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开国大典举行那天,败逃到广州的蒋介石在做什么?
1949年10月1日下午3点整,庄严隆重的开国大典正式开始,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前,向全世界庄严宣布:
“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毛主席那充满激情的、洪亮的声音,回荡在天安门上空,这一刻全国人欢呼喝彩,大家共同期待新中国的到来。
那么,作为毛主席的“老对手”,斗了几十年的“老朋友”,蒋介石此时又在干什么?他的一天是怎样度过的?
说起开国大典,其实我党原定时间为1950年1月1日,这既是一年的新开始,又和孙中山建立民国的日期相呼应。
同时,当时西南地区还没迎来彻底解放,国民党军仍负隅顽抗,企图反扑,制空权也没被我党拿下,因此我党认为不能太急。
不过,当时斯大林却有不同看法,他认为我党应考虑国家利益和国际形势,尽早举办开国大典,建立中央人民政府,让全国百姓吃下定心丸。
就此,毛主席和共产党这才决定于1949年10月1日举办开国大典,而聂荣臻元帅也被众人推举为开国大典阅兵总指挥。
聂帅接到命令后,开始全身心投入阅兵仪式的筹备工作中。
最初的阅兵方案中,因解放军海陆军三军并不齐全,空军还没成立。1949年3月才组建军委航空局,且也只筹建一个飞行中队,飞行时间太短,飞行员的经验不足,为此聂帅并没有将空军纳入阅兵队伍中。
然而,自聂帅接到一个情报后,改变了主意,这才决定让空军参加检阅。与此同时,彭老总也认为应该让空军检阅,不仅可振奋军民之心,还能起到威慑作用。
尽管飞行技术上不是太熟练,且战机不多,但每个参加受阅的飞行员仍临危受命,他们宣誓:“一旦飞机发生故障,宁愿献出生命,绝不会让飞机落在北京城内、天安门广场或附近建筑物上。”
那么,聂帅、彭老总为何让空军阅兵呢?原来,当时我党情报人员获悉,蒋介石计划在开国大典当天“空袭”天安门城楼。
当时,尽管1949年1月底北平和平解放,可这里作为曾经的国民党反动当局的主要活动地,残余势力并没有解决,不少特务在北平城内潜伏。
而西北、西南地区并没有全部解放,国民党残余部队也是不可小觑的破坏力量,更重要的是当时“制空权”仍握在蒋介石集团手中。
当时的舟山群岛上空依旧驻扎着蒋介石的空军部队,各种美式轰炸机在进行秘密操练活动。
在空袭问题上,我党当时吃了不小的亏,甚至不久前,蒋介石还策划了“西风计划”、南苑大轰炸。
“西风计划”的主角是被敌军策反的刘从文,此人看似老实巴交,实则贪财好色,毛人凤用重金将其收买,并让其利用投毒、手枪射杀等方式刺杀毛主席,但因种种原因没能实施。
后来,特务又让刘从文泄露主席的地址,并用飞机精准轰炸毛主席住所,幸亏聂帅及时警觉,将熟睡的主席转移到别处,这才避开这起刺杀行动。
南苑大轰炸事件中,因我党没有建立防空体系,只能看着蒋介石集团的六架B—24战机对南苑机场轰炸,此轰炸中众多房屋被毁,人员受伤。
鉴于这两次触目惊心的空袭事件,再加上破译的敌军空袭计划情报,聂荣臻等领导人决定防患于未然,加强空中警戒。
要知道,参加开国大典的不仅有我党高层领导人,还有社会各界的知名代表,更有四面八方赶来庆祝新中国成立的数十万百姓,因而务必要做好防护工作。
那么,蒋介石到底有没有空袭天安门的打算?
从史料来看,早在蒋介石得知中共筹建开国大典准备工作时,就和心腹、时任国民党空军司令的周至柔商议空袭计划,并进行反复的商议,制定严密的空袭方案。
然而,10月1日上午,人在广州梅花村32号陈济棠公馆的蒋介石,在短短几个小时内,接到周至柔的数次电话。
每次周至柔询问其是否可以启动空袭计划,老蒋总是犹豫不决,每次都说再等等看。当周至柔还想继续劝说时,老蒋直接毫不留情地挂断电话。
最后一次,周至柔恳求道:“校长,不能再等了,如果飞机不起飞,恐怕无法按时达到天安门,空袭计划将失败!”
这一次,蒋介石一反常态地说道:“任务取消,不要再问了!”
周至柔十分不解,空袭小组已筹备很长时间,并进行了反复训练,为何在关键时刻取消?他不解道:“校长,请你认真考虑考虑,我们的空袭小组准备充分,一定能按时完成计划。”
蒋介石不耐烦道:“任务取消,无需多问!”
就这样,蒋介石挂断电话,缓缓坐到沙发上,随后陷入思考中。
老蒋的内心并不像表面那么平静,他虽然放弃空袭计划,但却在日记中表示这是“至为痛心”的决定。
老蒋一大早就不断琢磨,到底该不该行动?尽管他很想破坏开国大典现场,可一旦他将天安门城楼炸成废墟,破坏开国大典的正常召开,但将迎来全国人民的怒火以及美国对其的鄙视。
北京作为帝王之都,这里留下太多珍贵的建筑,将古建筑毁掉,那他就是火烧圆明园的列强,将会成为人人唾弃的历史罪人。
当然,老蒋对空袭一事也没有确切的把握,他得到情报,称我党组建P-51野马战斗机飞行团,这让他开始慌乱,不知道自己的空袭小组是否为解放军空军的对手。
其实,当时解放军只有12架活塞式战斗机,其战斗力偏弱,只不过是为了避免老蒋空袭故意放出的假消息,没想到真把老蒋给唬住了。
不过,即便老蒋真的偷袭,也不见得就一定成功。
开国大典的“点睛之笔”就是时间改为下午3点,其实按照国际惯例,开国大典应该在上午十点开始。不过聂荣臻元帅坚持要求下午3点举行,看似这个不经意的提议,却让老蒋的空袭计划难以成功。
国民党轰炸机多为美国的B-24式,其最大时速为488km/h,最大航程为3380千米。国民党空军基地位于舟山群岛,距离北京1230千米。
如此来看,只需要3个小时,国民党的轰炸机就可直达天安门上空。
当时老蒋计划派出200架飞机空袭,这显然是不可小觑的力量,我军即便有了万全准备也不能轻敌。不过聂帅考虑到,国民党空军的致命弱点是夜航能力差,天一暗下来就丧失战斗力。
与此同时,我党对开国大典召开的时间一直保密,直到上午十点时才宣布具体时间。
当然,周总理、聂帅也亲自秘密部署,他们从浙江到北平沿途上设立55个监测点,一旦发现蒋介石的空军来袭,那这些监测点就会想办法在地面上将其击落。
此外,周总理也提出,让空军飞行团队携带实弹检阅,这一做法可谓是前所未见。不过这样做的好处是,一旦敌机轰炸,那就可立即反攻。
一旦敌人前来空袭,那必然将有来无回,蒋介石虽然愤怒,但也不敢拿200架飞机去赌。如果这200架飞机被一锅端,那他的制空权就被我军取代,这个代价他承受不了。
此外,飞机飞往北京后,再飞回来必然要从中途加油,老蒋曾找到美国、韩国帮忙,准许飞机半道停下加油,可美韩两国当场拒绝这一提议,他们可不愿意为老蒋的罪恶行为背锅。
正是以上的种种顾虑,让蒋介石再三考虑后,无奈放弃轰炸任务。
尽管老蒋没有派出飞机空袭,可他也留了一手,那就是指示毛人凤破坏开国大典现场,刺杀我党高层领导人。
毛人凤接到指令后,立马想出了一个刺杀计划,他派遣一群特务潜伏北京,隐藏在正阳门西的一栋三层楼别墅中,再想办法将迫击炮运到其中,等待开国大典开始后就发射炮弹。
正阳门距天安门不过八百米,经验丰富的炮手可百发百中。同时,炮机炮发射时产生的噪音不大,且喷烟量不大。
在我军警卫人员搜查前,至少可发射20枚炮弹,再加上炮机炮的杀伤力大,一旦该刺杀方案成功,天安门城楼上的我党高层人物处境堪忧。
只可惜的是,老蒋的计划还没实施就早已泄露,这些特务一进门时就被公安机关盯上,并将其一网打尽。
原来,在北平解放后,罗瑞卿同志就组建一支保卫党中央和首都安全的公安中央纵队。而开国大典前夕,党中央指示要加强守卫警戒工作,对人员加大巡查力度,避免特务潜伏进来。
因国民党特务擅长伪装,想要让其露出马脚并不容易,罗瑞卿同志要求每个公安人员便衣巡视,如此就可让敌人放松警戒,进而露出马脚。
公安中央纵队1师2团排长刘拴虎,他是一个经验丰富的侦查员,在开国大典前夕,他每天穿着北京老市民的衣服,在天安门广场附近巡视。
一天黄昏,他意外在地上发现了一颗烟头,他本意是想将其丢到垃圾桶内。可细心的他瞥了一眼,发现这颗烟头竟然是“飞马”牌香烟,这让他立马警觉起来。
有人好奇,不过是一颗烟头,有什么紧张的?实际上,这颗烟头来头并不简单,它是1943年新四军供给部的烟卷厂生产的,沦陷区的百姓称其为“四爷的烟”。
这烟在当时属高端品牌,且多为南方人喜欢,北方人抽不惯这种味道。而此时解放战争还没结束,交通运输停滞,为何这样一颗烟头会出现在北方?
同时,刘拴虎还发现这个烟头被踩扁,敏锐的他又蹲下来仔细观察,发现若有若无的鞋印,并分析出此人穿着皮鞋。
当时的北京老百姓生活贫困,能穿得起皮鞋的人少之又少,显然抽烟之人身份不一般,可能是敌人派来的特务。
随即,刘拴虎将此发现上报给公安部长罗瑞卿,罗指示不能轻举妄动,要让敌人自己露出马脚。
接下来几天,刘拴虎和同事们加强了警戒,果然在第五天发现了一个身形可疑的人。
该男子头戴礼帽,脚穿皮鞋,看上去不是一般人,但此人好像在低头记着什么。他连忙走过去查看,没想对方太专注,忽视了他的存在。
刘拴虎发现,此人好像是在画线路图,他立马问道:“你是做什么的?在画什么东西?”
没想这男子二话不说,拿起匕首就要朝刘拴虎刺去。
刘拴虎不仅侦查能力强,身手也十分敏捷,很快就将对方控制住,并将其关押到审讯室审问。经过一番拷问后,对方这才承认自己是国民党特务的身份。
此人名为王以才,为国民党北平情报组的特务,其任务是绘制线路图,准备在开国大典期间对中央领导人的车队进行轰炸。
罗瑞卿听了后,顿时吓出一身冷汗,他庆幸提前将该特务抓捕,识破了敌人的阴谋诡计。
随后,罗瑞卿下令对整个北京城进行拉网式搜查、清理,先后抓捕了国民党党通局北平区第2分局行动组杨金富等十四名要犯,以及潜伏在亚州饭店的军统特务吴瑞金,还有惯匪、恶霸三千多人,缴获大量枪支弹药,将国民党特务的破坏阴谋逐一瓦解。
这些特务被抓后,我党对外秘而不宣,生怕敌人还会制造更疯狂的事端,因而蒋介石并不知他的刺杀小组落网一事。
等到十月一日,老蒋询问毛人凤刺杀计划准备如何时,却发现特务们纷纷失联,这才知道特务早就被公安人员抓捕,这让老蒋愤怒而又绝望,他这才明白自己已是四面楚歌,相比于对手始终棋差一着。
眼看自己的两个刺杀计划纷纷流产,蒋介石心态崩溃,坐在沙发上一言不发,身边的侍从不敢打扰,生怕会被其当成出气筒。
不过此时的他,仍在等待着一个越洋电话,希望能给自己已伤痕累累的内心一丝安抚。
原来,为了能够获得美国政府的支持,早在1948年11月底,他就派出夫人宋美龄前往美国游说,希望能够得到好消息。
然而,宋美龄来到美国后,那些美国官员对她避而不见,迎接她的只有二流官员,这让宋美龄备受打击,她只能沉重地写道:“没人对我们感兴趣!”
其实,在美国政府眼里,蒋介石集团就是扶不起的阿斗,尽管拥有精锐武器和远超解放军的兵力,但在战场上仍然是一溃千里。
美国政府甚至公开嫌弃,对蒋介石进行语言上的攻击和嘲讽,这让老蒋内心痛骂不已,可为了讨好美国主子他仍然要笑脸欢迎。
1948年年底,国民党在三大战役上败局已定,老蒋也预感“党国”时日无多,这才让宋美龄前往美国游说,希望美国方面继续支持蒋介石政权,恳求其能提供物资援助,甚至还希望能让五星上将麦克阿瑟前来指挥,企图扭转战局。
那么,宋美龄的目的是否达成?显然这一切没有那么顺利。
宋美龄被众官员冷落后,又找了各种关系,希望同国务卿马歇尔见上一面,可对方表示只能以“私人朋友”身份见面,相互间的谈话不涉及政务。
不过,宋美龄仍不甘心,她又到处寻找关系,用金钱一路打通人脉,这才见到了美国总统杜鲁门。
可杜鲁门尽管答应见她,但时间比较短,且言语之中透露着冰冷,并强调:“不会提供更多的物资援助!”
就这样,宋美龄只拿到可怜的援助经费,但在他一年的游说中花光。至于她请求让麦克阿瑟赴华考察的意愿,直接被拒绝。
至于是否继续支持蒋介石政权,美国方面一直没给出准确答案,这让大洋彼岸的老蒋心急如焚。尤其是开国大典当天,新中国成立,苏联政府承认共产党的人民政权,这让老蒋彻底慌了,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那他将彻底完蛋。
因此,10月1日上午,蒋介石除了悲愤之外,就是希望能听到宋美龄带来的好消息。
就在他脑海里胡思乱想之时,电话铃声响起,蒋介石心中忐忑不安,他不知道宋美龄能否带来好消息。
不过电话那头,宋美龄欢愉的笑声让他心安下来,对方表示美国政府会继续支持蒋介石政权,不承认新中国政权。
老蒋听了后,脸上露出久违的笑容,连说:“好!好!好!办的漂亮!”
但电话挂断后,蒋介石的脸上再次阴云密布,他知道美国方面的支持只是空头支票,对他早已失望,不会给出太大的帮助,他只能将其当成安慰剂,抚慰自己受伤的心灵。
随后,蒋介石又打开收音机,里面均是共产党方面传出的各种消息,而他也被我党方面称之为“蒋贼介石”,这让他很是生气,要知道以往他可是将我党称之为“共匪”,如今身份转变,他自然是接受不了。
不过他意识到,目前最要紧的事情并非对付我党,而是恢复自己的总统职位,依靠广州或台湾东山再起。
然而,他已经下野八个月,尽管手中握有大权,可代总统李宗仁始终不交权,这让他恼火不已。
回想起和李宗仁的点点滴滴,他越发痛恨。其实,在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为了增加在国民党中的威望,和李宗仁结为异性兄弟。
但李宗仁对这个浑身“反动”气息的蒋介石非常不满,先后多次闹“独立”,并联合其他国民党人一同反蒋,接连三次让其下野。
1949年9月中旬,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不断向南进发,广州全境面临失守,国民党军大溃败成定局。
因蒋介石暗中操控军队,使得李宗仁在西南、长江的防务全部失败,这让其对老蒋非常不满。
一天,李宗仁来势汹汹,开门见山道:“我以国家元首的身份同你对话!因国事已到了危亡之时,不得不放开畅言。你主政党国20年,但贪污腐败之风远甚于北洋时期。”
老蒋听了后怒火中烧,可他还是耐着性子听下去。李宗仁继续道:
“社论嘲讽我们是‘军事北伐,政治南伐’,这一点也没错。北洋政府尚对舆论十分忌惮,不敢公然和人民作对。可党国举起革命大旗,对讥讽时政者,皆展开报复,污其为反动分子,使得人人闭口不谈,生怕惹祸。”
老蒋面色铁青,仍不为所动,李宗仁看了看,又说道:“在南京时,魏德迈特使曾公开痛斥国民党官员腐朽无能,他作为外国官员都看不下去,公开侮辱政府,与会众人中,有人甚至当场落泪,不知你是何感想?”
随后,李宗仁又痛斥老蒋言而无信,曾亲口表示下野后不再过问政事,背地里却擅自指挥军队,制造事端,称其是“自毁诺言、目无政府”的荒唐举动。
蒋介石感受到了侮辱,但听闻李宗仁对他的指责却拿不出任何言语反驳,只能尴尬的低头。
李宗仁见对方一言不发,只能选择起身离开。然而,当李宗仁走后,蒋介石将压抑着的怒火发泄出来,他大吼道:“这个李宗仁算什么玩意?竟然敢教训我,我要让你彻底完蛋。”
10月1日下午,蒋介石继续收听收音机,收听着属于共产党人和全国百姓的荣耀历史时刻。
下午2点50分,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之上,众人见状高呼“毛主席万岁”,声音响彻整个北京城,老蒋却感觉到十分刺耳尖锐,他本想将收音机砸了,但还是耐着性子继续收听下去。
当听到很多曾经的老部下均参加“开国大典”之时,当即愤怒大骂:“这群卖友求荣的老混蛋,我老蒋对你们如此厚道,你们却全投靠中共!”
显然,蒋介石仍没有意识到自己为何会失败。其实,美国作家易劳逸在《毁灭的种子》一书中提到,蒋介石失败的主因是诸多部下倒戈投奔共产党。
其实早在1945年10月31日,高树勋率部投奔共产党开始,掀起了国民党军倒戈的先端,这之后越来越多国民党高级将领率部倒戈,从1946年7月到1949年1月,我军抓捕国民党军370万俘虏,大部分是战场上临时倒戈的。
三大战役后,更是有超100万国民党军起义投诚,接受解放军改编。而1949年2月“重庆号”军舰起义,让蒋介石的长江防线岌岌可危,也让渡江战役进展顺利。
随着南京解放后,国民党军人心溃散,战场一败千里,程潜、陈明仁、董其武等著名将领纷纷起义,他们不顾蒋介石的高官利诱,纷纷“大义灭亲”,足以可见国民党政权不得人心。
同年9月23日,毛主席特意在北京宴请傅作义、程潜、张治中等起义将领,肯定他们回归人民政权的功绩,并说道:“正是一部分爱国军人起义,加快国民党反动力量的瓦解,也让我们的空军、海军力量加强。”
也正是如此,蒋介石听到自己的诸多老部下投奔国民党后心烦意乱,甚至失去理智的破口大骂。
这些国民党人之所以投诚,说到底是老蒋统治不得人心,很多行为已引起公愤,但他却从来不反思己过,甚至变本加厉,在西南地区制造众多冤案,怂恿土匪、特务破坏人民政权,这才是蒋家王朝覆灭的主因。
开国大典持续到晚上9点,蒋介石一边听着收音机,一边烦躁的踱步,当他听闻反动特务一一被抓的消息时,心中怒火再次被点燃,不由得摔东西发泄。
开国大典这一天,是中华儿女永远铭记的一天,也是蒋介石至死难忘的一天,这一晚注定是他度过最痛心、最漫长、最冒火的难眠之夜。
然而,他仍认为自己还有翻盘的机会,在日记中写道:“共匪伪政府之成立,是增加我宣传之力量甚大,彼匪倒行逆施之所为,行见其自毙之日不远矣,故余于此但存乐观而已。”
显然,这句话不过是蒋介石的自我安慰,国民党残兵已没有多少战斗力,想要东山再起只是空话。
10月3日,因局势对老蒋愈发不利,他只能带着家人飞到台湾省,之后又曾回到一次成都,就此再也没能踏足中国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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