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时期，幸福思想产生的影响，体现在哪些方面？

#历史开讲#

文|木木

编辑|观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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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明是世界文明的源头之一，而古希腊文明对西方文明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和贡献。

作为西方灿烂文化的源头和摇篮，璀璨的希腊文明在国家灭亡之后，仍然深刻影响着罗马及之后的世界文明，并流传至今。

幸福的生活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目标，幸福伦理可称之为西方伦理学的主流思想，亚里士多德的幸福伦理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人类社会对于幸福更直接的追求。

这种追求体现在各种实践活动上，他主张通过各种善事物、德性品质而获得幸福。这为之后希腊化时期幸福思想的产生奠定了理论基础。

古希腊幸福思想在西方伦理世界中的发展和演变离不开变化的时代背景以及各个先哲丰富的理论实践。

西方幸福思想的产生源于古希腊时期，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时代背景给这一时期的文化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古希腊时期的幸福思想在各个时期的文化交流中不断得到完善，众多哲学家将幸福作为生命的终极追求，并探究其真正内涵。

追根溯源，任何思想都有其产生和发展的时代背景，幸福思想之所以产生于古希腊时期，有其深刻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

古代希腊位于地中海东北部，是一个由多个国家组成的地区，包括爱琴海、意大利半岛、希腊半岛和小亚细亚等地，城邦众多。

由于领土扩张、文明碰撞等原因古希腊时期频发战争，从未形成统一的国家。公元前499年开始，希腊对地中海沿岸领土的扩张与波斯帝国发生两次战争，即著名的希波战争。

希波战争的胜利使得希腊人骄傲的认为希腊人不仅在军事方面，而且诸多方面都优于其他民族。

当时的雅典处于战争和经济的全盛阶段，希波战争之后，雅典成为希腊霸主，其民主政治在雅典的伯利克里执政时期达到黄金时代。

公元前431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雅典投降于斯巴达，公元前338年，马其顿崛起统治希腊帝国，多年的战争纷争给古希腊时期的文化思想带来不断波动。

人们更加向往和平与幸福。文化的产生和创造离不开自由环境的支撑，自由的政治环境、自由的言论以及自由的文化创作，这样的环境就在当时的雅典实现了。

希腊政体的特征突出表现在其奴隶制民主政治，当时雅典的民主政治给了公民以自由、宽松的文化环境，一定程度上是对公民人格权的尊重，保存了公民思想的自由和纯粹性。

古希腊时代的雅典公民可以针对广泛存在的问题在不触犯奴隶主利益的基础上自由的提出自己的见解，但不会受到政治处罚。

这在当时的时代，任何东西方文明之中都是不可多得的政治自由。这种环境对哲学家的产生和思想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古希腊时期的执政者都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鼓励和支持哲学、雕塑、戏剧等文化的发展，尊重知识、重视人才，这为幸福思想的产生奠定了一定的政治基础。

斯巴达的寡头政体以及雅典的民主政体作为古希腊时期的两大突出政体，对当时的哲学思想产生深刻影响。这一时期的政治自由还体现在伯里克利执政时期。

他公开支持人的自我价值，尊重公民的独立人格，伯里克利执政下的雅典，政治环境是轻松自由并且活跃的。

这对哲学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基础和支撑作用。但这一时期的自由民主制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之上。

虽鼓励全体公民参政议政，但不得不提的是只有本邦的成年男性才具有公民权，人数居多的奴隶以及妇女和外邦人员没有参与城邦政治的权利。

雅典的民主政治给予公民开放、自由的政治环境，尊重公民的人格自由的同时给予了较宽松的文化氛围，政体的民主性使得文化事业在雅典受到高度重视。

而且，当时的雅典已经开始重视文化交流的重要性，主动性的吸收各种先进文化，正如伯里克利所说：“我们的城市，对全世界的人都是开放的。”

雅典也确实做到了与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多重交流，拓展了雅典人的眼界，做到吸收借鉴、为我所用。

由此可见，希腊文化的繁荣与民主政治的支持是密不可分的，特别是伯里克利执政时期的雅典，而雅典在民主政治结束之后，文化发展也的确开始走向衰落。

希腊所处之地，大部分地区为山地，并不适宜土地生产，只能在山间的平地之间进行小面积耕种，主要产物就是谷物，但是其地势和气候决定了谷物并不会有很高的产量。

其次就是葡萄和橄榄，这为古希腊时期盛产和出口葡萄酒和橄榄油提供了物质基础，地势差异也促进了希腊西部与北部畜牧业的发展。

另外，位于希腊东南沿海地区的雅典，虽土地贫瘠不宜耕种，但便利的海上运输条件给了其与东方世界联系的纽带，地理位置的优越性带来了特殊的航海贸易和繁荣的工商业。

与东方国家进行商业贸易的同时，也给雅典带来文化上的碰撞，频繁的外界交往拓宽了雅典人的视野和胸怀。

当时的雅典可谓是整个古希腊文化高度繁荣的代表，但农业和工商业发展的两种不同的方式也带来了各城邦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均衡。

其次，古希腊时期不论是民主政治还是奴隶制经济，在当时的世界文明中都是十分先进的。

古希腊社会中小规模的奴隶使用非常普遍，随着农业和工商业的发展，奴隶被应用于各行各业，这在很大程度上对希腊时期的经济繁荣产生极大的促进作用。

恩格斯曾指出，“只有奴隶制才使农业和工业之间的更大规模的分工成为可能，从而为古代文化的繁荣，即为希腊文化创造了条件。没有奴隶制就没有奴隶国家，就没有希腊的艺术和科学。”

繁荣的奴隶制经济以及希波战争后经济的高度发达给希腊带来文化发展的丰厚土壤。另外，货币的产生给经济发展带来极大的促进作用。

早期商品贸易的交换大多体现在物物交换，直到公元前七世纪，货币产生在吕底亚，后来快速传播于各个城邦。

货币的产生和大量使用给商品交换带来极大的便利性，直接促进了商品经济的繁荣。

希腊时期的哲学家大多都不是为生计所困之人，这也体现出经济基础的重要性，也是后来的亚里士多德强调哲学家“闲暇”时间的重要性。

只有在经济条件允许的前提之下，才会使希腊人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思考问题、思考世界。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发展的繁荣以及政体的先进性给古希腊带来了多样而又开放性的文化思想，被公认为是西方文化发展的源头。

古希腊时期的文化主要指雅典的文化，雅典与军事化的斯巴达不同，重视公民强壮体魄的同时，也重视文化与艺术的熏陶，其文化发展最突出的特征是对理性和批判性的提倡。

文化表现形式的多样性体现在戏剧、诗歌、史诗、哲学等多方面，并且流传了众多神话故事，但是希腊哲学的产生则与希腊时期最著名的神话分裂开来。

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最不与宗教相关联的，它更多的体现出一种思辨性思维以及推理和证明的特征。

经济水平的提高和政治体制的支持使这个时期涌现出大量哲学家，但是苏格拉底之前的哲学家大多都将注意力放在自然哲学的研究上。

苏格拉底是第一个将哲学带回人间的伟大思想家，他首次注意到人类的现世幸福。

古希腊时期将幸福视为神圣的追求，并且关注城邦内所有公民的终极幸福，重视公民身心的全面发展，为幸福思想的产生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基础。

古希腊的地缘环境、民主政治、开放的学术氛围创造了希腊人积极进取、勇于探索的精神，种种原因造就了希腊时期文化的多样性以及希腊文明在欧洲文明史上的巅峰时期。

这也是之后希腊虽被罗马吞并，但在文化上却吞并了罗马文化的原因。

古希腊文化的多样性体现在多个层面，首先开放性的文化系统使它不断汲取多种外来的先进文化，但是却并没有因此而丧失本土特征。

希腊化时期的亚历山大里亚可谓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圣地，各地哲学文人汇聚于此，产生众多文化巨人。

可以说，古代希腊时期是西方文明的发源地，而希腊化时代则是文化的繁盛时期。

这种文化多样性的产生有地理的因素也有内在的因素，希腊人以爱冒险的精神著称，对于东方文化的汲取并不是照搬也没有因此丧失自我，这离不开其理性思辨的性格。

从古至今，人类对幸福的探究从未终止，人类渴望得到幸福，并将其作为毕生的追求目标。幸福思想的产生不仅受到希腊时期政治、经济及文化方面的影响。

更有其深刻的理论基础，古希腊哲学家对幸福论最初的讨论建立在哲学基础范围内，众多哲学家开始认识幸福、思考幸福。

梭伦是最早对幸福进行思考的，他的幸福思想带有自然主义色彩。

梭伦的幸福观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他认为幸福是精神和物质的同时满足，精神上的快乐和满足固然重要，但是幸福要有物质基础，获得幸福即要有德性更要有财产。

合理的物质需求得不到满足无权谈幸福。他认为拥有中等财产的人是最幸福的，既不会为生活所困，亦不会为过量财富而无谓担忧。

另外，梭伦强调“善终”，他指出一个人幸福与否只有在其离世之后才可以评判，活着的人是没有幸福可言的。

只有拥有最多的幸福要素，譬如身体健康、子女孝顺、德性、财产等，并且保持至临终离世，安乐的死去。

才可以评价此人是否是幸福的，但是这些幸福要素在现实生活中几乎很难同时兼备。

最后，梭伦强调个体幸福与家庭幸福、社会安定、国家繁荣的重要关系，个体幸福离不开整体幸福，生活在幸福的家庭之中、安定的国家之中，才有个体幸福可言。

否则无法判定个体是幸福的。梭伦幸福观的产生，意义重大，他认识到德性与财富对幸福的同等重要性，以及个人获得幸福将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并且强调“善终”。

一定程度上是对个人道德的约束，梭伦幸福思想的最大贡献即是指出幸福是物质幸福与精神幸福的统一。

苏格拉底是将哲学拉回人间的古希腊著名哲学家，柏拉图是其学生，二者与亚里士多德对整个古希腊以至西方文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并开创了德性伦理学体系。

苏格拉底之前的古希腊哲学家主要研究宇宙的起源及本质，是典型的自然哲学家，单纯研究自然界中各种存在的事物，而苏格拉底开启对人类本身的研究。

开创了更多关于德性品质的定义，研究了统治者的特征及治国的道理。

公元前490-480年间，波斯的入侵以及马拉松战役，希腊人都奇迹般的获得胜利，这使得希腊人骄傲的认为希腊人在诸多方面都优于其他民族。

苏格拉底经历了希波战争，也见证了伯利克里执政期间希腊民主政治最繁荣的时期，可以说经历了雅典的由盛转衰。

苏格拉底所生活的时期，战争以及政治斗争、多样性文化的碰撞，在雅典人面前一览无余，各种复杂的社会问题也促使苏格拉底将哲学带回到人世间。

不同于之前的自然哲学家，苏格拉底开始格外注重人自身的存在，也开始了对德性以及人的现世幸福的探讨。首先，苏格拉底所指的幸福不是对于物欲的追求，而是精神世界的满足。

苏格拉底本人一直过着简朴甚至清贫的生活，在战争中，苏格拉底是一个英勇的战士，生活中则处处传播道德知识，物质生活的贫乏并没有削弱他对精神世界的追求。

他主张只有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才是幸福的本质。其次，苏格拉底强调德性对于幸福获得的重要性，他强调“美德即知识”，而智慧是最高的美德。

他指出人之所以会作恶，是因为无知，不知道何为善、何为恶，人的一切恶行都是在不知道何为善的情况下产生的。

当人学习道德知识，拥有了智慧，便不会做恶事，也拥有了美德，而幸福是拥有美德之人才拥有的。由此可见，苏格拉底关于幸福的追求中，对于知识和美德的重要性的强调。

他主张德性是“幸福”的最主要因素，只有有德性之人才可以达到对幸福的欲求，而且德性本身也是值得欲求的，这一点是之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继承的观点。

另外，苏格拉底是一名述而不作的思想家，其很多思想都是在与人谈话中表达出来的，并且他不直接表达观点，而是在对对方的不断引导中表达，因此被称为“精神助产士”。

关于交流的对象，苏格拉底认为一个人不仅可以与在世的灵魂交流，亦可以与身体不在世的灵魂进行谈话。

比如前世的思想家，他认为在谈话的过程中对于真理的探索就是人的幸福状态。

这就是苏格拉底关于幸福与灵魂的关系的看法，他认为幸福不仅是人能拥有的，也是灵魂可以拥有的。但是，苏格拉底的幸福理念同样具有局限性。

当时雅典的民主政治体现在公民大会中，而具有公民大会身份的人只可能是雅典的男性自由民，妇女和奴隶是没有社会地位的，对于丈夫和奴隶主是完全依附的。

苏格拉底并没有看到当时城邦所谓的道德合法性中的不合理之处，只注意到幸福思想的内涵，没有探究其如何实现幸福以及社会现实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