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16-18世纪，英国贵族在家庭生活中同商人的交往过程

#历史开讲#

文|木木

编辑|观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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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族与商人在商业经营方面的一个交往形式就是共同参股合股特许公司。

莫斯科公司是英国第一个特许合股公司，此后英国陆续成立了许多为人熟知的特许合股公司，贵族与商人纷纷参与到合股公司的投资中。

政府授予特许公司特许状之后，合股公司获得了特许权。特许状是合股公司的合法性的官方认可，允许特许公司在授权范围内从事商业运营。

从一些特许状的具体内容来看，一些合股公司不仅享有在特许领地的范围内行使经济职能的权力，有时还需要代表政府履行一些政治管理和外交职责。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特许合股公司不单单是一个经济组织，还具有一些政府机构的职能，拥有一定的政治和外交权力。

商人和贵族共同参股的莫斯科公司就是一个具有经济和外交双重职能的特许合股公司的代表。在原有商路阻断之后，英国商人希望能够在北方找到一条通往东方的贸易路线。

为了向北方探险，英国商人合股成立了莫斯科公司。

由于之前的贸易路线受到了葡萄牙的干扰，所以英国商人在政府的支持下展开了开拓一条新的寻找黄金和香料供应地的航线的探险。

希望能够得到东方的财富。但是却意外的与俄罗斯政府建立了联系，意外的打通了英国与俄罗斯的贸易通道。

1555年2月26日玛丽女王正式授予莫斯科公司特许状，标志着莫斯科公司正式成立。

莫斯科公司不仅打通了英国和俄罗斯之间的贸易联系，还从俄国统治者那里获得了优于其他国家贸易公司的特权。

作为一个特许合股公司，它不仅行使了经济职能，还承担了一些外交事务。

就莫斯科公司的经营效果而言，虽然并没有取得较多商业利润，但是其在英俄两国的外交关系史上却占有很重要的历史地位。

英国与俄罗斯外交关系的好坏也直接与莫斯科公司的利益相关，因此莫斯科公司一直将英俄外交的各种事项视为自己的分内之事。

从未详细区分哪些事是国王该做的哪些是公司该做的。莫斯科公司还充当了英国政府与俄国皇帝伊凡四世进行政治沟通的媒介，传达彼此之间的愿望与要求。

莫斯科公司在俄国的外贸结构中还居于一个特殊的地位，享有其他国家所没有的便利。

威廉教授就曾提到，莫斯科公司在英国国内是唯一受法律保护的与俄国进行贸易的实体，拥有贸易垄断权。

在俄国，莫斯科公司享受到了俄国沙皇及其兄弟提供的特权，享有特殊地位。诚然，对于不同公司而言，其性质也有所区别。

有的合股公司就是一个单纯的经济组织，只负责履行经济职能。有的公司政治职能偏重一些，需要承担一些外交职责。

但两种职能之间存在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经济职能的发挥有利于政治上的交往，政治职能的发挥又能为合股特许公司的发展创造优势条件。

综上，贵族和商人共同参股的特许公司既承担了经济职能，拓展了英国的海外市场，为英国的对外贸易的发展贡献了力量。

又具备一定的外交职能，有利于英国与其他国家的外交关系的发展。英国社会转型时期，贵族在家庭生活中与商人的交往也日益频繁。

与许多传统社会一样，英国贵族家庭的婚姻主要是考虑的是否能够保持家族的血脉、地位和财产，感情或者爱情只是次要因素。

所以大部分贵族倾向于在贵族群体内部选择结婚对象，这样能够最大限度的保证家族的高贵地位。

1640到1759年间贵族的内婚率一直维持在60%-70%之间，但在转型时期的各个阶段，在贵族中也确确实实存在地位不相称的婚姻。

起初，贵族是耻于与商人为伍的，更不用说与商人建立联姻关系了。但是随着社会风气的改变和改善自身经济窘境的需要。

许多贵族开始改变传统的贱商观念，也产生了一些商业方面的想法。但是贵族毕竟经商与贵族的传统生活不符，贵族也没有经商所需的经验和商业技能。

更没有像商人那样强大的商业网络，所以虽然贵族中间有不少人直接涉足了商业，但大多只进行一些消极性投资，真正活跃的专注于商业的贵族还是比较罕见的。

贵族若想在商业上有所作为就不得不尽量与商人保持良好的关系，利用商人的专业技能和商业网络。

甚至有的贵族与商人通过联姻巩固彼此之间的关系，通过亲属网络各自获益。

传统的英国贵族通常希望能够保留住大宗财产以保证家族的长盛不衰，因此在面临财产继承问题时一般不会实行析产制而是长子继承制。

由于长子会继承大部分财产和爵位，所以长子具备结婚的实力，因而成婚率也会比贵族次子要高。

贵族的长子为了维护家族的地位和名望在选择婚姻对象时往往会倾向于贵族的女儿，因而贵族长子的内婚率比较高。

而不少贵族次子、幼子和一部分没有可观嫁妆的女儿因为经济窘迫，无法攀高求贵，被迫改变门第观念，与地位低于自身家庭的人结婚。

1485—1569年，最少有50%的贵族和贵族继承人与地位相当的贵族子女缔结了婚姻，到了16世纪的末20年这一比例仅为30%左右。

在16世纪末，只是有一些经济上处于窘迫境地的贵族开始偷偷越过界限与商人联姻。到了17世纪，在重商主义的影响下，贵族与商人联姻的热情日渐高涨。

据统计，1548-1617年的70年间，仅有6家贵族与商人通婚，1618-1630年仅13年时间，却有9家上院贵族与商人联姻。

生活在17世纪的伦敦商业巨头威廉科凯恩爵士的四个女儿都嫁给了贵族，他的孀妻后来也嫁给了贵族。在转型时期的英国，贵族看到了商人阶层的发展与壮大，出于对金钱的渴望。

他们怀着嫉妒与利用的复杂心情与商人建立关系，并力图通过婚姻关系加强这种联系，以利用他们的财富。商人阶层出于提高自身社会地位的考虑，也乐于与贵族保持较好的联系。

虽然贵族和商人结婚的比率并没有达到一个特别高的比例，但是贵族和商人的结婚形成了一种亲属联系，双方的亲属网络范围都的到了扩充。

相互之间的联系也更为紧密，据劳伦·斯通考察，沃里克郡105个有纹章的大土地所有者家族三分之二都与商业有联系，大部分和伦敦有商业联系。

贵族和商人之间的相互渗透和亲属联系有利于双方和谐共处，有利于英国转型时期的社会稳定。

在英国的贵族家庭中，只有长子享有继承大部分财产和头衔的权力，贵族的次子必须自己想办法谋求生路。

尽管贵族与商人存在门第之别，但迫于生存的压力许多贵族次子只能选择从事商业，成为商人。从商不是最好的选择，但不失为出路之一。

诺斯是贵族次子经商获得成功的例子。生活在社会转型时期的达德利·诺斯出生于一个贵族家庭，但很遗憾是个次子，所以在他父亲去世之后仅获得了小部分家产。

少年时代在伦敦当学徒，学徒期满后成为一名商人从事国外贸易，青年时代在土耳其就已经相当具有影响力了。

回英国后成为了一名官员，主要负责财政和金融事务，也曾在海关任职，最后因为成就突出，被国王授予了爵位。诺斯之所以从事商业，成为商人，是受他父亲的影响。

他的父亲写过一本书，书中劝诫家道中落的贵族子弟应该勤俭持家。

并建议他们尽量从事律师、医生等体面的行业，尤其强调了从事贵族次子的一条很好的出路，建议他们不要瞧不起商人。

伦敦市议员理查德·切恩贝莱恩爵士的第三个儿子，也是通过经过自己的努力而成为了商业精英。

社会转型时期英国贵族同商人的交往范围很广，不仅仅局限于经济生活，在政治生活和家庭生活中都有明显体现，并且有时候带有双重性质。

比如贵族在开发矿产和森林资源时与商人的合作，为商人争取特许状既是一种经济交往也是一种政治交往。

贵族与商人在经济、政治方面的交往与合作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提到的经济与政治的辨证关系，即经济决定政治，政治对经济具有反作用。

从贵族角度来看，贵族面临的经济危机迫使其改变观念，在政治上与商人进行交往与合作，增强了自身的经济实力，经济实力的稳固又会为其在政治上继续保持特权提供保障。

从商人角度看，商人经济实力的增强为其参与议会和官场政权奠定了基础，而商人进入议会和官场之后又通过形成议案或者权钱交易等方式提高了自身的经济实力。

贵族与商人交往的形式多种多样，其中既有相互合作也有利益冲突。

无论怎样合作与竞争，贵族和商人都是从自身的利益和需求出发的。他们也会力求在冲突与合作中找到一个平衡点以达到各自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