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帝国时期，城市住房拥挤的问题是如何被解决的？

#历史开讲#

文|木木

编辑|观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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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帝国成立之前，许多城镇已经存在住房拥挤的问题，这是特殊时期历史因素和自然因素的共同产物。

例如，在中世纪时期军事堡垒基础上逐渐发展为现代城市的但泽和科隆等城市，由于其形成时期受军事防御因素的影响，建筑大多位于城墙内，内部拥挤不堪，卫生条件也较差。

汉堡和基尔等城市因地处港口或交通要道而兴起，其建筑模式同样在很大程度上由自然条件或交通方式决定。

还有一些城镇在狭窄的山谷中的发展起来，如埃尔伯费尔德等，人们尽可能地在地形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建造房屋，缺乏系统地规划，制约了城市的进一步建设与发展。

这些城市的住房建设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历史、地理和自然因素的制约，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住房问题是不可避免的。

而到德意志帝国时期，城市人口大幅度增加，从1871年的1400万人增加到1910年的3900万人，城市人口的急剧增长加重了城市住房的压力。

而且住房建设的速度远跟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这就使得城市面临着严重的住房短缺问题，本就紧张的住房空间因人口密度的增加而变得更加拥挤不堪，居住环境严重恶化。

据统计，在德意志帝国时期，德国33个大城市每所住房的平均居住人数为21人。

不同城市每所住房的平均居住人数有所不同，相比而言，布雷斯劳为52人，莱比锡为35人，哈勒为26人，法兰克福为20人，其中大城市柏林的住房拥挤问题更为严重。

柏林人口从1890年的190万人增加到1910年的370万人，二十年内人口几乎翻了一番，而住房数量的增长速度远跟不上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

因此，这一时期，柏林的住房密度、空间发展等问题都要比其他城市要显得更加尖锐，每所住房的平均居住人数高达77人。

从柏林市内部来看，西部地区每所住房的平均居住人数却不超过26人，因为那里的人们相对富裕，生活条件优越，住房拥挤问题较轻。

与西部相对较低的数字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柏林北部和东部一些地区每所住房的平均居住人数竟高达100多人。

由此可见城市内部不同地区住房情况在经济因素的干预下同样存在明显的差异。

为了满足城市居民的住房需求，新建的住房往往十分密集，并且缺乏屋内配套设施，居住条件差。

例如，像柏林这样的欧洲大城市，除了较为古老的街区外，德国城市街道大多笔直宽阔，行走于街头，很少会发现不良住房的踪迹，也很少会见到被人们称之为“贫民窟”那样的住房。

只有通过街面的路口进入出租房，检查住宅内部情况，才能正确地认识到德国住房问题的严重性。

这些供出租使用的建筑物往往排列紧密，庭院狭小，以至于孩子们只能在楼梯井、庭院和街道上玩耍。

房间内阴暗潮湿，采光通风条件差，卫生条件极其恶劣。这种密集型出租房通常都是经过改造后的居民住宅，房屋往往排列地非常密集。

这种有着多个庭院的多层住宅的出租房在城市边缘相当普遍，被德国批评家称之为“出租营房”。

通常富人居住在沿街的最前排，后面是一个接一个的庭院，经济上不那么富裕的中产阶级和底层民众就住在后面庭院的住房中。

甚至一些子女众多的家庭共同生活在一个狭小的房间内，多人使用同一个厨房，居住条件十分恶劣。

据相关资料显示，1873-1874年间，柏林的出租营房最多的拥有六个庭院，每栋房子各有五层，最高有7层，每层都建有很多房间，但每间住房空间狭小。

许多不同的家庭在此共同生活。1900年，首都柏林被人们称之为世界上最大的出租营房城市。据1905年柏林住房统计数据显示，柏林近一半的住房只有一个房间和一间厨房。

其中更为严重的是，4452所住房仅有一间厨房可供使用。2119所住房没有一间可供采暖的房间，也没有相应的厨卫设施。34254所住房只有一间可供采暖的房间。

除柏林外，在汉堡、汉诺威和莱比锡等城市，出租营房也是当地主要的住房形式。

而莱茵兰和鲁尔地区的情况相对较好，莱茵兰住房形式主要以三层楼或较低楼层的小型住房为主，鲁尔地区的住房形式主要以小型住宅为主。

19世纪60年代柏林市统计局局长赫尔曼·施瓦贝指出：家庭或个人收入与住房费用成反比，即一个家庭或个人收入越少。

家庭或个人收入中用于住房的支出所占的比例就越大，反之，随着家庭或个人收入的增加，家庭或个人收入中用于住房的支出所占的比例就越小。

据统计，在德国城市中，住房租金一般占家庭收入的14%-16%。工人阶级则普遍为20%-25%。而对于城市中最贫穷的居民，需要为住房支付更高的租金。

尤其是年收入低于1800马克的家庭，在1867年至1901年期间，住房租金在他们微薄的收入中占据越来越大的份额，有些甚至高于25%。

德意志第二帝国期间，德国城市房屋租金大幅度上升，尤其是工业中心，住房租金涨幅最大。据统计，1870-1885年间，房屋租金增幅高达63%。

高房价、高租金和低收入使得越来越多地普通市民和工人住在租住的房屋中，而通常只有富裕阶层能够完全满足自身的住房需求。

据哈勒的沃尔夫博士估计：19世纪中叶，在德国各大城市中，50%的城市居民租房居住，42%的城市居民拥有自己的住房。

而到1900年租住房屋的城市居民比例飙升至为85%，拥有自己住房的居民只占11%，1910年这一比例分别为88%和9%。

更多的数据据显示，20世纪初期，柏林有97%的居民居住于出租房中，布雷斯劳为96%，汉堡为94%，莱比锡为93%，慕尼黑为92%，埃森为90%，科隆为86%。

1905年，柏林甚至有大约10万人租住在阴暗潮湿、通风差的地下室里，平均每个地下室可容纳4名租客，个别地下室甚至被出租予更多房客，居住条件也更为恶劣。

通常情况下，有些工人家庭急于增加收入，将本已人满为患的住房出租给更多租客。

有些租客为了减轻高租金的负担，又再次将房间转租出去，甚至还出现了“分班租床者”，即一个床位分时间段租给不同的房客。

这些房客大多为尚未定居的年轻工人，其中约25%是女性，这使得住房空间更加拥挤不堪。

与英国相比，德国的租金高约25%，但工资低20%，而德国的食品成本也更高，工作时间更长。

简而言之，德国大多数工人在负担更高生活成本的同时，还居住在条件更为恶劣的住房中，这对其健康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城市公共卫生设施建设滞后优质的饮用水和干净的土壤被认为是居民良好健康状况的主要条件。然而直至19世纪中期，这两者对于大多数德国城市而言都是极度缺乏的。

1842年，汉堡修建了供排水管道，成为德国境内第一个拥有供排水系统的城市，而在德意志帝国建立初期，帝国境内大多数城市尚未建设供排水系统。

因此，随着城市人口的成倍增长，城市内现有的公共卫生设施远不能满足城市居民的需要，这就为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一方面是给城市供水设施带来了挑战。德意志帝国初期，大多数城市居民饮用水主要还是来自河水或井水，仅有上层阶级的部分群体可以享受由私人经营水厂提供的水。

居民饮用水质量也无法得到保障。例如，在汉堡，1842年就已经建有中央供水系统，通过管道输送附近的河水供城市居民饮用，但是由于大部分水厂没有安装过滤设备。

城市居民饮用水时常出现卫生问题。受此影响，19世纪80年代，汉堡城市居民曾多次遭受伤寒的侵袭，最严重的是1892年发生的霍乱疫情。

直接导致8616人死亡，而在汉堡郊区的阿尔托纳居民饮用的是经过过滤的水，因此无人得病。另一方面是对城市卫生设施提出的挑战。

19世纪70年代初期，德国许多城市处理污水和废物的主要方法依旧是通过街道两旁由石头铺就的露天排水沟，通过排水沟最终将其输送到附近的河流中。

以柏林为例，柏林将城市污水以及废物通过排水沟直接排入施普雷河中。

这些露天排水沟大约有50厘米宽和60厘米深，在建筑物前，由金属建造的小型人行桥可供居民穿越排水沟。

排水沟最初只是用来排放污水，但是由于大多数家庭缺乏处理生活垃圾的方式，因此他们通常会把生活垃圾直接扔进屋前的排水沟中。

而柏林街道坡度较为平缓，加之人口日益密集，生活垃圾增多，排水沟也经常被堵塞，造成废弃食物等垃圾堆积如山，臭气四溢，严重影响着居民的日常生活。

人畜粪便的处理方面，德国城市的每个庭院里都会建有粪坑，粪坑一般会由清洁工定期清理，并将其运往农业地区，用作肥料。

也有一些家庭通常会在夜晚把垃圾或者排泄物直接倒进附近的河流中。尽管有法规明确规定柏林污水坑和粪坑要密封和覆盖，但许多污水坑和粪坑建造的并不合格。

这就使得污水坑或粪坑的里的污秽物渗入到地下，使得周围的土壤被大面积污染，地下水也因此受到影响，进而使得人类饮用的井水也受到严重的污染。

负责运送垃圾和人畜排泄物的车辆也常常缺乏有效的密封，所以这些污秽物经常会泄露到街道和院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