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北京一妇女去世，临终前告诉清洁工丈夫：我是清朝皇妃

1953年秋天，寒风似乎比往年来得更早一些。在北京西城胡同巷子里的一间破旧的民宅里，一名四十多岁，名叫傅玉芳的中年妇女在不堪全身病痛的折磨后最终永远地闭上了双眼。

然而，就在这名妇女病入膏肓、行将就木之际，却始终用伸出手来，睁大眼睛看着丈夫，嘴里不停地念叨着什么，仿佛是有意要在自己离世之前交代些什么。

经过仔细地询问和聆听，丈夫才从妻子口中得知一个天大的秘密：自己的妻子原来竟是清朝最后一个皇帝溥仪的皇妃！

丈夫刘振东听到消息后，不由得十分震惊。

自己与妻子相濡以沫数年，尽管生活十分贫寒，但却总是甘之如饴，恩爱有加，妻子也从未曾跟自己隐瞒过什么。可如今却在临终前说出了如此石破天惊的消息。

刘振东很是怀疑妻子是不是在病痛的折磨下因思维混乱而说错了话，但回想数年间她举止得体，颇有大家闺秀气质的表现，也开始觉得此时有几分可信，于是在病榻前继续聆听妻子用微弱的声音细细述说着自己的过往……

傅玉芳，本名额尔德特·文绣。1909年，文绣出生于声名显赫的北平方家胡同锡珍府邸。她的爷爷额尔德特·锡珍曾担任清朝的吏部尚书，父亲也曾在内务府任职，祖父两辈的经营让文绣看起来身世十分不凡。

1911年，满清灭亡后，许多之前在清朝任职的官员和其家人的命运都因局势的变化而改变，文绣的家庭也因此而家道中落，从此过着普通百姓的生活。

在嫁给溥仪前，文绣的闺中生活虽算不得富裕，但也十分幸福。在出身“书香门第”的熏陶下，她早早地就对诗赋、自然科学和音乐产生了兴趣。

她聪颖好学，在学校读书时各门功课的成绩都很优异。不仅如此，小小年纪的她还深谙事理，经常帮着父母打点各种家庭事宜。

1921年，居住在北京皇宫、保留清室帝号的清末帝溥仪，已经16岁了。

尽管早已不再是实际统治中国的皇帝，但按照祖制，清末皇室成员和旧有的王公大臣还是决定给溥仪挑选皇后及妃子，举办大婚典礼。

文绣的五叔见此良机，终日幻想着通过侄女借机光耀早已没落的额尔德特家族，于是他将文绣的照片送至内务府，等待着命运的垂青。

经过重重选拔，在溥仪亲阅相片“钦定”后，14岁的文绣和17岁的婉容被皇家正式选定。

溥仪原本想立文绣为皇后，但在端庄太妃的强烈要求下，文绣最终被封为皇妃，皇后之位则落到了婉容手中。

尽管“痛失”皇后之位，但在文绣看来却没什么，她只是希望能和丈夫溥仪过着平静的生活。没成想，在大婚当天，文绣就遭到了丈夫的冷遇，独自一人度过了漫漫长夜。

后来，她才知道，在持续的变故和身体的影响下，丈夫早已不能过正常的夫妻生活。

文绣性格端庄沉稳，在长期读书的熏陶下举止投足都带着一股自然的优雅，于人于事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想法。

虽然长相不及婉容，在二人的“竞争”上也远不如其强势，但她还是得到了溥仪的青睐，夫妻之间的关系最初十分融洽。

但这种融洽的关系并未能持续多长时间，刚刚入宫两年，溥仪就对文绣失去了兴趣。

文绣自幼就接受了西方民主平等的思想，对婉容的再三刁难和溥仪还沉浸在皇帝梦里的专制作风实在难以苟同，她性情孤傲，与两人格格不入，遭受了莫大的委屈与磨难。

被溥仪冷落后，文绣每天只得与书相伴，似乎只有沉迷在书中的世界，才能让她暂时忘却现实的惨淡境遇，她酷爱文学，把静心读书当作是一种莫大的乐趣。

然而，宁静的生活并未能持续多久。1924年，溥仪等人遭到军阀冯玉祥等人“逼宫”，被迫搬离了紫禁城，文绣也跟着名义上的丈夫开始了“居无定所”的生活。

自满清在中国建立统治以来，历任君主在紫禁城中居住了长达两百多年。如今，溥仪一家人被逼着离开原本是自己家的皇宫，更是意味着要与过去的皇家生活彻底断绝，过着平头老百姓的日子。

突然的变故，在文绣看来并没有什么，她希望凭借自己的学识，以“平等”的身份为丈夫出谋划策，争取让家庭生活变得更好一些。

然而，在经历了年少被迫退位，长大又被迫搬离自己的家等一系列事故的溥仪的眼中，一连串的遭遇无疑是自己和家族莫大的“耻辱“。

在溥仪看来，他原本是统治全国的皇帝，现在却沦落到这个地步，因此复辟之心愈加旺盛，他渴望回到那个满清统治的时代。

在周围一干“遗老”和“智囊”的影响下，溥仪当起了卖国贼，他决定借助日本人的力量复辟帝业。

文绣得知后，当即对丈夫劝说道： “日本人残暴无比，日俄战争时，即屠杀中国人无数，绝对不能听信其鬼话，引狼入室，否则后果将极其悲惨。”然而溥仪一心想恢复祖业，完全没把她的话放在心上。

此后，文绣多次就此事劝溥仪勿轻信日本人对他的承诺，溥仪则言辞激烈，不仅当着众人的面怒斥文绣，更是以暴力相加。

此后两人关系更加冷淡，宛如陌生人一般，婉容也见风使舵，对她极尽讥讽之言。

文绣内心痛苦不堪，眼看着丈夫坠入深渊，自己不仅无力制止，还备受打击，深感这样的生活终将难以为继。

连续不断的冷言冷语，和丈夫偏爱婉容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原先侍奉在身旁的太监宫女见文绣失宠，也顺势落井下石，对她施以虐待之行。

文绣终日以泪洗面，几度想要逃离这个表面风光无限的皇室家庭的生活。

对于文绣的冷落，溥仪后来也并不否认这点。他在其创作的《我的前半生》中提到：“即使我只有一个妻子，这个妻子也不会觉得有什么意思。因为我的兴趣除了复辟，还是复辟。老实说，我不懂得什么叫爱情，在别人是平等的夫妇，在我，夫妇关系就是主奴之间的关系，妻妾都是君王的奴才和工具。”

正当文绣在家里生活不下去的时候，远房表姐夫毓璋的女儿玉芬来到她身边。在得知她不幸的生活遭遇后，立刻坦诚地告诉文绣说：

“现在是中华民国时代，法律规定男女平等，而溥仪早已被撵出皇宫，是平民一个，不是什么‘皇上’了，他也得守法，平等待人。你应该请个律师，写状子，控告他虐待妻子，同他离婚，另外索要抚养费。”

玉芬的一番话，显然点醒了苦思出路的文绣。此后不久，文绣的妹妹文珊来探望她，两人在溥仪和婉容特意嘱咐得太监的严密监视下，以出门散心为由成功出逃，躲到了朋友的家中。

在亲朋好友的帮助下，文绣下定了与溥仪离婚的决心。

她聘请了三位律师，在供词中指控溥仪虐待妻子，更直接指出“溥仪生理有病，同居九年，未得一幸”，请求法院同意其离婚的请求，并向溥仪索要赡养费50万元。

消息一出，很快便传遍了京津两地，引得众人议论纷纷，“皇妃休皇帝”的传闻渐渐传开到全国各地。

对于妻子的控告，溥仪既感愤怒，又觉惊恐，认为妻子如此“开诚布公”，实在是不成“体统”，伤了皇家的脸面，更戳穿了自己与日本人的密谋，让众多百姓对此口诛笔伐，将自己置于极度尴尬和危险的境地。

无奈之下，溥仪只好委托律师代自己处理与文绣的离婚事宜。在多次协商后，文绣终于与溥仪成功离婚，逃离了那个曾带给她无限伤痛的“家”。

与溥仪离婚后，文绣拿着溥仪给的赡养费，独自一人回到了北京。为了躲避大众对她“前皇妃”身份的关注，她深居简出，更把入宫前的名字“傅玉芳”改了回来，似乎是有意在跟从前不堪的过往做切割。

得益于早年接受的良好教育，文绣很快凭借着自身的文化素养和优秀的语言功底成为了北平一所私立小学的国语老师，她书法工整，嗓音清亮，从里到外散发着不同于普通人的独特气质，受到了众多学生的欢迎。

然而没过多久，在好事媒体的报道下，文绣的身份最终被曝光，她不堪其扰，辞去了热爱的岗位，在当地一个偏僻的胡同巷子内与妹妹一块儿过着隐居的生活。

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在日军的铁蹄之下，普通老百姓过着水深火热的日子，文绣自然难以幸免。

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欺骗和敲诈后，原先得到的赡养费早已所剩无几，她被迫卖掉房子，艰难度日。在那段穷苦潦倒的日子里，糊纸盒、卖香烟，什么行当她都试了个遍，尝尽了生活的艰难和辛酸。

抗战胜利后，文绣在友人的介绍下，在华北日报社担任了校对员的工作。她才学出众，工作起来也是一丝不苟，很快便得到了领导的器重。在领导和亲朋好友的介绍下，她认识了自己后半生的伴侣——刘振东。

刘振东出身贫苦，为人老实，早年参军因为作战勇敢担任少校军衔，但四十多岁还未成婚。二人结识后，通过半年的了解与磨合，最后情投意合，很快结了婚。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宽大开明的政策引导下，原国民党遗留下的一批军职干部都得到了妥善的安排。

刘振东也在妻子的建议下，从实交代了有关历史问题，被不予追究责任，还得到了清洁队工人这一岗位的安排。

尽管收入微薄，却好歹有了一份可以养家糊口的工作，夫妻二人相互扶持，努力经营着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文绣全心全意地支持着自己的丈夫，或许现在平静的生活才是她真正想要的。

所幸的是，在经历了跌宕起伏的前半生后，最终她还是如愿以偿，与丈夫刘振东在一间不足10平米的陋室中，度过了生命中最为幸福而又难忘的一段时光。

1953年，一生饱经沧桑的文绣最终还是没能抵过岁月的侵蚀，在不堪病痛折磨下在病榻前仔细回忆着过去的一切。

回首过往，曾经种种的遭遇都在她在心中留下了挥之不去的记忆，但在告诉丈夫自己曾经的身份和经历后，最终微笑着溘然长逝。对她来说，此刻再没有什么遗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