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部房次郎：一个疯狂将中国文物带回日本的人，为何没有遭受责骂

2021年7月，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遗珠——大坂市立美术馆珍藏书画”展出众多宋元时期的中国书画珍品。

这些书画作品都是书画中的佼佼者，每一件都流光溢彩，价值连城。

国宝不在家乡，而在藏在大阪市立美术馆，这让国人不禁感到失落。

如果仔细探究将这些国宝留在日本的人，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鲜少人知的日本名字：阿部房次郎。

二十世纪初，阿部房次郎大肆将中国书画留在日本，这些藏品后来大多被收藏在大阪市立美术馆。

与别的因将中国文物运往国外被骂的人不同，阿部鲜少招致骂名。

人们不禁要问，这究竟是为什么？

1868年彦根藩士辻兼三家中出生了一个男婴。

添丁之喜让不怎么富裕的家中充满了喜气。

由于家境贫寒，这个男孩小小年纪就到绸缎庄当学徒，以此来贴补家用。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的过，本以为这个男孩就和父亲一样过着安稳清贫的生活，却不想，一切都在他二十八岁那一年改变了。

1895年，这位男孩以养子的身份入赘近江商业巨子阿部市太郎的家中，与他的长女结婚，他随妻姓，改名为“阿部房次郎”。

作为阿部家的女婿，阿部房次郎很快就接手了岳父家的生意。

阿部房次郎工作认真负责，他做生意的眼光极好，在接手养父的金巾制织公司，很快便凭借出色的经营能力将商业版图扩展到中国、印度、南洋等地。

纺织品是人类生活必需品，利润可观。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欧洲纺织业深陷战争泥潭，阿部房次郎精准把握商机，将业务扩展到欧洲。

阿部由此大发战争财。

阿部房次郎及其家族企业赚得盆满钵满，很快便成为纺织业巨头。

据统计，1930年，阿部房次郎仅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就让自己的企业占到了日本纺锭总数的55%。

凭借着自己的经济实力，阿部房次郎还进一步在政治中崭露头角。

他出任日本纺织协会会长等关西财经界要职。

声名、金钱、权势，阿部房次郎都有了。

热爱艺术的他又开始进入收藏行业。

收藏界有门槛也有行业壁垒，阿部房次郎就想方设法与关西收藏圈打上交道。

关西收藏圈，是指在日本关西范围内聚集起来的一批收藏家。

他们的主要成员分为两个部分，学者、商人。

学者负责鉴定，商人则负责出资。

阿部房次郎主动结交到关西收藏圈中的大佬原田悟郎和内藤湖南。

在与他们的交往中，阿部房次郎学到了一些收藏知识。

内藤湖南告诉阿部房次郎：“战火纷飞的中国，无法保护数量庞大的艺术品，大量的国宝流向外国，而同属东亚圈的日本则有必要将这些文物保存下来。”

阿部房次郎深以为然，他就透过原田悟郎开始大量购入中国艺术品。

阿部在《爽籁馆欣赏》第一辑序文中详细记录了自己收藏中国书画的原因：

“导正偏重物质主义、轻视精神文明的风潮，实有其必要性。

希望借由艺术调和人心，培养优雅风气。

······

东亚古美术中，又以中国美术的成就最高。这样的中国美术品在兵乱中散佚毁坏，着实令人难以忍受。”

阿部房次郎非常清楚中国艺术品的价值，也同样了解中国所处的动荡环境。

战争带来生灵涂炭，更会造成艺术品的巨大损失。

后来，人们在梳理阿部房次郎的中国书画收藏时，发现其藏品主要来源有以下三部分——（清末著名收藏家）完颜景贤旧藏、石渠宝笈著录（清宫旧藏）和阿部在日本获得的藏品（主要是同好间交换或购藏）。

这些书画作品流落海外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

1911年，中国爆发辛亥革命，满清旧贵族失去了特权，这些旧日的王公贵族们手不能提，肩不能扛，失去清政府的供养后很快也失去了经济来源。

好在，他们手中握有大量的传世艺术品。

出售传家宝就成为他们重要的经济支撑。

为了躲避战乱，这批旧贵族东渡来到距离中国较近、社会较为发达的日本。

一批宋元时优秀的画作在这一时期大量流入国外市场，日本的汉学家内藤湖南见状，就建议阿部在此时购入中国书画。

阿部房次郎就通过原田悟郎来购买中国艺术品。

原田悟郎深谙此道，他曾经拜访过陈宝箴，向对方请教书画鉴定知识 ，陈宝箴告诉他：“画不是拿来看的，要读。书法是看的，不是拿来读的。”

原田悟郎有着很好的收藏眼光，在他的帮助下，阿部房次郎购入的中国书画都是传世精品。

通过与原田悟郎的交往，阿部房次郎得以买到完颜景贤旧藏，这些作品全为珍品。

完颜景贤，是晚清著名收藏家，为满洲镶黄旗，户部员外郎华毓之子。

尊贵的出身培养了完颜景贤出色的收藏眼光和实力。

完颜景贤一度成为清末政治家端方鉴定书画的两大法眼之一，端方去世后，他继承了端方的很多旧藏。

完颜氏藏品之丰富，令当时的收藏家叹为观止。

张伯驹称他为“清末民初北京书画收藏家之首”。

唐代王维的《伏生授经图》、元代龚开的《骏骨图》、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等都在完颜手中。

手握大量珍藏的完颜景贤一开始并不出名，后来因为1917年直隶（旧省名，包括今天的京津地区和河北一部分）洪灾，完颜景贤将自家所藏旧画捐出参加义卖，所有人才知道了完颜景贤的珍藏。

内藤湖南也因此了解到了藏品信息，这一信息对的阿部收藏非常重要。

完颜景贤的经济状况在后来极具下降，他曾写了一封求助信给日本友人大存西崖，他要以所藏书画作为抵押。

这一时期抵押给大村的作品包括梁令瓒《五星二十八宿图》、《卢鸿草堂十志图》、燕文贵《溪山风雨图》三卷。

这些抵押出去的藏品，都本为完颜景贤心头之好，他本意是将书画暂时作为抵押，没想到抵押出去后却没有办法赎回，这些国宝就此流入日本。

阿部房次郎，就在日本，购入完颜景贤旧藏。

另一批阿部收藏，来源于《石渠宝笈》中辑录的清宫旧藏。

这些国宝的失落也与清室衰微有关。

从末代皇帝溥仪的回忆录《我的前半生》可以知道，幼年溥仪并不把紫禁城当家，与自己的弟弟溥杰上演“双簧”。

他将清宫中的国宝以各种名目赏给弟弟，再由弟弟带回王府，收藏在自己家中。

于是紫禁城中的宝物，大量流失。

此外，溥仪近臣也经常巧立名目，让皇帝下旨将珍贵书画赏赐给他们。

在种种行为下，《石渠宝笈》里记载的大量中国宝物流失的情况也就不难理解了。

溥仪的近臣陈宝箴可能就是这样获得了不少名画，他的外甥刘骧业带了些舅舅的收藏去往日本，在那里，刘骧业常常因嫖资不足而以书画抵押。

原田悟郎因此收到了郑思肖的无根兰的知名大作《墨兰图》。

《墨兰图》所绘的正是无根之兰，无根兰本就暗比亡国漂泊之人，这些画辗转到日本，也暗和了中国当时动荡不安的历史背景。

乱世之中，人尚且无立足之地，何况书画？

清末著名考古学家罗振玉在赴日后，携带了大量珍贵文物。这些国宝也因他糟糕的经济状况而被抵押出去。

“大痴老人江山幽兴图卷。平生所见痴翁真迹第一。上虞罗振玉题于东山寓舍”。

罗振玉在旧藏（传）黄公望《江山幽兴图》有这样的题字，从笔墨上，我们似乎可以读出罗振玉对名画的不舍与无可奈何。

当然，失落的国宝不止这一幅，宋拓本王羲之《十七帖》和（传）（书画中的真假尚不确定，但有共识的，都带个“传”字。因佐证颇多，所以也不能算谣传，是一种普遍共识。）王维《江山雪霁图卷》、董源《溪山行旅图》（《江南半幅》），也为日本人所收藏。

从文化上讲，日本深受中国的影响。

从律令制国家开始，到平安时代，日本都在向中国学习。

日本的制度、艺术，方方面面都有中国的影子。

而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一度陷入到要全盘西化，向欧美学习的历史潮流中去。

当时，日本国内对中国美术与旧文化的重视程度并不高，而阿部房次郎却对中国古书画保持了极高的热情。

在欧洲游历时，他惊艳于英国、法国的美术馆、博物馆中保存的大量来自埃及、希腊的优秀艺术品。

有感于东亚美术馆的缺失，回国后的阿部希望能在日本建立一座优秀的美术馆来保存东亚美术精品。

他以自己丰厚的经济实力大量购买流落在外的中国艺术珍品。

抛开民族情感不论，阿部房次郎收藏中国宋元古画的行为，在客观上确实让这些艺术珍品得以免于战火，保存到今天。

有人用“一位有正义感的人”来形容阿部房次郎。

不同其他倨傲的日本人，阿部房次郎对中国的五卅运动中的抗议志士表示了同情：“今天这些中国学生中，不是将来也会出如同日本明治维新时那样的志士吗？”

阿部作为收藏家，他有着更大的格局。

他以保护整个亚洲的优秀的美术作品为己任。

阿部房次郎有这样一个观点：“收藏来源于社会也归于社会”，他并不认为自己要独占这些藏品，也不渴望成为这些藏品的最后一任主人。

在生前，他就对后嗣立有遗嘱，要他们将收到的藏品捐给社会。

1937年，阿部房次郎去世，享年70岁。

6年后，其子阿部孝次郎尊奉父亲遗嘱，将其毕生心血——160余件重要书画捐赠于大阪市立美术馆，该馆也由此成为日本最重要的中国书画收藏机构之一。

二战后期，日本本土遭到轰炸，大阪市立美术馆却毫发无损。阿部捐赠的这些中国文物也被完整地保存下来了。

1961年，阿部捐赠的收藏品中，有四件被日本政府认定为国家重点文物即“重要文化财”。

从客观上说，阿部氏的收藏，的确令中国书画珍品免于战火，受到了保护。阿部家族捐赠的藏品，成就了大阪市立美术馆。

但对于中国人来说，想要看中国古人的画作，却要远渡重洋，这怎么说都是一件令人感到遗憾的事。

但将文物留在日本的那位收藏家，也并没有用暴力掠夺的手段。

他甚至在客观上保护了这批珍贵的艺术品。

这也许正好可以解释。

为什么阿部房次郎没有饱受骂名的原因。

在大英博物馆中有很多从中国掠夺出去的珍贵文物，这些文物往往能刺痛国人的心，让人想起那样一段屈辱的历史。

阿部房次郎以购买的方式收藏中国文物，这种方式温和不血腥，他也成为为数不多的把中国国宝带到海外却鲜少招致骂名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