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世纪，伊朗民主思想是如何蓬勃发展的？

#历史开讲#

文|木木

编辑|观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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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布教徒起义和历次改革虽然最后都以失败告终，但是它们的政治成就及其持久的社会影响在近代伊朗是不容忽视的。

起义被镇压，改革被遏止，但是其倡导的思想和主张并没有被全部消灭，民族主义和变革思想被传播和继承，得以成为后续革命家和改革者的借鉴，因此政治要求呈现出进步的趋势。

这些运动和起义都是民众反抗专制制度和殖民主义的结果，几乎都是立宪革命的预演。

西方的渗透激发了人民的爱国精神，他们通过留学、经商和其他各种各样的方式在与西方的接触中接受了先进的思想学说。

随着新型知识分子的诞生，他们认为宪政主义、世俗主义和民族主义是建立现代化伊朗的重要因素。

1890年，马尔库姆·汗开始通过创办名为《法言报》的报纸来传播自己的改革思想和宪政主张，该报在伦敦印刷并运到伊朗。

以团结、正义和进步为旗帜，对知识分子影响很大，对立宪革命的爆发有很大的积极意义。

他宣扬宪政制度的优点以及专制政府的缺点，“在提出伊朗为什么落后的问题时，他拒绝接受欧洲基于种族和宗教的传统解释。相反，他把责任归咎于政治专制和文化狭隘。”

不仅维护了民族尊严，而且将国家出路的思考引向了制度层面。他主张用法律保护生命、自由和财产安全，他还提倡伊斯兰的现代化，使之符合新时代的发展要求。

在烟草抗议之后，马尔库姆·汗认为，与乌莱玛建立广泛的民众联盟至关重要。

思想家阿富汗尼建议国王与俄国结盟，对抗更危险的英国，提议暴力反英，主张团结乌莱玛和非宗教人士反对外来侵略。

虽然遭到了国王的强烈反对，但是他坚持秘密分发传单和组织秘密政治协会，在改革者中有巨大的影响力。

虽然他未能成功驱逐英国人并推行改革，但他在伊朗有众多追随者，继续进行反帝国主义和政治改革事业。

阿富汗尼与马尔库姆·汗的合作促进了思想交流，改革者通过发表文章和策划政治活动不但启发了知识分子，而且还唤醒了普通民众。

壮大了反对专制政府的力量，思想也在斗争中不断成熟。

阿萨达巴迪出版了反英报纸《强索报》，他在伊朗有一群职业多样化的追随者，包括商人、官员、神职人员，试图建立一个广泛的联盟，希望通过乌莱玛动员人们采取政治行动。

20世纪初，伊朗出现了秘密社团，社团成员对改革思想和宪政进行了辩论，他们后来积极参与立宪革命。

“他们认为，专制制度和伊斯兰教是伊朗落后的主要原因，因此主张制订宪法，召开议会，进行改革，反对外来侵略。”

其中有五个组织在革命中发挥重要作用，分别是秘密中心、社会民主党、人类的社会、革命委员会和秘密协会。秘密中心是由12个年轻的激进分子在大不里士组织的。

伊朗社会民主党成立于1904年初，由几个在俄国社会民主党活跃过一段时间的人组成，活动集中在工人中，创始人大多数是伊朗的知识分子。

这一组织的主张主要是从俄国学派引进的的经济理论，以保护农民和工人的基本权利为主，这两个组织也都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人类协会的创始人是一位司法部的高级官员，主张发展社会工程、法律平等和个人自由，成员主要是中央政府的上层官员。

革命委员会由激进知识分子组成，成员的职业比较多样，他们通过多种方式学习西方文化，1904年5月，委员会秘密起草了一份推翻专制制度和建立法治和正义的国家的计划。

秘密协会的成员主要来自传统的中产阶级，并于1905年提出了一系列政府改革的建议，包括税收改革、军事改革、鼓励国内贸易等全面的现代化改革方案。

虽然各个团体的主张不同，但是他们的目标都是一致的，这也促使他们在革命中积极合作。

1883年，德黑兰成立了伊朗商人协会，该协会提出保护国内市场免受外国商人的侵害，通过海关建立保护主义，提高伊朗商品的质量和数量。

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和伊朗国内的专制腐朽统治推动了立宪革命的爆发，而西方民主思想的传播促使先进的知识分子寻找国家的出路，摆脱现状。

随着西方先进思想传入，报纸和期刊也逐渐增多，印刷机加快了知识的传播速度。

民众日益了解西方的事物和思想，又受到了革命家的启蒙，对国内的落后和被压迫的处境渐渐不满，萌生了反抗意识。

革命家在烟草运动中积累了斗争经验，国内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也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只需要一个导火索便能引起革命家的激烈反抗。

英国阻挠伊朗立宪革命的原因是英德矛盾激化，英国需要极力维护与俄国的友好关系，从而维护自己的国家安全和利益。

英国维护印度安全，掠夺伊朗的资源，抢占伊朗贸易市场也是英国干预革命的重要原因。

同时，伊朗社会秩序混乱给英国插手提供了机会，伊朗人民的求助也使英国可以借机合理地干预伊朗内政。

此外，俄国支持和绥靖英国干预立宪革命也使英国的干预更加顺利，在多种原因作用下，英国采取了干预伊朗立宪革命的政策。

19世纪末，英国注意到德国企图扩建海军和极力扩大势力范围，英国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在欧洲的地位便开始拉拢俄国。

1907年，英国和俄国签订《英俄协定》，从此以后，维护英俄关系成为英国对伊朗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

英国开始以牺牲伊朗的独立和主权为代价来拉拢俄国以此维护自己的利益。

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完成工业革命后的工业生产总值超过了英国，德国与英国展开了激烈竞争，德国依靠贿赂伊朗官员也建立了亲德集团。

19世纪末，德国海军上将阿尔弗雷德·冯·提尔皮茨提出大海军政策。

1898年，德国开始重整海军军备的计划，严重威胁英国的海上霸权，英德矛盾激化，英国意图保持自己在欧洲的霸权地位。

1899年，一家德国公司取得了巴格达铁路的修筑权，这条铁路连接波斯湾与德国控制的安纳托利亚铁路，德国的势力由此向波斯湾延伸。

英国一直对企图争夺波斯湾的国家保持高度警惕。1906年，德国德意志东方银行与伊朗政府谈判后获得了在伊朗设立分行的特许权，在英俄的阻挠下这一特权最终被取消。

德国人对伊朗西南部虎视眈眈，为了遏制德国进一步扩张，英国和俄国联手对抗德国已刻不容缓。

英国也担心俄德会结盟，尤其是1905年德国试图诱导沙皇签署一项条约之后，英国认为有必要与俄国和解，以免自己被孤立。

1905年底，英国的自由党上台执政，自由党致力于广泛的国内改革，德国海军崛起导致印度的防御变得更加艰难，英国一些政治家要求增加建造军舰的开支。

英国想通过《英俄协定》减少英俄在伊朗的摩擦，削减军事开支，况且俄国在伊朗的势力不论是贸易还是政治都比英国强大。

在布尔战争之后，英国希望避免代价高昂的战争，“英国外交部长爱德华·格雷警告说，俄国将及时从1904-1906年的灾难中恢复过来，而他不相信英国有足够的手段和意愿动员足够的增援部队去应对印度的重大紧急情况。”

19世纪末，英国担忧俄国对伊朗南部和印度的威胁，这一担忧因俄国在中亚修建铁路加剧。

“最重要的是，英俄有一个有限的、明确的摩擦领域，这个领域足够危险，足够值得签署协定，而且足够局限，不涉及任何其他权力。与俄国的协定将防止欧洲联盟孤立英国。”

格雷认为英国应该与俄国达成谅解，他将整个亚洲的政策视为一个整体，而伊朗只是其中一个影响因素，英国不得不为了抗衡德国和维护印度而放弃伊朗的一些利益。

“通过签署协定，缓和了紧张局势，从而创造了稳定的环境，释放了海军资源，以确保抵御德国海军日益增长的威胁。格雷深知消除潜在威胁和摩擦点的重要性，否则这些威胁和摩擦点可能会破坏至关重要的战略市场。”

在日俄战争中，俄国败给了东亚小国暴露了实力，在一定程度上，英国对俄国放松了警惕，将注意力转向了德国。

俄国在远东的失败是非常耻辱的，他恢复其下降的声望的唯一手段是增进与英国的友谊，加入法国联盟。

另一方面，英国已经与法国进行了明确的友好谈判，他需要俄国的保证来应对德国的迅速发展。正是通过各领域的外交合作，消除了许多地方摩擦的根源。

英法协约和双重同盟扩大为三国协约，在欧洲棋盘上遏制三国同盟。俄国爆发革命后，沙皇忙于镇压革命和内部改革，财政紧张，采取了战略收缩的外交策略。

内忧外患的处境使俄国向英国靠拢，趁机缓解两国的紧张关系。签订《英俄协定》便于俄国在其势力范围内肆意掠夺，消除了英国阻挠的顾虑。

1907年8月31日，英俄签订《英俄协定》，划分了两国在伊朗、阿富汗与中国西藏的势力范围，伊朗东南部为英国势力范围，北部为俄国势力范围，两国之间的地区为中立地带。

此后英国在政治形势的应对中显得软弱无力，让俄国没有了侵略的顾虑，相当于放任俄国肆意干预立宪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