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时期，官绅赴日考察的人员构成，具有什么特征？

#历史开讲#

文|木木

编辑|观星

---

在清政府的支持下，大批官绅踏上了赴日考察之路。这些官绅或为“封疆大吏”怀抱挽救中国农业之理想。

或为“无名小卒”想赴日一览其发展盛况，但都在时代浪潮的推动下跨出了东渡考察的关键一步。这一步不可否认地成为了时代的一大步，为腐朽的清朝带来了新的生机。

而他们在考察中的记述也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一手资料。我们也通过其所留“东游日记”更好地理解了当时的日本的现实状况。

在赴日考察的官绅中，清政府所派遣的官员占据了很大一部分。

政府从从中央到地方广泛遴选有能力的官员，然后由官方提供资金支持，派往日本考察与政府命脉相关的农业工业及商业。

其考察所获也必须通过日记的形式记录下来，或归国后写成报告呈上以便清政府参考。

因而受政府派遣赴日考察的官员都著有相应的考察笔记或游历日记，以下列举了其中较为重要的考察官员。

黄璟(1841-1919)，广东南海人，字小宋，号二樵樵者。曾担任北洋农务局总办。

1902年受直隶总督袁世凯派遣前往日本考察农业，著有《游历日本考察农务日记》及《东瀛唱和录》。黄璟于6月26日从天津出发，9月6日回国。

在两个月的时间内考察了农业调查所、农科大学、农业试验场等多个地方。其日记内对日本的种植业、农事试验、新式农具等均有记录。

刘学询(1855-1935)，广东香山人，字问当，号祸耕。1886得中进士。

1899年，受清政府派遣前往日本考察商业，于当年6月1日由上海启程，8月2日还抵上海.归国后著成《游历日本考察商务日记》。

刘学洵在日本主要是考察了农工商业，对农商务省的官员设置和主要职能做了细致考察。

周学熙(1868-1947)，安徽建德人，字缉之。1902年受到直隶总督袁世凯器重入府做其幕僚。

1903年，受袁世凯的派遣赴日本考察币制，为回国后筹办北洋银元局，督办官银号做准备。

在日期间除考察币制外亦对农工商实业有所考察，归国后写成《东游日记》记录在日期间的所见所闻。

李宝洤(生卒年不详)，江苏武进人，字经宜。曾任山东补用知州、湖南候补道、署湖南提学使。李宝洼于1905年5月28日赴日进行考察，8月23日回国。

在日期间考察了九段劝业场、蚕业讲习所、农事试验场、内务省、外务省、芝区劝工场、农桑务省等，归国后著成《日游琐识》一书。

李濬之(1868-1953)，山东宁津人，号响泉，清末实业救国的倡导者。1905年在其三十七岁之时受张之洞派遣赴日本考察。

对实业颇为重视的他在日期间对日本的实业多有关注与记录。在日本期间主要考察了大阪农学校、商品陈列所、劝业协会陈列场、农商务省陈列所等处。后著成《东隅琐记》一书。

盛宣怀(1844-1916)，江苏省常州府人，字杏荪，号补楼。是典型的晚清知识分子，也被称为晚晴“实业之父”。在洋务运动期间曾参与创建轮船招商局，督办汉阳铁厂等，身居要职。

1908年，盛宣怀受清政府派遣赴日考察实业，著成《愚斋东游日记》一书。

除清政府派遣的官员之外，还有部分士绅自备经费前往日本游历考察。

早在1898年，江西士绅朱缓就赴日考察学校教育，回国后出版《东游纪程》一书，此书被学界认为是中国近代最早私费赴日的教育考察记。

时间推移，至90年代，在政府大量派遣官员考察的影响之下，越来越多中国士绅开始积极响应，借博览会之机赴日考察。

张謇(1853-1926)，江苏南通人，字季直，号音奄。1894状元，中国近代实业家、政治家、教育家。

清末民初，在国家动荡的时代，他在南通一带为实业、教育、文化、社会事业等做出了巨大贡献。1903年应日本大阪博览会邀请赴日本考察。著有《东游日记》。

在日期间考察了鹤桥村农学校、北海道农学校、农园试验场、制麻株式会社工场、真驹内种育场等处。

蒋黼(1866-1911)，江苏吴县人，字伯斧。于1903同张謇一同赴日本考察，归国后著有《东游日记》一书。

在日期间，蒋黼除参观大阪博览会外，着重考察日本教育农工诸事，考察了大阪农学校、北海道农学校、亚麻会社、前田农场、北海道职工徒弟学校等处。

凌文渊(1866-1941)，江苏泰县人，字文渊，号植之。曾任知县、知州、布政使，1903以日本博览会之机赴日进行考察。

在日期间考察了大阪博览会、大阪商品陈列所、农事试验场、蚕业讲习所等处。留有考察著作《籥盫东游日记》。

江慕询(生卒年不详)，江苏扬州人，字云海，曾任职于上海制造局。1903年与凌文渊同批赴日考察，虽然其主要任务为考察机械制造事务，但是对农务实业等也有所关注。

在日期间考察了大阪博览会、制造麻系会社、岛田硝子制造场、吹田麦酒株式会社等处。著有《云海东游记》。

韩国钧(1857-1942)，江苏海安人，字紫石，号止叟。1879年中举，后受到政府重用，在政务、军事、矿物等方面均有涉及，担任要职。

1905年，韩国钧辞差赴日本考察农工商业，历经90天，先后参观了帝国大学、农科大学等高校，还参观了鹤枝小学和女子师范等。

熊希龄(1870—1937)，湖南凤凰人，字秉三。清末民初著名的政治家、教育家、慈善家。

1904年本着实业救国的目的赴日本进行考察，归国后在湖南实业学堂推广办法呈抚院稿中详细陈述了其赴日本东游期间的感获，提出发展农工商业。

沈翊清(1862—1908)，字丹曾，号澄斋，沈葆桢嫡长孙。1880年入福建船政局，任职先后达二十馀年，历任总稽查、提调及会办大臣各职。

光绪二十五年(1899)秋，日本军队举行秋操，邀请各国前往观看。沈翊清也借阅操之机赴日考察。九月初三日正式从沪乘日船山城丸号出洋，至十一月十一日返沪，前后近三个月。

清末，面对严重的内忧外患，中国的官绅秉承一腔爱国救国的热忱，不惧险阻，踏上异国他乡的土地。

他们在较短的时间内奔波于日本各大农场，工厂，展览馆等，不辞辛劳，潜心思考，想为中国的农业寻求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

如今我们在学习和研究这些由官绅心血累计而成的考察日记时，也因当从中体会其深沉的爱国爱民之心。

过去的时代，中国的官员大多固守“严夷夏之大防”的观念。哪怕在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入中国之后也未能“睁开眼睛看世界”。

而林则徐和魏源则不同，提出要“师夷长技以制夷”，学习外国的长处以此来对付外国的侵略者，并各自编写了《四周志》和《海国图志》。

在其影响下，中国才逐渐开始有读书人走出国门进行学习和访问。但是，很多中国知识分子访问日本，急速提高对日本的关心，是1871年日清修好条规缔结以后的事情。

这是因为这时他们是以公使馆员及其他资格去到日本，而他们在日期间的的笔记与日本相关的书籍也在这一时期陆续出版。后期日本方面也对清国公使访日有报道。

晚清中国人赴日考察，最早的是李圭。1876年，李在奉命赴美国参加建国百年纪念博览会，在途中游历考察了日本，并著有《环游地球新录·东行日记》。

1877年，黄遵宪在同乡何如璋的推举下被任命为驻日参赞官，出使日本，随后开始了在日本的外交活动。

1879年，王韬应日本文人邀请，前往日本进行为期四个月的考察，后撰成《扶桑游记》。

1887年，清政府通过考试选拔出12名官员，派赴美国、日本、巴西、加拿大、巴西、秘鲁、古巴等各国考察。

当时的兵部侍郎傅云龙所著的《游历日本图经》30卷，对日考察最为全面且资料详实，较为细致地对日本的各方面问题做了记录。

甲午战争的失败再次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震撼。马关条约这一丧权辱国条约的签订，标志着清政府数十年的经营的洋务运动的失败。

更令人难以接受的是这次败给的不是拥有“坚船利炮”的洋人，而是昔日所不屑的“倭寇”日本，国势的衰弱、清政府的无能彻底暴露在眼前。

这在打击了中华名族的民族自信心的同时激发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中国开始正式踏上学习日本的道路。而中国官绅对日的考察，也在此背景下展开。

1906年，受清政府财力不支、日方学校速成之风日益盛行，留学生素质日益下降等多种因素影响学部制定了《限制游学办法》通咨各省。

对官费留学生的资格加以限制，再加之学部左侍郎严修提出了清朝不应该只向日本学习而应该加强对西方国家的考察这一观点。于是，国内赴日考察教育的人员也相应地开始减少。

1908年，美国提出将庚子赔款的一部分返还中国，用于开展留美前的预备教育。

这一举措更是与严修的观点相吻合，一时间，很多出国留学或考察的人员都将其目光转向了西方而非日本。

至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留日的中国学生几乎全部回国，官绅也几乎无人再赴日本进行考察。盛极一时的清末中国人东游热自此冷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