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僧人在传播密教的过程中，是如何促进宗教思想融合的？

#历史开讲#

文|木木

编辑|观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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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虽起源于中原，但据现在关于云南道教的史料记载来看，早在三国时期，就有道人孟优在滇传道了。

史料记载其“得异人授长生久视方药诸书，随处济人。”且据向达先生研究，在云南兴盛密教之前，南诏是以“五斗米教”为主要信仰宗教的。

向达先生通过研究苍山会盟所采取的宗教仪式，认为从《云南诏蒙异牟寻与中国誓文》中所记载：“上请天、地、水三官，五岳、四渎及管川谷诸神灵同请降临”。

仪式上看，南诏的宗教信仰确然为五斗米道，是毫无可疑的。

印度密教要在南诏生存下来，就必须充分发挥佛教包容的特点，积极吸收云南巫教与原始道教的特点，融合巫教与原始道教的思想。

这个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就是密教僧人。

佛教本就是多神崇拜，在僧人传播密教的过程中，充分发挥这一特点，接纳了道教的神仙与巫教的“本主”。这体现在佛教与道教的仙佛体系、与巫教的“本主”崇拜逐渐融为一体。

例如在大理地区流传的大黑天神神话中，常常加入道教神仙在其中。

大黑天神神话在不同区域版本略有不同，但内容均大致是：玉皇大帝对人间不满（或因人类行差踏错，或因人间繁华而导致神仙逃至人间）。

欲赐瘟疫于人间，而执行者怜悯人类，所以自己将可引起瘟疫的毒药吃下，导致自身被毒烧黑，太上老君知道后，托梦给人类，让人类为其建大黑天神神庙。

从此大黑天神成为大理地区的保护神。玉皇大帝和太上老君都是道教系统中的神仙，而大黑天神则是密教中的护法神，它在密教中也有为保人类而吞毒药的说法。

被南亚地区的人们视为驱毒神。在这个故事中，可以看见人们将大黑天神与玉皇大帝、太上老君视为同一个体系，但又保留了大黑天神的本来意义。

许多学者对这些故事进行了探讨，如方国瑜、赵橹、傅光宇等学者，大致观点认为这体现了道教和密教相斗争的历史，但从另一角度来说，这也体现了二教崇拜对象相融合的事实。

这种情况在寺院壁画中也有体现。南诏时期，二教各有寺庙，壁画佛像也各有特色。但随着二者间相互影响加深，以及民众的共同接受。

寺院壁画佛像中逐渐出现了两教体系相互融合的情况，如圆通寺大殿两壁的十观音身后，护法半是道教半是佛教，极有气势。

密教与巫教的“本主”崇拜融合也是一样，密教将自身神祗本土化，让他们成为民族神的一部分。

大黑天神、观音菩萨等，在云南犹如原始宗教之神，供奉大黑天神的庙宇为“大灵土祖庙”，就是南诏人民将其作为土主而供奉。

而观音菩萨则如同气候神、生殖神一般能够实现人们的愿望。或者在建造密教寺庙时，寺内供奉的不仅有佛像，有的也加入了白、彝民族的本主神，让他们也成为佛教神的一部分。

密教的许多神“正是从巫教六大系列（神系）中移植过去的。”

虽然目前并没有明确的史料显示究竟是谁首先将道教与巫教的崇拜对象纳入了云南密教的体系中，但僧人作为宗教的主要信奉者，佛陀的主要供养者，必然是这一过程中的重要一环。

僧人接受，才能使南诏佛教出现仙佛一体，以仙释佛的现象。

印度密教咒语又称为“真言”，是一种成熟的咒术，要求身、口、意同时加持，方能有效，传入中国时，不仅有完整的咒文。

例如大灌顶咒，所诵即为《大灌顶经》，同时还有完整的仪式规范。这些咒语最主要的作用是从思想的角度，消除罪业、清心净身、以除苦厄、破除魔障。

因此关于早期密教僧人的记载，多为神异传说，称其口念咒语即可呼风唤雨，降龙伏虎。

巫教的咒语则实用得多，都是用于解决实际问题，诸如治病驱虫等，配合的仪式也更为简单，不似密教。而梵僧来滇传教，往往以积极的心态，主动吸收巫教咒语。

同时，又向巫师传教，恰如王海涛先生所说，“咒语像粘合剂，把密教和巫教紧紧粘合在一起。”如此这般，密教最终成为了具有巫教特点的地方性佛教——阿吒力教。

据王海涛先生的观点，南诏以前传入云南的佛教不能称为阿吒力教，因为“它还没有充分吸收、融合滇中的巫教，在内容、形式上尚未形成标志的特点，也没有赢得当权者和广大民众的认可。”

可以说，滇密阿吒力的最终形成，是密教与巫教相斗争、相融合的结果。而阿吒力教的咒术也是吸收两者内容的产物，以密教真言为主，同时接受原始咒语，担起巫医的责任。

且在传承形式上，更加原始，父子兄弟口口相传，极为保密性。据王海涛先生考证，许多本地阿吒力僧本就是巫师。

而密教流行的能够治疗疾病的咒语，也至今流传在一些山寨巫师之中。密教也吸收了道家的咒法。在大理崇圣寺出土的一张大理时期的符咒中，既可见道教思想，又可见密教特点。

“符咒上点的数目分别为五、六、七、八、九，代表了东、西、南、北、中‘五斗’”。

左上有“力去田鼠”的字样，当是道教符咒特点。但图中间又绘有曼荼罗图形，下又书有梵文，极具密教符咒特点。这张绢符咒有人认为当属道教，也有观点认为当是密教之物。

虽无定论，但二者的联系密切，甚至可以说融合程度极高。咒语和绢符都是僧人所常用的，最终形成具有巫教、密教及道教特点的阿吒力咒法，与僧人积极接纳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阿吒力教有特殊的生殖崇拜，这与阿吒力僧人融合密教与巫教的信仰崇拜有关。

密教吸收了印度教的内容，重视生殖，崇拜性力，但印度密教受印度教影响更大，重双修之法，这在藏密中有很深刻的体现。

藏密认为通过这种方式，可以达到成佛的目的。但云南的巫教中对生殖的崇拜则着重在再生上，对方式并不重视。

传入云南的密教吸收了巫教对性力崇拜的思想，将性力崇拜的重点放在了生殖功能和延绵子嗣上，滇密造像中少有双修造型，人们更多崇拜的是生殖器。

剑川石窟中著名的“阿姎白”，就是典型的滇密生殖崇拜造像，这是异于印度密教和藏密的地方。关于这种崇拜到底是本土居民坚定的原始信仰所致还是僧人融合？

笔者认为，不能否认信众的原始信仰是导致密教融合巫教的最重要因素，目前也确实没有明确资料说明僧人直接融合了这两种信仰，但若没有僧人参与其中。

阿吒力教也绝不可能有这样具有原始宗教特色的崇拜对象。僧人除了让密教与道教、巫教相互交融外，对儒家思想在滇传播也起到了一定的影响。

儒家思想何时在云南地区被广泛接受？大部分学者认为应当在张建成使唐之后，至迟在开元年间。

南诏阁罗凤时期已然十分推崇儒家思想文化，曾言“不读非圣贤之书，尝学字人之术”。南诏、大理国统治者也号召民众学习儒学，多读儒书。

在大理国与宋朝的贸易之中，也有大理国商人向宋朝商人购买儒家经典。

如乾道九年大理国使臣在横山寨贸易中向宋朝提供了一份购书目录，其中包括佛教经典、儒学书籍，如《五经广注》、《春秋后语》等。

可见儒学在南诏、大理国至少在统治阶级是被接受的。从目前的研究成果看，儒家文化之所以能够在南诏传播。

一是由于唐王朝施行以“人文教化”为主的少数民族政策，主动推进儒家文化进入南诏。

二是儒家思想中“君权天授”、“忠义”等思想利于封建统治，满足南诏、大理国统治者的需要，从而被南诏、大理国统治阶级所推崇。

儒家思想进入南诏，除了直接以经典的形式外显性地影响南诏、大理国统治者思维外，还因融入汉地佛教而隐性地起了作用。

在这样的过程和形式中，僧人作为南诏、大理国的知识阶级以及佛学研究者，为了进一步学习汉传佛教的奥义，有了比普通人更多接触儒家典籍的机会。

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南诏、大理国主要的儒学者之一。在学习儒家经典的同时，僧人注重将其与佛教思想的关联，努力寻找两者的共通之处。

如在《护国司南抄》中，除了用佛经进行注释，还引用儒家经典来解释，可见在大理国时，儒与佛已经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

它们能够相互阐释，即说明思想上有相通之处。同时，因为僧人特殊的社会地位，广泛地受到民众的尊重与信任，在僧人活动中，也促进了儒家思想向下兼容。

例如僧人在讲经的过程中，就将儒家思想传播给信众。又如阿吒力僧人要为信众撰写祭祀或丧仪用的碑文，在这些内容加入了儒家思想的内容，如“孝”等。

可见，僧人在宗教活动中，自然地促进了儒、佛思想在滇的融合，也由此成为儒、释思想在南诏、大理国的代表者。

大理国时期出现的“释儒”就是明证。云南作为地处中印交通的要冲，思想文化在广泛的交流中兼容并包。在云南的哲学思想中，宗教思想是其最浓墨重彩的部分。

云南的佛教在长期的传播与发展中，不断与儒、道、巫以及当地民族的原始宗教相融合，形成了云南地区特有的思想文化，影响了云南各民族的民族性格和思维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