发动事变的；着重写他在“西安事变”中是如何度过的，还有他不顾生命危险，坚持规劝张、杨赶紧纠正错误，加入抗日；表明他是在上帝的保佑下才化险为夷的。

作为蒋介石御用的笔杆子，陈布雷接到任务后也犯难了，因为他对“西安事变”已经知道得一清二楚了。

当时陈布雷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副秘书长，还在蒋介石的侍从室工作，负责宣传方面的工作，能够接触到好多最新消息，大事知道，小事他也知道，他甚至知道蒋介石在逃跑的时候忘记把假牙带上了。

陈布雷个人认为如果不是蒋介石一直坚持不肯抗日，还安排杨虎城去攻打陕北的红军，张、杨也不可能发动军事政变。

另外，写出来的内容万一没有达到蒋介石的要求，有可能还会把命搭进去，因此，陈布雷认为这回帮蒋介石写日记是一件非常艰难的工作。

思虑再三，他决定不接手这个烫手山芋，以“当时不在西安，不了解事情经过”为由，建议蒋介石去找事变相关亲历者来写，这样也可以让大众信服。

别人写，蒋介石不放心，再者，蒋介石本就没打算真的把那些天的经历写下来，因此陈布雷在不在案发现场不是问题，于是告诉陈布雷，“你只要按照我的要求写就行了。”

外界知道蒋介石有个写日记的习惯，陈布雷决定以日记的形式来写，这样对外公开的时候，至少可以减少外界怀疑内容的真实性。

经过两个月的努力，陈布雷终于帮蒋介石完成了《西安半月记》。

蒋介石看完之后，又做了一些调整之后，把定稿后的《西安半月记》出版，首先在国民党内部发放。

一方面是为了“洗白”自己，另一方面也想借此震慑一下国民党内部那些掌握军权的将领们，跟他蒋介石对着干，是不会有好结局的。

之后，《西安半月记》在社会上广泛流传，由此，社会上才开始出现了一些人质疑张学良、杨虎城到底是不是抗日爱国将领？他们发动“西安事变”真是为了国家？

蒋介石在书中表达了自己有抗日的愿望，而张学良和杨虎城却误解了自己的“拳拳救国之心”，居然以下犯上，以权谋私，直接把他囚禁起来了。

后来，他把自己带来与抗日有关的材料拿给张、杨看，之后又与二人多次进行谈话，两人才加入到抗日队伍中来。

为了增加事情的真实性，还特别写了12月14日夜里，他和张学良再次见面的场景。张学良接受他的批评教育之后，顿时泪流满面，表达歉意。

对于事变和平解决，书中描述是这样写的，在他的教化启发之下，张、杨二人浪子回头，悔恨发动军事政变，改过自新，决定跟着他一起抗日，因此才选择放了他。

这本书不仅“污蔑”张、杨二人，同时书中还多次给中共扣上“匪”的污名。

他认为张、杨二人固然可恨，但是他们也是被教唆的，二人鬼迷心窍站在了中共立场上，导致他辛辛苦苦“八年剿匪之功”堕于一旦。

既然书中有这么多胡编乱造的事情，为什么还会有人相信呢？

那是因为蒋介石特别会演戏。

事变和平解决之后，蒋介石首先把张学良送上军事法庭，交由大家认为比较公正的军事法庭处置，而事变的另一位当事人杨虎城，是从犯，蒋介石没有对他采取任何措施，去欧洲考察工作了。

于是，有人认为如果蒋介石不是真心抗日，没有博大的胸襟以及不以国民和民族的安危为己任，是不会如此“宽容”对待张、杨二人的。

后来的情况大家也都知道了，张学良被囚禁，杨虎城被杀害。

而负责写《西安半月记》的陈布雷选择了自杀，他曾给朋友的信中提到，自己当年帮蒋介石写日记是被逼无奈，甚至还明确了日记的内容都是按照蒋介石的要求来写的“不能用我的笔达我所言”。

国民党退居台湾后，曾有人在香港的一家报纸上公开发表文章，质疑蒋介石那本日记的真实性，蒋介石为了扭转不利于自己的舆论，于是逼迫张学良写文章。

那篇名为《西安事变忏悔录》的文章发表出来后，再次混淆了大家的认知。

因为蒋介石一次又一次强迫他人写文章为自己“洗白”，所以导致原本没有什么疑点的“西安事变”变成了舆论的焦点，导致事情真相变得扑朔迷离。

杨拯民作为杨虎城的长子，他认为事情已经过去25年了，不能再让蒋介石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扭曲事变的事实，应该向大众公布“西安事变”的真相，应该要还父亲一个公道。

杨拯民之所以为找周恩来商量这件事，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对周总理的信任。他曾在文章中写道，“总理对我来说，是领导，是监护人，亦是父执。”可见，周总理在他心目中的位置有多重要。

两人首次见面是在1937年，“西安事变”发生后不久，杨虎城被撤职留任，赋闲在家，同年4月份，周恩来总理专门前往西安拜访杨虎城。

当时还是一名中学生的杨拯民听说大名鼎鼎的周恩来同志来了，赶紧跑去客厅看看。

起初，杨拯民胆子小，没敢直接走上前去打招呼，而是悄悄地透过门缝看看周恩来究竟长什么模样。

没过多久，杨拯民就被父亲杨虎城发现了，喊他进去。

多年以后，杨拯民依然记得两人初次见面的场景，原本正襟危坐的周总理，见他进来之后，赶紧起身迎上他，跟他握手，做自我介绍。

之后，两人又交谈了一些其他的事情。

整个谈话过程很愉快，这次谈话给杨拯民带来了很深的感受，在他看来，周总理是一个伟大的人，他要向这样的人学习，甚至还想好了人生目标：到延安去，去投奔共产党，干革命！

两个月后，杨虎城被迫去欧洲考察，杨拯民的人生在此时开始发生了重大变化。

在父亲出国的前一天晚上，身为家中长子的杨拯民被父亲叫去房间，跟他交代了一些事情，让他做好弟弟妹妹的表率，要学着处理家里的事情，还特别嘱咐他不要虚度光阴，要努力进取，将来要为国家做贡献。

谨记父亲教诲的杨拯民除了不负父亲的嘱托，还时常思考一个问题：父亲什么时候可以回国？没有人告诉他一个具体的日期。

其实，身在国外的杨虎城在得知“七七事变”发生后，向蒋介石争取了好多次，终于在出国后的第五个月回国了。

回国之后，直接去了南昌，原本打算听从蒋介石派遣参加抗日，却被蒋介石下令秘密囚禁起来了。

几个月后，周总理得知此事后，安排党组织成员把杨拯民接到了延安，得到了大家的照顾。

他与周总理非常聊得来，没过多久直接称呼周总理称为“周叔叔”，把总理当作自己的亲人看待。

周总理除了关心杨拯民在生活起居方面的问题，还关注他的学习情况。

两人沟通之后，周总理安排他跟很多年轻人一起在抗大学习。抗大的授课老师都是我党作战经验丰富，学识渊博之人。

尤其是毛主席，在抗大讲课的时候，发现了杨拯民在军事方面的才能，有时候会刻意发掘他在这方面的能力。

在各位老师的帮助之下，杨拯民在抗大学习期间，综合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安顿好杨拯民之余，周恩来总理也一直试图通过各种方式联系上杨虎城，直至1949年重庆解放后，根据被抓特务交代，才确认了杨虎城在三个月前已经被杀了。

因当时国民党杀害了我党好多党员，还用强酸毁了他们的容貌。周恩来只好安排杨拯民前去认尸，终于在12月1日找到了杨虎城的遗体。

面对父亲、母亲、弟弟以及从未见过面的妹妹都被国民党杀害了，杨拯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沉浸在悲伤中走不出来，后来在周总理经常抽空跟他聊天，慢慢地，情况好转了。

杨拯民没有忘记父亲的叮嘱，要为国家做贡献。

当时，国家正值百废待兴之际，经过一番思考，他向组织表达了自己想去条件艰苦的甘肃玉门，到油矿上工作，后来成长为我国石油工业的第一代功臣。

在工作中，他牢记父亲的嘱咐，兢兢业业，不怕吃苦，但面对关于父亲的事情时，他不能容忍有人无端质疑，于是趁着1961年“西安事变”25周年纪念日之际，向周总理说出了自己的“不甘心”：

“有件事情我一直不甘心。现在西安事变的真相众说纷纭，我们应该把事实材料整理一下，将真相公布与众。”

周总理是看着杨拯民长大的，一直默默为国家做贡献，同时，他的父亲杨虎城还因事变被蒋介石囚禁、杀害，因此，于公于私，周总理认为都不能再耽搁下去了，赶紧召集讨论相关事宜。

会上，杨拯民首先发言，他向大家讲述造成外界歪曲“西安事变”的原因：

张学良写的文章。

张学良是“西安事变”的关键人物，他在蒋介石的逼迫下写了《西安事变反省录》，文章向外界讲述了很多以前大家不知道的细节，是真是假，有待考证。

毕竟文章是经过蒋介石的审核、批准后才能发出来，文章不可避免地成为蒋介石引导舆论走向的工具。

蒋介石的描述。

《西安半月记》对外宣传是蒋介石的日记，实际上是陈布雷帮蒋介石写的粉饰现实的文章。蒋介石通过贬低张、杨，来表达自己的高尚，因此这本日记没有可靠性。

国民党的说辞。

国民党在“西安事变”中占有话语权，他们是站在政党内部对这起事变做了定调，但是事变对我们的国家也有着深刻的影响，因此，我们如何对“西安事变”做出总结，不能参照国民党的那套说辞。

我们应该本着还原历史史实，正视历史的角度给“西安事变”定调。

陈布雷写的《西安半月记》不可信，但是他写的自传与日记中有些差别，因此，他在《陈布雷传》中对“西安事变”的听闻和看法，不能说全部都正确，但是还是具有一定可信度的。

为了让更多的人参与到这件事中来，杨拯民还特别强调，事情已经过去25年了，我们要还原历史真相，现在就要去做，如果现在不去做这件事，以后“有些当事人谢世了”，等到那时候，想追查历史也无从得知了。

的确，一些亲历者的离开和时间的拉长，“西安事变”在人们的印象中会越来越模糊，直至消失。

岁月不等人，事变的亲历者们年纪越来越大，有人已经逝去，有人还活着，但是对于事变的具体情况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淡化了。

周总理听完杨拯民的发言后，当即表示支持杨拯民的意见，并给出解决办法，“把相关部门和人员召集起来，组成一个小组，专门负责此事。”

在周总理的安排下，西安事变史料编写小组很快就成立了，分成九人小组和七人小组。

九人小组由时任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和林枫等人组成，七人小组由原国民党中将赵寿山等人组成。

调查小组通过整理大量材料、访问事变经历者，调查出当年事变的经过，把事变真相揭开给世人看，客观汇总相关的评价，还张、杨两位将军的清白，让他们的家人不再承受流言蜚语。

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停止内战，国共再次合作，此后，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起来了。

因此，张、杨二人是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劝谏蒋介石停止内战，与共产党一起共同抗日，而不是蒋介石编造的谋权篡位。

时过境迁，现在大家不再对事变产生质疑，感谢杨拯民积极参与此事，还要感谢周总理一直以来大力支持大家追查当年事变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