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英国总督寇松是如何保护印度历史文化的？

#历史开讲#

文|木木

编辑|观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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寇松总督在其任期内实施的文化和教育改革政策是饱受争议的。

一方面，寇松积极推动印度历史文物的保护，专门成立考古部门，作为一位对建筑艺术痴迷的印度总督，他还在印度大兴土木，比如修建了帝国图书馆和维多利亚纪念馆等。

另一方面，寇松却又严格监视印度民族团体和力量的言论，一旦发现有批评殖民政府的声音，就严厉对待甚至镇压，敌视各种印度民族主义的文化活动。

而以1904年《印度大学法》为代表的寇松教育改革更是一柄双刃剑，它既深刻影响了印度近代的教育事业，同时又激化了英印之间的民族矛盾。

在1902年的杜尔巴典礼期间，寇松政府举办了一场印度艺术的大型展览，其目的就是复兴该国一些正在消亡的艺术产业。

其实，寇松总督对印度艺术和建筑非常感兴趣，并且热衷于保存这些考古遗迹。早在1900年2月，他就在孟加拉亚洲学会的演讲中说：印度到处都是消失的王朝和被遗忘的君主。

还有众多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的历史遗迹，而且大部分都位于英属印度或直属于殖民政府的土地上，当然也有少许例外。

其中许多遗迹坐落于偏僻的地方，很容易受到热带气候、繁茂的植被以及当地无知居民的破坏，有些居民甚至为了方便和省钱。

竟借助一座座古老的建筑重新改造成避风遮雨的住所，所有这些情况都在呼吁英属印度政府所需承担的特殊责任。

他接着将自己的责任定义如下：在我的任期内，我希望更明确坚定地表明英属印度政府对保护印度古建筑、古艺术、古代文化遗址和古董的帝国责任。

为了让那些致力于保护的人可以采取更自由的方式，政府竭力为之提供必要的帮助，使其成为这座无价的艺术和学术宝库的忠实守卫者，当然，这几年来，我也一直是这样践行的。

在同一篇演讲中寇松还分享了一些具体事例，这些事例记录了总督采取措施对正在凋零或遭人为毁坏的艺术作品进行保护。

其中有一件小事尤其引人注意，在艾哈迈达巴德有一座古老的清真寺，其窗户的设计可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因为这座清真寺的一面墙竟由一棵树构成，墙面是从一根树干上长出来的，而树枝间的空隙形成了精妙绝伦的天然窗户。

1900年，寇松勋爵在炎热的天气里访问了艾哈迈达巴德，他在视察饥荒之旅中意外发现了这个美丽的艺术设计，但是该艺术作品最精华的部分却被当地人用来存放旧的资料和文件。

他立刻命令把所有的资料文件都撤掉，又用栏杆把树干围起来，于是艺术的窗户又恢复了原来的美丽。寇松决心保护印度的古代建筑遗迹，但是这些遗迹却因缺乏关注而遭到破坏。

他震惊地发现，人们对这些建筑知之甚少，关心这些建筑的人也寥寥无几。

有一次，寇松就古代建筑遗迹保护的问题指示马德拉斯地方政府咨询当地一位有名的考古学家约翰·马歇尔爵士，可是马德拉斯政府居然答复说，他们从未听说过这位专家。

于是，寇松决定改进政府的古代建筑遗迹的保护工作，向省级政府提供了专项财政援助，甚至聘用前面提到的那位著名考古学家担任了政府负责相关工作部门的主任。

政府还通过立法，赋予私人保护古代建筑遗迹的权力。

寇松还是第一位参观过阿旃陀洞穴的总督，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在寇松总督以前的历届殖民政府对印度历史文物保护工作的漠不关心。

如果寇松仅仅满足于恢复和保护印度这些古老的建筑作品，光从这一点来看，他就已经赢得了印度的感激。但讽刺的是，他决定增加一座属于自己的纪念碑。

于是在加尔各答的市中心一座纪念碑拔地而起，表面上这是为了纪念维多利亚女王，但实际上是为了纪念他自己的功勋。

泰姬陵也被翻新了，同时伴随出现的还有另一个大理石奇观，为了纪念英属印度殖民政府对保护印度古建筑所做的出贡献。

这座伟大建筑将被历任印度总督的雕像环绕，且正对着泰姬陵大门入口处矗立的就是寇松本人的雕像。毫无疑问，在自恋的寇松心目中，最伟大的印度总督这一头衔非他莫属。

在寇松时代，特别是其任期的最后几年中，在印度新建的许多建筑都彰显了一种宏伟壮观的磅礴气势。

作为该时期最杰出的代表建筑之一，加尔各答的维多利亚纪念馆在其广阔的建筑面积上耸立着高高的镶嵌成花纹的大理石圆顶，使印度风格的建筑竟然颇具文艺复兴时的韵味。

仿佛是在向英国人、印度人甚至是欧洲大陆新崛起的竞争对手宣告，大英帝国雄风依旧。

即使寇松认为，建造维多利亚纪念馆的目的是期望将英国统治者和受过教育的印度人紧密团结在一起，但是，正如寇松的助手对他的提醒一样。

因为缺少对权力的真正共享，这种期望终归只是空中楼阁。

果不其然，该建筑仅仅只纪念了诸如克莱武、黑斯廷斯等英国殖民“英雄”，却丝毫没有印度本土人的影子，并通过宣扬这些英雄的丰功伟绩。

让英国人可以确信他们在印度过去的统治是“辉煌的”，其统治地位也是完全正当的。

在对印度历史文物的保护和大兴建筑方面。

寇松总督更多地表现出对历史文物尊重和对建筑艺术痴迷的富有极高文化修养的英国贵族形象。但是在面对印度民族主义文化活动的时刻，寇松的帝国主义者的嘴脸暴露无遗。

寇松经常性地发表种族主义的言论，极力宣扬白人种族优越。

其实寇松在1899年出任印度总督之前，曾相当长时间内担任印度办事处的副大臣，这种政治履历曾给印度人民带来一种期待福音降临的渴望。

然而，新上台的总督就用粗暴的镇压手段和露骨的种族主义言论打碎了印度民众的迷梦。

随着印度民族力量的快速成长，印度民族知识分子阶层也不断扩大，在其掌控之下的民族报刊开始大量刊行有关民族意识的内容，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一般印度民众的民族意识。

这是殖民统治者所不愿看到的现实，也是总督不能容忍的行为。寇松认为“舆论是叛乱之母”，为此他采取了最为严厉的镇压措施。

1904年，他在1889年和1898年《国务机密法》的基础之上进行修改，再度扩大该法律条文的适用范围，将各民族团体和报刊牢牢地置于当局的严密监视和箝制之下。

凡是发现批评殖民政府的文章，统统都被视为“煽动对政府的怀疑和仇恨”，相关的作者和编辑都难逃牢狱之灾。

1905年2月，他在加尔各答大学演讲时甚至说，印度人根本就不能称之为一个民族。寇松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印度人民的强烈不满。

素来以温和保守著称的国大党领导人之一的郭克雷也不得不出来仗义执言，指责他倒拨时针的反动行径。

将他与莫卧儿帝国的皇帝奥朗则布相提并论，称他和后者一样给印度带来了“最黑暗的时代”。

尽管寇松实行高压的舆论管制，对印度民族主义文化活动采取严密监视，但是印度民族主义力量并没有被吓到，也没有就此对殖民政府的反动行为缄默不语。

在新的形势之下，以国大党内的小资产阶级激进派为代表的新的政治派别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作为印度民族主义力量的极端派，小资产阶级激进派开始了对殖民当局的舆论反攻。

最早的代表人物之一婆罗马班迪哈夫·乌帕底西亚就创办了加尔各答《索菲亚》周报，并且担任该报的编辑。

1900年，当八国联军在中国残酷镇压义和团运动时，他不顾舆论管制而在《索菲亚》报上毅然撰文，强烈谴责列强的暴行。

此举激怒寇松当局，最终被迫逃出国。但是1903年，他又重新回到加尔各答，并创办了新的报刊《晚报》，并以此为舆论基地，对寇松的殖民统治展开反攻。

此外，另一位代表人物比平·钱德拉·帕尔也于1901年8月创办英文周刊《新印度》，该报勇于揭露寇松殖民统治的实质。

并在1904年以更激进的态度加入反对寇松的分割孟加拉政策的舆论大潮中。第三位激进派人物拉拉·拉吉帕特·拉伊，他于1904年创办《旁遮普报》。

积极宣扬激进民族主义的思想，等等这些激进派人物用实际行动勇敢地反击，不畏惧寇松当局对印度民族主义文化活动的打压。

不畏惧寇松当局对舆论的严密管控和监视，也不畏惧寇松的倒行逆施。

1905年，寇松殖民政府分裂孟加拉的消息一经公布，在印度民族主义的领导下，整个印度的舆论沸腾了，反对声音一浪高过一浪，寇松的舆论管制政策最终彻底失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