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临终前交代了一句话，华老转告邓小平后，邓公沉默良久

1986年的国庆节刚过，华国锋同志就急匆匆地来到北京的解放军总医院。此时的刘伯承元帅已经病入膏肓，这位老革命家显然还有很多心愿未了。

“伯承同志！你有什么话就对我说吧！”华国锋来到病房里俯下身子仔细倾听着刘伯承的遗言。

“去找……小平……”

只见，病床上的刘伯承气若浮丝。他的嘴唇微微颤动，显然他已经没有任何的力气了。

一分钟后，心电图上的呈像彻底变成了一根直线，刘伯承同志与世长辞……

华国锋用手擦拭了一下眼角的泪水，对着病床深深地鞠了一躬，嘴里说道：“伯承同志，你交代的事情，我一定帮你办到！”

第二天，邓小平的办公桌上就多出了一份讣告和一份由华国锋签字的日程安排。邓小平看着面前的文件久久说不出话来。

那么，刘伯承临终之前到底交代了什么话，为何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对邓小平同志念念不忘呢？

其实，作为刘伯承同志多年以来的老搭档，邓小平在伯承同志的心里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而这段“遗愿”的故事还要从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讲起。

刘伯承和邓小平其实就是我国革命事业中典型的两种革命者。

刘伯承出生于1892年，参加过旧军阀部队，甚至还参加过辛亥革命，属于本土的“革命军人派”。

而邓小平出生于1904年，早年间留学法国和苏联，喝过洋墨水，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很精通。所以，像邓小平这样的革命者属于“知识分子派”。

1932年，刘伯承从苏联进修回国担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长。而此时的邓小平正好在担任江西省委宣传部长。两个人同属宣传教育战线。于是，这对老搭档才有了第一次接触。

初次见面，刘伯承对这个小个子的年轻人印象深刻。后来他对自己的儿子刘太行说道：

“我第一次见小平，就觉得他说话很有水平。这个年轻人头脑清晰，对各种政治事件也很敏感。至少比我们这些打仗的军人强多咯。”

不过，彼时的两人只是在工作上有所接触。等到他们真正成为搭档则要等到1936年红军长征结束以后。

这个时候的刘伯承因为长征路上战功卓著，又旗帜鲜明地反对过“张国焘集团”，已经成为了红军的总参谋长。

而邓小平则在中共中央担任秘书长的职务。

就这样，两个人开始有了长期的交往。

在中央任职期间，刘伯承开始主动向这位年轻人靠拢学习。虽然刘伯承自己也曾经留学苏联，但是本着好学的态度，刘伯承时常向邓小平请教。而两个人又是四川老乡，很快他们就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小平比我有学问，他年纪轻轻就去了法国，了解了真正的共产主义。我那个时候还在跟着中山先生到处打仗呢。”刘伯承谈起邓小平总是会两眼放光，在他的心中邓小平不仅是自己的革命战友更是自己的“导师”。当年在延安时，刘伯承就跟着邓小平学了不少的法语词汇。而邓小平也不吃亏，总是缠着刘伯承让他给自己“交学费”。

不过，这样快乐的日子没有持续多久，就在八个月以后“卢沟桥事变”爆发。按照中共中央的命令刘伯承和邓小平这对四川老乡将要作为搭档开赴前线，领导当地的抗日队伍。

刘伯承和邓小平合作了这么多年的“分工”到底是什么。刘伯承曾非常风趣地回答说：“我负责管大家的手和脚，告诉大家怎么打仗，他管大家的脑袋，告诉大家为什么要打仗。”

邓小平不直接干预刘伯承的军事指挥，刘伯承也不轻易介入思想工作，这才能使得两个人的合作看起来相得益彰。也正是因此，八路军129师的部队在1938年到1940年取得了包括冀南反扫荡、百团大战在内的多个重大胜利。

然而，战争是一次残酷的考验。吃了大亏的日军大本营立马撤掉了作战不利的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改由阴险狡诈的冈村宁次出任这一职务。在此之前，冈村宁次就曾经多次研究过八路军的游击战术。因此，他一到任后立刻宣布对华北地区的抗日根据地发动“大扫荡”。

因为日军的层层封锁，各个根据地的附近都修建起了炮楼，八路军的活动范围被进一步压缩。如何为抗日根据地争取“生存空间”成了刘伯承和邓小平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就在这个时候，邓小平提出了一个破天荒的想法：我们可以向日本炮楼里打电话，直接策反里面的日本鬼子！

刘伯承听到这个想法的第一反应也和很多人一样，认为邓小平的想法太“天马行空”了。但是邓小平笑了笑说道：“就是打几个电话，又没有生命危险，有没有效果试一试不就知道了嘛！”

原来，当时“守炮楼”对于普通的日本士兵来说是一件及其艰苦又无聊的差事。这里时不时就会被八路军光顾，衣食住行各方面也不如城里的军营，所以炮楼里的日本兵经常会闲得无聊。

之前在邓小平的授意下，下面的部队就派人伪装成检查风纪的“日本宪兵”，光明正大地没收了一处炮楼守军的物资。

所以，邓小平断定这些日本兵平时消极怠工，加上他们大多数也是日本社会里的穷苦人。如果八路军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地跟他们“打电话”，他们应该是不会抗拒的。

果然不出邓小平所料，一开始日本兵很不愿意和八路军打电话。但是，奈何八路军的电话打得实在太勤，日本兵也闲得无聊于是双方就聊上了。一来二去，很多炮楼里的鬼子都被八路军“说服”了。他们其中的一些人与八路军约定，到一个秘密的地点交换物资。

就这样，按照邓小平的办法，八路军成功用敌人的物资养活了自己。抗日根据地也逐步扩大。

同时，在没有战斗的时候，刘伯承命令战士们主动帮助根据地的老百姓恢复生产。在抗日物资上，我们就是要一手拿鬼子的，一手拿自己的多多益善！

在根据地里，刘伯承根据邓小平的安排实行精兵简政、减租减息的政策，停止了对部分小地主的清算和打击。一句话：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起来的抗日力量。

“我的战功有一半多都要归于小平，如果没有他这个军师，我的处境就会困难许多，更不可能打胜仗。”刘伯承在后来回忆起根据地的抗日斗争时，时常会这么说。

1945年8月抗战胜利，此时全国上下都沉浸在一片欢庆的氛围中。然而远在重庆的蒋介石却睡不安稳，因为此时的蒋介石满脑子想的都是如何防止中国共产党的势力做大。

1945年9月，蒋介石命令山西军阀阎锡山对八路军所控制的区域展开疯狂进攻。当时，因为毛泽东正在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如果此时和国民党动手，很有可能会将毛主席推入危险的境地。

于是，时任冀鲁豫军区司令员的刘伯承赶紧拿着前线的战报来找邓小平。因为这一次战役不仅仅是一个军事问题，更是蒋介石的一次政治试探。

邓小平当机立断地表示：“我们要狠狠地打蒋介石的狗腿子们！只有我们这边打得越漂亮 毛主席在重庆才能够越安全。”

得到准话的刘伯承立刻命令手下的部队不惜一切代价歼灭来犯之敌。最终在大家都努力之下，近六万名越界的国民党士兵被劫灭。这次战斗在后世一般被称作“上党战役”。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刘邓大军的这次军事行动也是整个中国解放战争的前奏。然而，在两年之后的华中战场上，刘邓大军将再一次以自己的方式书写这场战争的历史。

1947年的夏天，正在院子里散步的刘邓二人突然被一个小战士叫住了：“报告首长，这是中央刚刚发来的3A级电报！”

3A级电报是当时我军军事通讯中的最高一级，需要军区司令员亲自验看。刘伯承丝毫不敢怠慢，他立马接过电报粗略看了一眼，然后将它递给站在一旁的邓小平。

此时，邓小平的眼帘里映入了一番话：

刘、邓同志，现命你部向南突进至鄂豫皖交界之大别山地区，为我军在中原展开战略反攻做好充足的准备。

接到这个任务以后刘伯承和邓小平的心里都不自觉地打起了鼓。因为想要挺进大别山对于刘邓大军来说绝非易事。

一方面他们要从鲁西南地区跨越河北河南两个省，快速运动到安徽与湖北的交界处。这里面的路程相当于一个“小长征”。

另一方面，这一路上解放军战士们要通过好几处国民党的防区，如何尽最大的努力保存自身的力量，避免不必要的牺牲。这也是摆在广大指战员前面的一块硬骨头。

如何成功挺进大别山，这是军事上的问题，所以自然是刘伯承这个司令员来负责了。刘伯承发现，蒋介石的攻势两头激烈中间薄弱宛如一个哑铃。但是如果要从国民党军防线的中间突破，就不得不跨越绵延百里的“黄泛区”。这片地带在当时没有军队敢走。

所谓的“黄泛区”是指当时河南地区一大片受黄河影响的区域。这些区域有的积水盈尺，有的又干枯无水。但是即便是在没有水的地方，也遍布着烂泥，战士们踩上去深一脚浅一脚，十分影响行军的效率。而行进时间一久，解放军的部队就会被国民党军队发现。因此，在蒋介石看来，解放军绝对过不了“黄泛区”。

但是，刘伯承毕竟不是一般人。他与邓小平提前预判了蒋介石的预判。你不是认为我不敢过黄泛区吗？那我就过给你看！

为了克服困难，刘伯承下令让部队夜晚行军，白天休息。遇到泥泞难走的地方就放弃一切辎重。打碎了瓶瓶罐罐，将来重新建立了根据地都会有的！

就这样，刘邓大军在蒋介石完全没有察觉的情况下通过了“黄泛区”，又在接下来的十几天里一连突破国民党军好几处防线，最终进入了大别山区，完成了中央的战略任务。

1948年，在华中地区彻底站稳脚跟的刘邓大军会同陈毅、粟裕、谭震林等同志发动了淮海战役。这一下，蒋介石在长江以北的势力彻底被清扫干净了。接下来解放军就要渡过长江解放江南了。

在解放军的攻势之下，蒋介石自知南京不保，便又开始打算像抗战时期那样“迁都重庆”做土皇帝。自古以来，四川盆地易守难攻，老蒋料定解放军一时半会绝对不可能攻下四川。然而，也正是因为如此，毛主席才选派了刘伯承、邓小平这两位四川人担任这次解放家乡的任务。

自古以来，进攻四川有两条路，一是由北部的汉中进入四川盆地。二是沿着长江逆流而上向四川盆地的纵深进攻。

但是，为了彻底堵死国民党军南逃的路线，刘伯承和邓小平极具创造性地提出：“解放整个四川，我们要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由湖南、湖北向西挺进，另一部分由贵州从南向北挺进。这样一来，国民党军就陷入了三面被围的境地，只能向西逃窜。”

很快，中央便同意了刘邓的部署，并派遣林彪的四野和彭德怀的一野配合刘邓大军解放四川的战斗。1949年11月，解放四川的号角终于吹响了。

在刘伯承和邓小平的统一指挥下解放军快速向四川挺进，只用了不到二十天的时间就突破了国民党号称固若金汤的“新长江防线”。11月30日，解放军进抵重庆，国民党的政府要员再一次仓皇逃窜。

到了重庆也就到了刘伯承的老家，等到一切工作都结束以后刘伯承主动提出要带邓小平去逛逛自己的老家。于是两人这才顺着嘉陵江开始了漫步。

“当年，我就是从这里开始的革命，那一年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我就出来了从此再也没有回来过。”刘伯承触景生情，不由得留下了感动的泪水。

邓小平知道老搭档的心思，于是他立马出言安慰道：“现在全国解放了，看来我们还要在四川多待些日子。到时候四川的建设可还需要你刘师长哦！”

刘伯承哈哈一笑指着自己的眼睛说道：“我这个人只会打仗，也打了一辈子的仗。民国五年的时候，我的这只眼睛就是因为打丰都县城瞎了的。要论搞建设，我不行！还是得看你邓政委！”

果然，一年多以后刘伯承的话就应验了。作为一名纯粹的军人，他被中央委派去主管南京军事学院的教育和训练工作。而善于搞建设的邓小平则继续留在了四川。

不过，在刘伯承离开四川之前，他就跟邓小平商量过好几回。刘伯承认为要想改变四川尤其是川西地区落后的现状就必须要先修路。于是在他们两人的规划下，连接四川地区和青藏高原的“川藏公路”初见雏形。这也算是刘伯承离开家乡之前，为家乡人民做的一点小小的贡献。

1952年，邓小平也奉调由四川前往中央，组织国家的整体建设工作。而刘伯承则一直在军队内部担任要职。先后指挥了包括中印边境战争在内的多场军事行动。两个老战友被迫分开，各自到了不同的战线上。期间又因为种种原因不能相见。这种情况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有所好转。

晚年的刘伯承还总是会想起自己年轻时与邓小平一起参加革命时的情景。虽然他早就因为身体原因退居二线，但时不时还会参加一些具有教育意义的讲座和活动。

刘伯承对自己的儿子刘太行说：“我希望用我生命当中最后的时光来给大家上上课，让大家都受一受教育。”

私下里刘伯承也经常会把刘邓两家的后人聚拢在一起，向他们讲述当年自己和邓小平同志的故事。

1978年，国内关于邓小平同志出山主持工作的呼声越来越高，很多老干部出于自身原因都迟迟不敢表态，这时候只有“老搭档”刘伯承站了出来语气坚定地表示：

“小平同志出山主持工作，我是举双手赞成的！”

而晚年的邓小平忙碌在为国家工作的第一线。虽然日理万机，但是他总会抽空去看一看刘伯承，并叮嘱他要保重身体。

为了让刘伯承严格按照医生定制的食谱吃饭，邓小平还十分风趣地对他说：

“老哥哥，你是我们党现在为数不多的老革命咯！你能多活一天就是对党和国家的贡献。所以，为了党和人民 你也要好好地吃饭！”

“小平同志，你也要保重身体啊。”

看着邓小平因为工作日益消瘦的身体，刘伯承还是没忍住流下了眼泪：“我们两个不管是谁死在前头，另一个人都要为他主持追悼会。不能不来呀！”

邓小平也紧紧的握住刘伯承的双手，微微点头，眼里闪烁着泪光。

1986年10月7日，刘伯承同志因病在北京的解放军总医院去世，享年94岁。在他临终之前，他用尽最后一点力气告诉华国锋同志“去找小平主持我的追悼会。”

看着病床上的刘伯承，华国锋明白这句话的份量。于是，第二天他便通知了邓小平这个“消息”。邓小平听后默默的点燃了一根烟。根据邓小平同志的儿子邓朴方回忆：“当父亲知道了刘伯伯（刘伯承）去世的消息后，他把自己一直关在屋里，整整几个小时都没有出来。”

在刘伯承同志的葬礼上，邓小平作为他的老战友亲自来到他的遗体前，为他整理了一番盖在身上的党旗。作为共和国的元帅、国家好好地军队的重要领导人，刘伯承同志的葬礼一定要足够隆重，也要足够体面！

在追悼大会现场，邓小平颤颤巍巍地拿出了一份讲话稿，这是他亲手写下的悼词。这里面不光描绘了刘伯承同志波澜壮阔的一生，同时也凝聚了他们两个人几十年来钢铁般的友谊。

在致悼词的过程中，邓小平同志几度因为没有控制住情绪失声痛哭。他无法接受这位老哥哥的离去。这位“老哥哥”走了以后，当年的老战友就没剩几个了！

追悼会结束以后，邓小平来到刘伯承家人的面前。看着大家沉痛的面孔邓小平安慰道：“我觉得伯承同志是幸福的。我是他多年的老战友，我还是比较了解他的。我想他的愿望就是希望我们这些活着的人继续建设祖国，继续奋斗！”

在刘伯承去世以后，邓小平又带领着中国走过了十个年头。最终，邓小平同志也于1997年2月去世，享年92岁。

回顾两位老革命家的一生，他们生长于千疮百孔的旧中国，他们见过这个世界上最为悲惨的景象。但是，他们以“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勇气创造了一个富强安宁的新中国。而时至今日，我们每一个人都还在切身享受着他们的“劳动成果”。

从战争中走来的人，最知和平的珍贵。从动乱中走来的人，最知“友谊”的重量。“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刘伯承与邓小平的友谊无疑是高尚纯洁的。而他们的友谊也必将与他们创造的新中国一样，在人类历史的天空中地久天长、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