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欲出兵高丽，找李靖相商，李靖：您如何评价诸葛亮

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高丽数次侵犯新罗，唐太宗李世民派遣使者到两国去调和矛盾。

但高丽拒不奉召，其朝中大将盖苏文更是大放厥词，说中国无人知晓兵法，这让唐太宗十分恼火，于是召见卫国公李靖问策。

李靖此时已渐觉老迈，征伐之事愈感力不从心，然而当他闻听唐太宗的想要讨伐高丽的心思，立刻劝说唐太宗当以武侯诸葛亮征南蛮时的正兵之道征讨高丽。

听闻李靖提起武侯，唐太宗被高丽困扰的心情顿时间少了许多，于是饶有兴致地说道：

“吾谓不战而屈人之兵者上也，百战百胜者中也，深沟高垒以自守者下也。”

随后便让李靖评价诸葛亮应当在哪一等？

李靖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借乐毅、管仲与诸葛亮类比，并且说诸葛亮战必胜，守必固...

然后反问唐太宗说：陛下又当如何评价武侯？

唐太宗微微颔首，起身缓步走向窗栏，右手扶栏，左手捻须，眼神却逐渐空洞，思考着他心中的诸葛武侯......

诸葛武侯，唐太宗回想起他第一次认识到这位三国时期的政治家、军事家，还是在读陈寿的《三国志·诸葛亮传》。

文中提及诸葛亮时，多次赞许他以“制戎为长”，多善于治军，部卒皆愿奉其号令。

若是其他人看到这些评价，只会觉得这些不过是诸葛亮众多技能中的一项，并不会多加在意。

而对于成长在隋末天下多乱的李世民来说，看到这些话就如同在沙漠中饥渴难耐的旅人看到了一汪清泉。

于是乎，他开始如饥似渴地搜罗关于诸葛武侯的相关事迹以及兵书，研究诸葛武侯的治军理念。

随着李世民阅览的兵书逐年递增，对于诸葛武侯治军思想的认识也逐渐加深。

首先便是治军以明，要求军队必须具备明确的道德规范。

在诸葛亮看来，军队若无道德，那便不是一支军队，而是草莽流寇，这样的军队不会得到民众的拥护。

自古凡是用兵，都讲求‘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若失民心，哪里能够取得胜利。

因此，诸葛亮格外看重军队的道德，他专门修定了军中的法令，提出‘师出以律，失律者凶’。

他希望以此来告诫将官，必须约束士兵，对百姓秋毫无犯。

而对于那些管理士兵的将领，诸葛亮更是提高了自己的要求，在他的《将苑·将材》开篇就提到：

“夫将才有九：道之以德，齐之以礼......”

将道德、礼仪放置于开篇，随后才是气凌三军、勇于大敌、勇而多计，

诸葛亮认为一个军队的风纪与道德，源头都在将军身上，因此选将军首要的就是为将者自身的道德水平。

若是将军带头犯纪，那么整个军队的风纪也将彻底崩坏，又何谈兴义师、出义兵呢？

对于诸葛亮对军队德行的看重，这一点受到了李世民和大唐开国将军的赞同，他们纷纷认为必须先师出有名，才能够起大兵征伐。

当然，诸葛亮治军思想远不止一个明所能概括，在他的《谕参佐停更》中，李世民读到了一个“信”字。

“统武行师，以大信为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

诸葛亮认为统御军队的将帅当要以维持信用为本，治军重信才能使得法令恒通、上行下达。

若是军队里没有了信用，那么将帅便会朝令夕改，即使统领着百万之众，也会形同一盘散沙。

而以信用为本，那么军队的执行力度将大为上升，首先体现在赏罚分明上。

治军带兵，为将者多以赏罚来计较功过，若是赏罚分明，那么士卒将会知道自己在战场上值得用命。

一支百姓拥护、士卒用命的仁义之师，哪里有不会获胜的道理。

想到这里，唐太宗回身向李靖看去，本想以仁义、正兵的治军来回答卫国公李靖的话，

但他突然回想到起初正是李靖劝他以正兵之道征讨高丽，如此回答不免拾人牙慧。

便又垂头深思，这次他想到了一场平定边陲的战役。

蜀汉建兴元年，蜀汉正处在生死存亡一线，外有曹魏、孙吴虎视眈眈，内有益州豪强煽动南部孟获叛乱。

而先前的夷陵之战损耗了蜀汉的精兵，先主刘备病亡更降低国家的士气，新登基的刘禅又年幼无知，一切重担都压在了诸葛亮的身上。

此时诸葛亮就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

然而，他却展现出了卓越的军事天才。

从战略角度，诸葛亮继续沿用了“北距曹魏，东和孙吴”，并派邓芝出使东吴，不但使得孙刘两家继续修好，也使得曹魏不敢轻易发兵，从而降低了敌人的数量。

在外部威胁暂时得以稳定后，诸葛亮便开始解决内忧。

他一面积极进行兵员补充，开展兵士的训练，一面向南部叛乱的部落进行规劝，希望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

然而，此时身处南部边陲的部落首领孟获根本听不进去诸葛亮的规劝，只想着割据并称霸一方。

建兴三年，诸葛亮亲率大军南下，以三路对攻之势向孟获进逼。

同年五月，诸葛亮率大军直渡泸水，在云南曲靖大败孟获的军队，并生擒了孟获。

生擒孟获后，诸葛亮突然想起孟获本人在当地的土著和汉人中具备一定的威信，又想起出征前参军马谡向自己建议的‘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策略，

这与自己‘西和诸戎，南抚夷越’的策略正好对应，于是并没有处决孟获，反而带他参观蜀军阵营，好言规劝他投降。

在孟获表示不服的时候，便将他放回去，让他再次整军备战。

经过几次较量，孟获接连败北，诸葛亮多次抓他放他。孟获逐渐认识到了诸葛亮的宽人之心，以及蜀汉并不将南中部落当作蛮夷。

于是他郑重地向诸葛亮保证“南人不复返矣”。

在得到孟获得保证后，诸葛亮又率大军南下与李恢的军队会师，紧接着大军向西开赴滇池，平定了周遭的部落叛乱。

至此，诸葛亮的这场以心战为主、兵战为辅的战役彻底结束，并且为蜀汉打下来一个坚实稳定的后方。

先以战略取胜，让蜀汉未战便失去两个敌人，然后以心战为主，给蜀汉巩固后方。

唐太宗想到此处，不由得点了点头，但他转念一想，李靖也曾北破突厥、平定蛮夷，这样的评价与他似乎稍显不足。

多次思索却没得出结果，这让唐太宗不免有些无奈，他紧锁着眉头，心里自顾自地嘀咕着，该诸葛亮的五次北伐了......

对于诸葛亮的五次北伐经历，唐太宗几乎是烂熟于心，

甚至每当想起武侯首次北伐时因错用马谡导致丢失战机，也不禁为他扼腕叹息。

在唐太宗看来，蜀汉与曹魏相比，本就处在地域和民众都相对较少的境地，而且蜀汉还受到了地域的限制和战略物资马匹的制约。

但就在这样劣势的情况下，蜀汉的军队仍能在诸葛亮的运筹帷幄下和曹魏军队打得有来有回。

建兴六年春，诸葛亮第一次北伐，亲率大军攻祁山以图解决陇右战事，后派遣马谡率军于陇山口截断曹魏军队的增援。

若是单从战术策略上讲，它在唐太宗看来堪称极佳，因为陇右对蜀汉来讲有三个重大优势：

第一，此地海拔高于关中地区，蜀汉占领此地可以对关中的曹魏形成居高临下之势，对于战略来说极为有利。

第二，益州虽然号称天府之国，粮仓漫溢，但蜀道艰险，向外运粮极为不易。

而陇右土地肥沃，若是占领后则能够消弭蜀汉军队在长距离作战上粮食的问题。

第三则更为重要，那便是蜀汉长期受到战略物资马匹的制约，致使机动能力大不如曹魏军队，

但陇右则却是生产战马的地域，若能占据此地则可改善蜀汉军队的机动能力。

而当时的情况对蜀汉来讲也极为有利，由于诸葛亮先前在斜口布置的疑兵，使得曹魏错误的分析了诸葛亮的意图，没有着重防守陇西。

若是马谡遵循诸葛亮军令守住陇山口这条通道，那么北伐将取得空前的胜利。

但事实是令人惋惜的，马谡并没有守住龙山口，以至于首次北伐失败。

建兴六年冬，诸葛亮二度北伐，此时的他已然没有了首次北伐时的优势，部队机动性、粮草等问题时时困扰着他。

然而他却以奇谋出散关，保卫陈仓，斩杀对面大将王双；

后来三度北伐占领阴平，逼退曹魏援军大将郭淮；

四度北伐大败司马懿，射杀名将张郃；

五度北伐兵出五丈原，让曹魏主将司马懿畏之如虎，只能坚守营门闭而不战。

唐太宗自己曾评价过司马懿的军事能力，说他：“雄略内断，英猷外决，兵动若神，谋无再计。”

言辞间尽显褒义，对司马懿的雄才大略和雷厉果断是赞赏有加。

然而，当他想到司马懿在五丈原上的表现时，却常嗤之以鼻，并毫不留情面地说：

“既而拥众西举，与诸葛相持。抑其甲兵，本无斗志，遗其巾帼，方发愤心。杖节当门，雄图顿屈，请战千里，诈欲示威”。

言语中充满讥讽和奚落，甚至将诸葛亮送司马懿女子服饰和司马懿为了避战专门向千里之外的曹睿请战的事拿出来讲。

的确，司马懿坐拥大军，粮食补给充裕，更有蜀汉军队所希冀的骑兵军团，

然而就是这样的军队在司马懿手里却变成了只能坚守营门、闭而不战的怯懦军队。

唐太宗以后人的视角观战，只觉司马懿的表现十分丢人，随后更是补充说道：

“且秦蜀之人，勇懦非敌，夷险之路，劳逸不同，以此争功，其利可见。而返闭军固垒，莫敢争锋，生怯实而未前，死疑虚而犹遁，良将之道，失在斯乎！”

这段话乍看是在贬低司马懿的怯而畏战，但从另一角度来说却是在赞许与其对战的诸葛亮用兵高明，让用兵雷厉果断的司马懿都不敢正视他的兵锋。

想到这里，唐太宗顿感释然，自己对诸葛武侯用兵的赞许何苦去寻求案例、旁征博引，

司马懿闭而不战的态度正是映衬了武侯用兵的高超，而自己只需大方地流露自己对于武侯用兵的赞许即可。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以今世观古人，多少用兵如神的将领都已淹没于历史的潮声之中，

不得不说，诸葛亮是幸运的，《三国演义》将他以多智的形象矗立在人们心中；

同时他也是不幸的，近些年来也出现了以‘诸葛近妖’‘纯属小说褒奖’的声音试图去贬低他的用兵能力，企图将北伐失利的罪责扣在的身上。

但正如词中所写，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无论我们如何评价诸葛亮的军事能力，谈论他会不会打仗，他的水平永远伫立在那里，谁也无法更改，谁也不能转变。

而这最真实的水平和水准，也只有那些真正专业的人士，真正在刀山火海中滚杀出来的将领才能看到，

就像唐太宗李世民，这位马上皇帝用他对武侯对手先褒后贬的评价，间接地给予了诸葛武侯最高的赞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