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老首长陈云给中央写信，要求停播《陈云出川》，这是为何

上世纪90年代，电视剧《陈云出川》在央视黄金档播出，该影视剧以陈云为原型，讲述他在遵义会议后秘密出川的惊险故事。

这部作品一经上映后，引起了观众们的广泛好感，其收视率长期位居前三。

然而，正当大家期待接下来的剧情时，只播放到13集的《陈云出川》就此停播。

很多人想不通，陈云同志为国兢兢业业，奉献终身，谁敢停播有关他的影视作品？

实际上，这部电视剧之所以停播，是陈云同志亲自写信给中央领导人，央视才紧急暂停的！为何陈云要停掉这部剧？其中有何隐情？

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该剧的停播和一个曾和陈云同志共患难十多天的、名叫席懋昭的同志有关。

正是席懋昭和陈云那十多天的相处，使得当时陈云回忆起来，感慨万分...

重庆解放后，我党立马要求成立“11·27”死难烈士筹委会，对牺牲的每个人进行烈士评定工作。

经过一番审查后，评审委员会在331个死难者中确定236人为烈士，而其他95人未定。

时间来到1981年，当年一些未被定为死难者的亲属、领导、战友等纷纷来信请求要中央复查，中央组织部立马发出了复查工作，并指出：

“搞清这个问题，不仅是对死难者及其家属负责，也是对重大的历史事件负责！”

四川省委接到指令后，立马对“中美合作所”中被迫害的未定烈士人员进行复查。

当时，一个从西康押运渣滓洞监狱的死难者席懋昭，引起了工作人员的关注。

1983年年初，仪陇县委工作人员在核查席懋昭时，发现他本人所写的自传，其中有关于护送陈云出川的线索。

因时间久远，席懋昭的真实身份仍然没能确定下来，而护送“陈云出川”一事如果为真，那么，席懋昭的身份将重新被证明。

随后，仪陇县委亲自给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陈云同志写了一封书信，讲明了此事。

陈云同志接到仪陇县委的信件后，开始陷入了回忆中...

在他的印象里，当年长征时确实有一个同志护送过他，可时隔多年自己已想不起对方的名字，只依稀记得对方为灵关殿小学校长，爱人为该学校教员。

得到这一线索后，四川省委很快就查证：席懋昭曾在灵关村担任小学校长，其爱人在该学校担任教员。

随后，四川省委又为陈云寄去一张席懋昭的照片。

看着熟悉而陌生的面孔，陈云这才确定，当年护送他“出川”的同志中，确实有一人名为席懋昭。

紧接着，陈云写了一封七百字的亲笔信，充分肯定了席懋昭同志对革命的贡献，并强调，应该追认其为革命烈士。

收到陈云同志的证明信后，四川省委高度重视，于是，1984年追认席懋昭为革命烈士，并追记大功一次。

那么，席懋昭到底是何身份呢？

据记载，席懋昭是四川仪陇人，1912年出生，年幼时就表现出过人的智慧，15岁时考上仪陇中学，接受新式教育，在这里他思想进步，多次组织爱国学生运动。

1929年，席懋昭被反动当局抓捕，但途中他机灵逃脱，之后又来到成都天府中学求学...

然而，同年10月，因党组织内出现女叛徒，不少同志被迫害，席懋昭和党的联系就此中断。

1935年时，席懋昭决定投靠兄长席伦，在对方的安排下，他来到灵关殿小学担任校长。正是在这所学校中，他结识中共地下党员董守端，两人志同道合，一同宣传革命思想...

1935年6月，红军先遣部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并进入灵关。没多久，红军主力到达灵关场，并朝着夹金山走去。

然而，就在中央纵队即将从灵关去往夹金山时，陈云同志却在此时神秘消失，不少人甚至认为陈云同志牺牲。

其实，陈云接到了中央“泸定桥会议”的指示后，需要前往上海恢复白区党组织，并想办法同共产国际联系，汇报遵义会议的具体情况，以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和帮助。

在长征之时，国民党反动派几乎破坏了白区所有的中共组织，而作为同共产国际联系的中共上海局也遭严重破坏，几乎暂停工作。

而陈云是江苏青浦人（今上海青浦），对上海风土人情均比较熟悉，且青年时期积极参加上海的工人运动。再加上他在白区工作时间长，地下工作经验丰富，因而组织上决定让陈云临危受命，完成这一重大任务。

然而，从灵关到达上海多达数千里路程，再加上一路上均处在敌人的围剿中，想要突破敌人封锁线并不容易，如何保障陈云的安全成为重中之重。

因陈云人生地不熟，且一口上海口音，如果没有人护送，恐怕很快就会引起别人的怀疑。

组织上经过一番考虑，将这一任务交给了只加入红军六天的战士席懋昭身上。

原来，1935年5月下旬，席懋昭得知红军朝着天全县赶来，立马和党员魏守端拉起了一支游击队，他们拿着长矛、鸟枪，同反动当局的民团作斗争，以迎接红军入城。

6月6日晚，席懋昭率游击队同红军先遣部队接头，并带路让红军躲过国民党军的重兵把守，一路抵达灵关，也正是这一天，席懋昭正式加入红军。

这一年席懋昭虽然才二十三岁，但他已经是有着两年党龄且地下工作经验丰富、应变力强、立场坚定的老同志了。

六天之后，陈云同席懋昭以及另一位地下党员陈梁在一个简陋的屋子里碰面，他们三个人商讨去往上海的最佳路线：从灵关前往荥经县、雅安，抵达成都后再去往重庆，通过水路赶往上海。

尽管这个路线会绕上很多路，但能够避开国民党大部队。

席懋昭以小学校长身份为掩护，而陈云决定以小学教员身份作伪装；另一名地下党员陈梁则伪装为商人。

恰巧，此时红军抓到了天全县教育局局长熊某，为了让陈云等人顺利出川，红军故意将这位俘虏放走，为的就是方便陈云等人演上一出戏。

这一天，天下着毛毛细雨，乡间道路变得泥泞不堪，陈云等人刚好“撞见”一路狼狈逃窜的熊某，此时的熊某已浑身泥泞、神情慌张。

席懋昭见状，连忙走上前去，主动搭话：

“局座，你是怎么成这副模样了？”

熊某摇摇头道：

“还不是‘共匪’把我抓住了，我运气好才逃出来。”

顿了顿，熊某疑惑道：

“你不是灵关小学的校长吗？怎么也在这里？你身边的两个人是谁？”

“前几天不是被‘霉老二’围住了吗？今天才逃出来，准备去往雅安躲风头。”

席懋昭无奈道。

席懋昭指指陈云、陈梁接着说：

“这两位是我的远房亲戚，他们是做药材生意的，前几天刚到灵关就遇到‘霉老二’，生意也做不成了，只能赶紧回家。”

熊某听闻信以为真，顿时对陈云等人有了好感，于是几人一路翻山越岭、一起逃跑。

当时，每个小道都被民团设置哨卡，熊某是荥经县的大地主，且又是天全县教育局局长，因而每到哨卡，只要他亮出身份，民团查都不查就放行。

很快，他们顺利抵达荥经县城，因一路上聊得“投机”，也算是患难见真情，因而熊某热情招待他们，陈云等人还在熊局长家住了一夜，第二天一大早继续赶路。

就这样，席懋昭利用对周边地形的了解和熟悉，带着陈云走小路、山路，应付敌人的一道道岗哨盘查，辗转十多天才抵达成都城外。

此时的成都十分危险，蒋介石亲自坐镇，到处都是哨卡，戒备森严，稍有一些异常，特务、警察就会满城出动，路过的行人都要接受盘查，身份可疑的人都会被当成共产党人。

满城的白色恐怖，让陈云等人心理压力很大，不过席懋昭在成都上过学，对成都的街道很是熟悉。于是，他带着陈云穿过大街小巷，避开闹市区、躲避巡逻的特务巡警，这才顺利进城。

接下来，陈云要去拜见刘伯承的好友、美丰银行董事胡公著先生，暂时和席懋昭两人分开。

很快，陈云就同胡公著见面，并拿着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的亲笔信，胡公著见了后，试探道：“你姓什么？”

陈云不卑不亢道：“我姓廖！”

暗号对上了后，胡公著将他接到室内，嘱咐道：“这两天成都风声紧，不能久留，你要抓紧离开这里。”

陈云点点头：“的确，大街小巷全是军警，稍有不慎就要掉脑袋，我就在这住上一晚，明天就出发。”

考虑银行是特殊场所，可能有蒋介石的便衣特务，为了不让人怀疑身份，陈云故意表现出大方的作态，出手阔绰，如给银行人员小费等。

就这样，整个银行的人都相信他是个大富商，甚至主动跑来献殷勤。

次日一大早，陈云托人前往春熙路31号的一家报刊内，刊登了《廖家骏启事》，内容为：

“家骏抵达成都时，路上遗失一个牙质图章，特此登报，声明作废。”

其实，这个启事是陈云和周恩来提前约定的暗号，他刊登启事的消息是为了向中央说明，自己已抵达成都、即将前往重庆。

随后，陈云和胡公著告别，并同席懋昭两人在约定地方见面，三个人随即乘坐汽车去往重庆。

到达重庆后，陈云又拿着刘伯承的信，按照上面的地址来到刘伯承弟弟刘叔禹的药铺。

谁知，药铺伙计却称老板不在，反复询问后，陈云决定去往刘伯承曾经的住所、刘叔禹的现住地。

其实，刘叔禹就在药铺后面，但他早就交代伙计，谁来了也不见，直接说不在即可。

当刘叔禹听闻陈云要去他家里寻找，想到哥哥刘伯承此前书信中所交代的事情，连忙朝着家里赶去，并同陈云等人见面。

在刘叔禹的安排下，他们三人在重庆住了下来。

刚安顿好，席懋昭又马不停蹄地赶往朝天门，买了一张数日才能去往上海的船票。

几天后的早上，陈云一行人来到码头，因考虑席懋昭是四川人，一口四川话容易暴露身份，陈云决定只身前往上海。

就这样，陈云同席懋昭依依不舍地告别。

随着轮船汽笛声长鸣，陈云开始了新的征程，并顺利抵达上海。

不过来到上海后，陈云发现上海白色恐怖愈发升级，已无法恢复白区的工作，他只能于1935年9月赶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长征、遵义会议等重大事情。

然而，和陈云告别后的席懋昭，就没有那么顺利了。当他回到刘叔禹的药铺，准备收拾行李回去时，发现自己和妻子已是国民党的“通缉要犯”，他这才意识到危险。

好不容易回到雅安，他碰上了灵关镇的村民陈大伯，对方称：“红军离开后，有人把你告了，现在你妻子贺伯琼被抓，共产党员魏守端被打死，你还是赶紧躲一躲，不然难逃一死啊！”

席懋昭决定去往老家仪陇县躲避，谁知路上还是被抓，并和妻子席懋昭被关押在一个监狱。直到1937年国共两党关系缓和，他们这才成功出狱。

1937年9月，席懋昭顺利抵达延安，并整理了“陈云出川”以及监狱风波等全部细节，证明自己的清白。

同年11月，陈云抵达延安，在人群中他见到了当年护送自己的青年席懋昭。

见面后，陈、席两人双手紧握在一起，之后又多次见面交谈...

得知席懋昭的种种遭遇后，陈云对他不畏艰险、对党赤胆忠心的精神所动容，陈云因此还特意送了对方一双棉鞋和一听罐头，鼓励席懋昭继续努力。

两人尽管在一起共患难十多天，却结成了知己...

抗战期间，席懋昭被组织派往家乡四川从事地下工作，他在四川他积极打击豪绅和伪政权。

1942年10月，席懋昭因从事进步活动被捕入狱，1943年时被保释出狱，转移到泸定等地继续进行地下活动。

解放前，席懋昭被组织上派往芦山工作，但遭到了叛徒出卖，被敌特逮捕，不久后又秘密押至渣滓洞监狱。

然而，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特务制造了“11·27大屠杀”，对白公馆、渣滓洞监狱人员屠杀，三百多人倒在血泊中，席懋昭就在其中。

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儿子“席康桥”于1948年9月出生，可席懋昭直到死前也没能和妻儿见面。

1950年，胡宗南率兵对西康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追捕，席懋昭的妻子席珍只好带着儿子四处躲避，艰难度日，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

直到1950年3月22日，泸定县解放，席珍母子才被救出。

此时，席珍已数年未能和丈夫见面，她委托人打听丈夫消息，等来的却是重庆军政委员会的一张证明：“席懋昭牺牲于渣滓洞！”

接到这张证明后，席珍痛哭流泪，但很快她就有了疑问，为国牺牲的席懋昭为何没有评为烈士？

其实，席懋昭的革命生涯中多从事秘密工作，采用的是单线联系，具体情况只有上下级了解。

重庆解放后，没人可证明他过去的革命工作，而政府对其并不了解，且当时形势紧迫，来不及详细调查。

再加上席懋昭的兄长席伦为国民党军官，受其影响，席懋昭的身份问题一直没能解决。

不过此后多年里，席珍一直没放弃为丈夫正名，多次上访，希望能恢复席懋昭的烈士身份。

新中国成立后，陈云多次为子女讲述“出川”时的经历，对席懋昭一路上的护送感激不尽。

他也多次询问四川的同志，有没有席懋昭的下落，但一直没结果...

直到1983年4月，他这才得知席懋昭牺牲一事，且也知晓席懋昭的英雄事迹被埋没35年，他多次向四川省委、仪陇县委致电，督促抓紧落实对席懋昭英烈的复查工作。

1984年初，席珍前往北京时，想顺道看望陈云，但陈云正生病住院，她只能失望离开。

事后陈云知晓此事，随即致电席珍：“你有什么困难、要求，可以说出来！”

席珍摇摇头：“我没有什么要求，只要历史没有忘记席懋昭就可以了！”

后来，经四川组织部的复查，以及席懋昭本人所写的自传、陈云亲笔证明，四川人民政府正式将席懋昭追认为革命烈士，追记大功一次。

时间很快来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四川省委组织部一个干部在整理席懋昭的相关资料时，意外找到“席懋昭护送陈云出川”的详细资料。

因“陈云出川”惊险而紧迫，故事性比较强，他决定将其改编为剧本。

写好后，该干部又将剧本拿给四川峨眉电影制片厂。

当制片厂工作人员收到《陈云出川》的剧本后，他们一致认为该剧本非常有意义，可传达陈云同志为党赴汤蹈火的崇高精神。

随后，制片方工作人员来到陈云家中，征求陈云儿女的意见。

陈家人起初并没有允诺，他们表示：“陈云同志一向淡泊名利，不赞同别人对他的宣传，此前《四保临江》剧本就被陈云拒绝！”

工作人员耐心解释道：“《陈云出川》这个故事鲜为人知，将其拍摄出来可为观众普及这一历史知识，同时也可弘扬革命精神，这是好事，你们意下如何？”

经过一番思考，以及工作人员的劝说，陈云家属同意拍摄这部剧，但他们并没有将此事告知陈云同志。

因为当时陈云已是八十八岁高龄，身体状况很差，患有严重的白内障、青光眼，唯一的活动就是收听新闻联播，了解国家时事。

陈云家人不愿意打扰他休养，因而没和陈云提及此事。

得到陈云家属、秘书的准许后，峨眉电影厂就迅速开始了拍摄工作。杀青后，该剧很快就通过了广电总局审核，由央视播出。

《陈云出川》电视剧登上荧屏后，因其故事精彩、情节引人入胜，讲述了出川过程中的惊险和戏剧性，也展现红军战士的伟岸形象，因而在社会上反响很大。

不过，陈云秘书、家属不愿意陈云操心，且此事也不违反原则，均选择隐瞒此事。

但有一天，陈云和新来的年轻小护士闲聊时，指着抽屉柜上的旧皮箱问：“你知道吗？这皮箱年龄比你大多了！”

小护士打量了一番，笑着说：“这是您出川时使用的皮箱吗？那确实大我很多岁啊！”

陈云听了后很是疑惑，连忙问：“你怎么知道这是我出川用的？哪里得到的消息？”

小护士连忙回答道：“《陈云出川》里，陈老你不就背着这样的旧皮箱嘛！”

陈云更加疑惑，问道：“什么《陈云出川》，这是什么？”

就这样，小护士将这部电视剧说给了陈云同志听，并称赞剧情太精彩了。

陈云这才知道峨眉电影厂以他的经历拍摄了《陈云出川》，他听了后有些不高兴，连忙将秘书叫过来，说：

“《陈云出川》是怎么回事？你们怎么背着我拍了这么个东西？要知道我一直不主张搞这些，长征时期太多战友牺牲了，我的故事又算什么？”

随后，陈云又让秘书将剧本读给他听，听完后他随即摇摇头、眉头紧锁，称不能播放这么一部片子。

秘书急道：“这是依照你的真实经历拍摄的，干嘛要停播呢？”

陈云说道：“这部电视剧夸大了我的功劳，我自认为没有这些功劳，自己的成就是人民和党给的！”

随后，陈云立刻写了一封信给中央领导人，希望能够停播《陈云出川》。

在陈云老同志的请求下，当时的领导人当即指示下架这部电视剧，就这样《陈云出川》仅播出13集就停播。

尽管陈云不愿意播放《陈云出川》，可他对待老同志、共患难的战友从来没忘记。在他逝世前，曾多次告诫子女，一定别忘记四川的席家后人。

陈云长子陈元也是这么做的，他多次打电话给席珍，关心她的身体健康。2003年，陈元前往四川出差时，得知席家后人生病，亲自前去探望，并托人送去五千元。

作为党的第一代、第二代核心领导，陈云同志却从来不高调，其本人在公众面前的知名度也不是太高，这一切都和他深藏功与名的精神有关。

他曾开玩笑道：“我一生只收两个人的礼，一个是主席，一个是总理，他们送给我的‘礼’都是棘手的事情。”

而这位身居高位的领导人，一辈子粗茶淡饭，在物质上从来没有追求。他有一身内衣，从解放战争一直穿到逝世，衣服上到处是补丁。

1994年，饱受病痛折磨的陈云，得知国家要建造希望工程，立马捐去五千元。

然而，1995年4月10日，和病魔斗争321天的陈云，永远离开了我们，终年九十岁。

但他留下来的积蓄不足四万元，可见他真正做到了共产党人的无私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