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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仁回国后想当副委员长,毛主席三个原因拒绝,李宗仁如何反应

我要新鲜事2023-05-24 20:11:230

1965年7月18日,一架波音720客机划破万里长空,出现在中国上海的虹桥机场。

随着客机的缓缓降落,机上的一位老人眼中泛起泪光,这一刻他等了多年,自己终于又回到了祖国。

这位老人便是曾担任过国民政府代总统的李宗仁。

机舱门刚打开,李宗仁就看到了早已等待多时的周恩来总理。

他急切地走下了飞机,向总理走去。周总理也一脸笑容地向他走来,有力地握住了李宗仁的手。

几天后,毛主席在中南海接见了李宗仁夫妇,几人相谈甚欢。

期间,毛主席对李宗仁愿意回国表示了极大的赞许,并询问李宗仁想在新政府里做些什么?

李宗仁考虑到之前的同僚张治中、傅作义等人都担任了人大副委员长,便向毛主席说自己同样想担任人大副委员长的职务。

然而,在听到李宗仁的话后,毛主席沉默了一会儿。

开始和李宗仁谈起了海外人士回国的问题。

会谈结束后的当天晚上,李宗仁彻夜难眠,他想不明白毛主席为何要拒绝他的求职?

1955年6月,美国纽约市郊的一幢“都德”式风格的小楼内,一名两鬓斑白的老人正端坐在书房,两眼注视着窗外的风景,眼神中透露着无尽地落寞与失意。

这位老人正是国民政府的代总统李宗仁。

自1949年以来,他已经离开中国六年了。

看着窗外的风景,不禁想起家乡桂林的山水,心里十分不平静。

尤其是在这一年的4月,听闻周恩来在万隆会议时的发言。

当时一位记者问周恩来:台湾解放后是否可以委任蒋介石做将军?

周恩来进行了十分肯定的回答,并在之后发表的声明中,明确提出要和美国缓和远东紧张的局势。

周恩来的表态让李宗仁内心感到十分震动,并深受鼓舞,对他来说,旅美多年,无时无刻不在思念自己的家乡。

如今,新中国政府主动对外释放友好信号,他决定借着这股信号,来表明自己的心迹。

于是李宗仁很快就写出了《解决台湾问题的建议》一文,并分别寄给了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英国首相艾登,和印度总统尼赫鲁,并于当年的6月11日发表在纽约时报上。

文中着重强调了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提出在中国人之间,若假以时日,没有不能解决的问题。

除此外,李宗仁还建议,经过一段和平共处的时间,就可召开一个全国会议,由自由的中国人士与中国共产党试行解决他们之间的一切问题。

然而,对于一个赋闲已久的政治人物来说,他的这份建议并没有在国际上引起太大的水花,甚至都没有让那些国家领导人看一眼。

反倒是引起了新中国政府的注意。

这一年的8月14日,李克农部长在向中央的报告中着重提到了有关李宗仁在国外发表的对于台湾问题的分析和建议。

李克农部长提出,对于李宗仁在这一时期的表态应当是对周总理在万隆会议上的表态以及卫立煌等人回国的触动。

由此他得出了一个结论——李宗仁靠近新中国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这一结论得到了周总理的认同,对于李宗仁对台湾问题的看法他很赞同,并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

周总理认为这是李宗仁没有忘记自己身为中国人的表现,也是他身居海外仍然心怀祖国的表现。

因此,周总理向中央建议,若是能将曾任国民政府代总统的李宗仁争取回国,将非常有助于统战工作的进行。

这一建议得到了党中央的认可。

于是在1956年1月,周总理代中共中央正式向外宣布,欢迎在海外所有国民党军政人员回国观光、旅游、参观、探亲,也可参加工作,来去听便。

新中国的声明迅速传到了李宗仁的耳中,他意识到这正是回国的好时机。但同时在他的心中还有一股深深的忧虑。

因为他曾是国民党的人,而在中共公布的首批战犯名单中,他赫然在列。

除此外,作为曾经的国民政府代总统,美国与台湾的特务正时刻盯着他,他不敢轻举妄动。

因此,他没有对新中国的声明有所回应,只是用麻将和写回忆录来消磨时间。

直到一段时间后,李宗仁忽然接到了曾经的秘书程思远的一封信。

信中,程思远告诉他自己已经先行一步回到了祖国,在北京受到了周总理的亲切接待,并在信的最后向他传达了中共中央对他的关切。

这封信看完后,李宗仁内心又激动,又震动。

激动的是中共中央对自己这位曾经与他们为敌的人竟然如此宽容, 震动的是自己的秘书在没有告知自己的情况下,竟然先一步被邀请回了祖国。

这让李宗仁有些埋怨。

他写信批评程思远,北京之行事关重大,去之前应当先同他商量妥当再说。

虽然写信只是批评秘书,并没有正面回答秘书关于自己对回国的看法,但实际上,程思远的这封信已经打开了李宗仁心里对中共中央戒备的缺口,开始产生无比强烈的归国想法。

1958年,李宗仁给身在大陆的老朋友李济深写了一封信,他在信的末尾引用了“树高千尺,落叶归根”暗表心迹。

于此同时,他也托程思远向国家表示自己曾收藏了一批文物,想要捐献给国家。

1959年10月,当程思远再一次回到祖国后,他立即向周总理转达了李宗仁的意愿。

周总理听后,先是对李宗仁的行为表示赞赏,也表示对李宗仁归国的欢迎。

然而,在与程思远交谈结束后,周总理也向他表示,如今李宗仁回国的时机尚不成熟。

因为此时的国内形势较为复杂,再加上李宗仁身份特殊,一直受到美蒋特务的监视,稍不留神就会重蹈冯玉祥将军的覆辙,所以对于李宗仁的回国之路必须慎之又慎。

周总理将自己的忧虑和盘托出,希望程思远能够亲自去见李宗仁转达自己的意思。

程思远当然知道总理的意思,事关重大,为了防止李宗仁会错意,

他在1963年,亲赴瑞士找到了正在欧洲旅行的李宗仁,向他转述了周总理的话。

同时转达了周总理对于李宗仁回国访问得“四可”:

第一可以回来祖国定居;

第二可以回来,也可以再去美国;

第三可以在欧洲暂住一个时期再定行止;

第四,回来以后可以再出去,如果还愿意回来,可以再回来。

总之,来去自由,不加拘束。

周总理的话让李宗仁大为感动,他立即表示自己只要“一可”,允许自己回国定居就行。

1965年,李宗仁的归国之心已经按耐不住了,而周总理的规划部署也在同一时间部署到位。

7月13日,李宗仁携夫人郭德洁乘飞机从瑞士出发,远渡重洋,飞跃关山,期间也曾遭遇蒋介石派遣特务的阻碍,但由于周总理的部署得当,终是有惊无险地躲过了反动派的阻挠,回到了他日思夜想的祖国。

7月18日,早上7点,当飞机盘旋着广州机场上空时,李宗仁再也压抑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

他激动地握住程思远的手说:“16年前,我飞离广州的时候,万万想不到还会回来。可是世事变化常常出人意外,由于祖国的呼唤,今天我又回来了。”

一字一句,都是来自李宗仁内心的真挚情感。

在广州机场用过早餐后,飞机继续起飞,到上午11点时,一行人到达了上海虹桥机场。

此时,等候多时的周总理已经站在了候机室的门口。

李宗仁看到总理,快速的走下飞机,两人的手紧紧的握在了一起。

7月20日上午,李宗仁一行人乘机飞抵北京。

在挂着《全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标语的机场大厅里,李宗仁感慨万千,他径直走向了毛主席的塑像前,向前来迎接他的党政要员宣读了自己的声明:

“16 年来,我以海外待罪之身,感于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之下,高举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红旗,坚决奋斗,使国家蒸蒸日上......我本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并欲对一切反帝爱国事业,今后自誓有生之日,即是报效祖国之年,耿耿此心,天日可表”

这份声明,不仅表现了李宗仁的忏悔之意,也传达了他本人老当益壮,愿意为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尽一份力的想法。

李宗仁的这则声明在海内外引发了极大的震动。

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原广西的军政要员纷纷对李宗仁的行为被迫发表声明,他们声色俱厉,直接辱骂李宗仁不顾晚节,给敌人做说客。

更有甚者,直接写信痛斥李宗仁,说:“我公对困难既不能共赴,反为共匪张目,危害国家,是诚何心,是真自毁其立场矣! 自毁其厉史矣! ”

对于这些声明和信件,李宗仁嗤之以鼻。

因为在回国后,他看到了中国人民在我党领导下取得了翻天覆地的成就,因此由衷地敬佩共产党,相信社会主义的建设。

7月26日,毛主席在中南海设宴款待回国的李宗仁夫妇。

谈话间,毛主席幽默地向李宗仁说:“德邻先生,如今台湾、香港都在骂你呢,不过不要紧,他们以前也骂过我们是共匪,你们如今也是误上贼船了。”

李宗仁听到这里,感觉有些语塞,因为曾经的自己也算是站在民众的另一面了。不过如今的他想要走进民众,渴望给新政府做些事。

在毛主席询问他想要在新政府中做些什么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说道想要做人大副委员长的职务。

听到这里,毛主席沉默了一会,突然将话题岔开,不再谈及此事。

宴会后,李宗仁彻夜难眠,他暗自思量,是不是自己急于要官引得毛主席不悦,还是因为自己要的官太高。

其实对于在新政府里任什么职位,他在刚下飞机的时候也曾想过。他曾经的部下如今在新政府里都担任了人大副委员长的职务,自己的职务如果太低,面子上过不去,太高了也不好。

但无论如何,自己权衡利弊的职位,结果还是引得毛主席不悦,李宗仁十分自责。

毛主席真的因为李宗仁的要的官太高而心生不悦吗?

其实不然,在李宗仁走后,毛主席就将自己对于李宗仁的想法告诉了周总理。

他认为,李宗仁如今即使没有了代总统的职位,但毕竟之前曾任国民政府的代总统,如果让他担任人大副委员长,不免有些说不过去。

所以,毛主席希望李宗仁能够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作用,以个人的身份向台湾展示出中国共产党的诚意,帮助新中国做好统战工作,让海峡对岸的人民看到,只要他们愿意,随时都能回到祖国的怀抱。

不久后,李宗仁从周总理口中得知了主席的想法,自己心中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

他十分钦佩主席的远见卓识,并表示自己会遵照主席的想法去联系海内外的爱国人士,做好统战工作,为建设新中国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1969年1月23日,久病缠身的李宗仁预感自己即将离开人世。

在弥留之际,他向身边的看护口授了一份信,再次向毛主席和周总理表达了自己的感激之情。

信中说:“我在1965年毅然从海外回到祖国所走的这一条路是走对了的......

在我快要离开人世的最后一刻,我还深以留在台湾和海外的国民党人和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的前途为念。

他们目前只有一条路。就是同我一样回到祖国怀抱。”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李宗仁仍旧没有忘记主席交给他的统战职责,

他仍然想为新中国的统一建设尽自己的一份力。

人居衰微之际,却仍能发出铿锵之音,这一切皆是来源于他对祖国的拳拳之心和热爱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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