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张作霖被炸死于皇姑屯，日本首相田中义一痛哭：一切都完了

1928年6月3日1时15分，张作霖及其随行人员从北京前门东站出发归奉。

下午四时，专车抵达山海关，用晚餐时，张作霖还抱怨：“在火车上吃啥也不香，觉也睡不好。”没想到，这却成为了他最后的一顿晚餐...

6月4日凌晨，专车在驶离皇姑屯车站后，经过了老道口，随之便是三洞桥。

就在专车驶过三洞桥时，突然一声巨响、烟腾火窜，黑烟甚至飞扬到了两百公尺的上空。张作霖所乘的蔚蓝色钢铁车厢直接被炸成了两截。

张作霖并未当场毙命，只是由于伤势过重，当日上午9时仍不幸离世。从此，威名赫赫的军阀、人称“东北王”的张作霖就这样退出了历史舞台。

这就是由日本关东军制造的轰动国际的“皇姑屯事件”。

按理说，日军策划了这起爆炸事件，知道张作霖的死讯应该得意洋洋或者举杯庆祝才对，但当时，任日本首相的田中义一得知这个消息后，却流着眼泪给满铁总裁山本条太郎写信，道：“一切都完了。”

为什么田中义一会发出这样的感慨呢？

这一切都要从张作霖与日本方面的渊源说起。

1905年，日俄奉天会战后俄军北逃，日军进入新民府时，张作霖就以俄探的“罪名”被日军宪兵队逮捕。

宪兵队长觉得张作霖这个人生于草莽，却一路走到今天，说明他十分特别，有一番“本事”在身上。但张作霖在最初开战的时候就做了俄国的探子，为俄国传递了很多日本方面的情报，所以应该枪毙了，以绝后患。

时任新民屯军政署署长的井户川则认为张作霖是个有用的人物，要是能枪下留人，饶他不死，并且让他戴罪立功，对日本是有很大好处的。

于是，井户川第二天就去奉天满洲军司令部见了主任参谋福岛安正少将，福岛马上带领他见总参谋长儿玉源太郎大将。在他们说明来意之后，儿玉源太郎随即说道：

“张作霖不是好东西，他把我军的行动告诉俄军，使我军蒙受很大损害，必须杀了他才能对不逞的中国人起杀一警众的作用。”

而后，井户川再三为张作霖辩解并触怒了儿玉源太郎。情急之下，井户川便找到了儿玉最信任的作战参谋田中义一中佐求助。

田中义一费了好大一番功夫才说服儿玉源太郎，儿玉源决定饶张作霖一命，让他立功赎罪。

井户川回到新民之后让张作霖写下保证书时，张作霖说: “我有生以来没有写过字，我虽然不写保证书，但从今天起将为日军舍出性命。”

根据井户川的回忆，后来张作霖确实是尽心尽力地为日军效力。

后来张作霖知道田中义一为自己说情的事，便常对其日本顾问町野武马等人说: “田中的恩情忘不了。”

而田中则表示自己绝对没有要施恩于张作霖的想法，他救下张作霖只是为了日本的利益。对田中义一来说，张作霖不过是他计划上的一环。

后来成为日本首相兼外相的田中义一当时的政治构想可以总结为三点：

（ 1 ）在中国本土的问题上寄希望于蒋介石，维持华盛顿体系；

（ 2 ）支持张作霖，以图维持满洲秩序，并确保和拓展日本的权益（特别是染指北满洲，在南满洲则承认华盛顿体系）；

（ 3 ）在北满洲促进日中、苏关系的稳定。

既然田中义一将张作霖看得如此重要，想要支持他来维持东北的秩序，但又为什么会发生皇姑屯事件呢？

从内部形势来看，北洋军阀割据时期的张作霖如果固守在东北，也许要面临的挑战会小很多。但他后来到了北京，成为占领北京的最后一位军阀，就注定要面临诸多的挑战。

1916年，袁世凯在京病逝之后，北洋军阀分裂。张作霖在成为奉系首领之后，基础逐渐稳固，实力也得到增强。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后，他成功入主北京。

张作霖的不断扩张，一方面严重威胁到了其他军阀的利益，导致奉系军阀在阎锡山、冯玉祥以及吴佩孚的不断打击下，势力受到巨大削弱；另一方面，奉系势力也成为了国民革命军北伐的对象。

从外部形势来看，张作霖与日本方面的矛盾也在层层升级。

1916年，日本要扩张势力范围到内蒙地区，公然派兵驻扎郑家屯，设立巡警署。张作霖多次要求撤退日军，日本不予理睬。

9月份时，日本政府又向中国提出包括在中国南满洲增聘日本人为警察顾问等八项无理要求。

如果答应日本要求，对张作霖的统治无疑是不利的。

故当日本提出上述要求后，张作霖立即向北京政府呈报奉天省议会，关于坚决反对日本借郑家屯事件交涉提出侵略要求的咨文。

1920年10月，在东北延边地区发生了“珲春事件”。日本帝国主义以“保护侨民”为借口悍然出兵进犯珲春，并进据和龙、延吉、东宁、宁安等县，同时要求张作霖出兵配合镇压延边人民的抗日斗争。

张作霖立即向日本表示，此事件“在中日邦交上诚乃遗憾之至”,他并要“采此一切手段和方法彻底剿灭土匪，以绝后患。

同时，他令吉林督军鲍贵卿首先抚恤和慰问死者。但后来，日本要求增兵镇压人民的抗日斗争时，张又断然“拒绝日本增兵”。

1927 年 6 月，日本首相田中在东京外相官邸召开东方会议，会议制定了《对华政策纲领》，意欲“使满洲脱离中国本土，置于日本势力之下”。

随后，日本方面趁着张作霖掌握北京政权之际，向张作霖索取满蒙权益，妄图蚕食东北，但却遭到了张作霖的拒绝。

张作霖的种种行为使日本方面大为不满，为防止日本在东北的权益丧失，日本人乘张作霖在京统治即将瓦解之际，加速了对东北权益的掠夺。

事实上，张作霖与日本方面最大的矛盾，就在东北问题上。

1894年，日本发动了中日“甲午战争”，打败了清政府后，便将魔爪伸进了我国东北；

1904年，日军又发动了“日俄战争”，从俄国手里夺走辽东半岛和中东铁路南段。但贪婪无厌的日本并不满足于此，而是得寸进尺，竭力推行侵吞我国东北和东部蒙古的“大陆政策”。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趁着西方各国忙于战争，无暇东顾，便加紧了对我国的侵略，利用各种肮脏手段不断扩大所谓的“满蒙权益”，叫嚣“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亟欲吞并。

1915年，日本用支持袁世凯称帝的借口，竟公然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并且武力占领了东北和山东。

日方的无耻行径最终使得中国爆发了全国性的反日、反袁爱国运动。

袁世凯没能做成皇帝，日本的诡计也没能得逞，但日本吞并“满蒙”的野心和行动，并没有因此而终止。

日本通过自身在东北的特殊地位和势力，对张作霖软硬皆施，妄图攫取“二十一条”中有关满蒙部分的权益，其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满蒙铁路的修筑权问题，即满蒙五路的问题。

田中义一提出，可利用四种手段胁迫奉系签订满蒙新五路协议，争取短时期内由日本方面修筑吉会线、长大线、新邱线、通辽开鲁线及其延长线、齐昂线、洮索线。

当时，张作霖深知其中的利害关系，一旦同意日本方面的要求，并签订这些丧权辱国的条约，必定是会“遗臭万年”，无言面对子孙后代。

于是，他几次三番地拒绝签字。哪怕是后来被迫签订了延海、洮索路的合同，上面也是错漏百出。

这无疑是在口衔“肥肉”的饿狼眼皮子底下“抢食”，对东北虎视眈眈的日本如何能忍？

1928年4月，蒋介石在江苏徐州宣布第二次北伐开始。

北伐军势如破竹，迅速占领了山东大部分地区，冯玉祥、阎锡山的军队与其形成合围，向北平进发。

面对来自各方的攻击，张作霖匆忙地准备从北京撤回自己的老巢——奉天。

张作霖离开北京前一天，芳泽谦吉密访张作霖，欲劝张接受日本条件，遭张拒见。张作霖反而用滑稽手段，对芳泽呈递日本书面要求做了批复。

日本驻意使馆参事安东泰曾这样说道：“张作霖这个人我虽然没有见过他，但是我知道他是非常狡猾的！1928 年间，芳泽谦吉任驻北京公使，我当参事官。当时，芳泽公使奉外务省命令向张作霖提出几项书面要求，并请他签字。

他曾将文件留下，并满口答应签字，芳泽信以为真，随即电告外务省和参谋本部查照。

后来，张又一再拖延，在他回奉前一天，芳泽又去催促，他才把该项文件交还给了芳泽。

迨芳泽回到公使馆，打开文件一看，只见张在每个文件上都写了个‘阅’字，并没签署他的姓名...”

日本对张作霖的“不顺从”早已失去了耐心，加上双方之前曾签订的许多密约或协定，张作霖都没有依照日本意愿兑现，致使以河本大作为代表的日本军部采取极端方式，杀害张作霖，消除日本向东北渗透的绊脚石。

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是设计暗杀张作霖的直接凶手之一。河本大作曾在《我杀死了张作霖》中狂妄地说道:

“我认为, 只要打倒张作霖一个人, 所谓奉天派的诸将, 便会四散。”

“干掉头子。除此之外, 没有解决满洲问题的第二条路。只要干掉张作霖就行。”

他的言论得到日军少壮派军人的拥护，继任的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中将也认同他的看法。于是, 日军少壮派暗杀张作霖的计划就开始实施了...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田中义一对“夺占”的理解与运用，远比河本等少壮军官老辣深沉。

1927 年 4 月 20 日，田中义一内阁成立，他以对中国实行强硬外交，企图彻底解决满蒙问题为目的，主张让张作霖退回关外，实行东三省的独立。

而日本则可以乘着张作霖的失败，实现“二十一条”要求中没有落实的 “修建五权”，实行高租权和扩大经济权益，以及通过顾问制控制东北的军事、政治实权。

但日本军部这台战车已经由一批更加年轻、更加野蛮、更加激进的军官操纵。

田中精心规划的不战屈兵之谋略，随着皇姑屯那股冲天的黑烟化成齑粉。

田中义一不得不于1929年7月2日辞职。

因此，我们可以肯定，他不完全是为张作霖之死而哭，而是为自己的仕途彻底走向绝路而哭。

1928年6月21日,张学良正式宣布张作霖被炸身亡的消息,田中义一听闻后，便令林久治郎借吊唁之机拉拢张学良,以图改善关系。

张作霖被炸身亡导致奉天政局动荡,林久治郎暗示张学良若想顺利继位，必须“保境安民”,与日合作。

为稳定局势,避免日本过多干涉,张学良遂向林久治郎虚表:

“今后将根据保境安民宗旨,使两国人民利益均沾,只要有利于改善关系,即便日方获利六分，奉方仅占四分亦无不可。”

但田中并没有放下心来,在25日，他又派林久治郎告诫张学良:“须以保境安民为重,切勿向南方采取接近态度。”

事实证明，田中义一的担心是对的。

在国家统一大业上,张学良并未因田中内阁的恫吓而趑趄不前。

7月1日，张学良电告蒋介石:“良必以国家大计为前提,收束军事,决不妨碍统一。”

三天之后,张学良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通电南北、息争议和、召开国民会议,以谋全国统一,并通告各国驻奉领事馆。

他机智地利用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牵制日本，抵制日本的侵略行径。和蒋介石积极斡旋，以求国家的统一。

易帜两度延期之后，终于在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通电全国宣布从即日起改旗换帜，服从国民政府，遵守三民主义。于是，北洋军阀统治之下的长期分裂的中国再次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

张作霖被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暗害,最主要原因是他拒绝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 不愿意做出让后世子孙诟骂的卖国行径。

如果他俯首贴耳地签订了这些条约, 就不会发生被炸死的惨剧。

虽然作为军阀，张作霖在壮大自己的势力时与日本合作，有“汉奸”嫌疑。

而且他也发动过“反赤化”行动，杀害了很多的共产主义革命者，其中还包括李大钊先生。

但不可否认，他也在一定程度上捍卫了民族利益和国家主权，我们仍然能从他的行为中看到民族意识。

逝者已逝，生者更应该珍惜如今来之不易的和平，继承刻在血脉中的民族意识，坚决维护祖国利益，不让任何势力再在我们的领土上为非作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