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英国政府是如何“插手”埃及事务的？

#历史开讲#

文|木木

编辑|观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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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6年法国圣西门研究会提出修建苏伊士运河，说明英国对埃及政策转变的开始。

即帕默斯顿政府寻求阻止和挫败苏伊士运河的修建计划，意味着英国从“坐收渔人之利”间接控制埃及，到直接“插手埃及内政”。

英国利用土耳其宗主权，以直接干预埃及内政手段，开辟经苏伊士地峡的航线，改变土耳其传统的红海关闭政策。

以及利用修筑铁路改变埃及和红海商路的贸易规则，以适应新形势下英帝国利益的需求。

法国自拿破仑远征埃及时就有修建苏伊士运河的打算，但直到19世纪40年代才由圣西门研究会正式提出并形成计划，这威胁到英国的利益。

位于埃及东境的苏伊士运河，不仅扼守着埃及门户、也是红海与地中海之间的唯一出入口，向北可进入欧洲，向南连接着印度洋的入海口。

同时又将亚洲与非洲分开，战略位置十分显要。

自法国于1798年远征埃及后，修建一个以苏伊士地峡为中心，沟通地中海和红海两大水系的运河，就已成为拿破仑所追求制衡英国、打击英国印度利益的外交战略目标。

正如拿破仑向督政府上书时所说：法国占领埃及，开凿一条连接地中海和红海的运河，将在欧洲引起“商业革命”。

对英国在印度的霸业的打击，如同16世纪新航路发现以后，对热亚那和威尼斯的打击一样，这结果对法国来说是全然有益。

我们不要忘记，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国家，只要谁掌握与印度的贸易就是获得了巨大的财富，当法兰西共和国成为开罗和苏伊士的主人，世界将不一样。

但由于测量的失误，法国专家乐普雷得出错误的结论：“红海在涨潮时将比地中海高出三十英尺，由此推测开凿连接红海和地中海的运河是不可取的”，至此打消拿破仑的开凿运河计划。

虽然拿破仑的计划未实现，但是可以表明法国已把修建苏伊士运河作为其战略目标，并开始付诸行动，并逐渐成为法国东方政策的一部分。

1840年后，由法国官方性质的圣西门研究会再次发起对苏伊士地区的研究调查，并于1846年圣西门学会负责人尹范蒂联合法、英、奥地利等国的工程师。

发表了研究会所得出的新成果，即得出了红海与地中海水位相差不多的新结论，确认了沟通和开凿苏伊士运河的可行性，主张尽快将运河的开凿付诸于实践。

随后，圣西门领袖尹范蒂向阿里政府递交修建运河的可行性报告，阐明修建运河的益处：“通过在苏伊士地峡开凿运河。

将使东方和西方如婚姻一般连接在一起，而地中海则是介于两方之间的婚床”。

“好望角航线的出现已使埃及失去了在传统贸易中往日的有利位置，而现在正是到了恢复的时候了”。

圣西门研究会的举动，体现了对运河的修建意图，期待阿里的批准。法国政府在得知圣西门学会的结论后，希望尽快将运河的修建付诸于行动。

法国外交部长多茹因尼曾指出：“我相信这一工程如果执行，这将会给埃及和法国的带来极大的利益，所有商人也当然会获利，并且完全没有阻碍，我满怀希望地希望这一工程尽快执行”。

原因在于：随着法国国内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完成，出于开拓和保护东方的海外市场、提高贸易运输效率、争霸海上强国地位的原因。

开辟一条由法国控制垄断的贸易航线需求，成为法国外交追求的目标。而要构建法国的海上优势地位，离不开苏伊士运河的修建。

法国驻土耳其的大使普利斯特指出：“修建运河把好望角航路的优势地位拉回到地中海，是法国根本利益之所在”。

法国驻埃及公使巴罗也指出：苏伊士运河“使法国在埃及获得优势，对英国来说则极其不利。

因为它将传统经好望角的东方商业重新带回到了地中海，这也极大地缩短了时间，减少了代价的损失，使用这一传统航线确保了我们在东方商业竞争中取得胜利”。

甚至巴罗还寄希望于以运河向印度扩张势力，他曾向政策建议用“运河接近印度”，使法国“经红海与印度取得联系”，以此破坏英国在东方的优势地位。

由于上述原因，苏伊士运河修建问题出现初期，法国对此十分感兴趣，形成了支持运河修建的政策，为日后法国开凿运河、垄断运河奠定了思想基础。

法国在埃及的再次出现和向苏伊士地区的进逼，无疑是对英国的利益构成潜在的威胁。

英国不主张修建苏伊士运河，也不愿看到法国势力在埃及得到恢复，破坏埃及臣服于土耳其之下的现状，更不愿看到在传统东方航路上出现劲敌。

因此英国首相帕默斯顿对法国支持修建运河采取抵制政策。英国之所以是如此的态度是基于以下考虑。苏伊士运河的修建会导致埃及独立。

虽然自1841年《哈提舍瑞福条约》的签订已使埃及臣服于土耳其的宗主权下，但阿里的野心还蠢蠢欲动，妄想将他的“扩张雄心与运河相融合”，试图利用运河取得埃及的独立地位。

英国认为，苏伊士地峡是连接亚洲和非洲的唯一通道，也是土耳其进入埃及、行使其宗主权的重要途径。而苏伊士运河的开凿无疑是在两国间竖起屏障，阻止土陆军管辖埃及。

导致阿里的独立意图再次被激发，使英国以维护土耳其宗主权管辖埃及的政策逐渐失效，从而影响英国对埃及的间接控制。

1858年英国首相帕默斯顿曾明确指出：“的计谋使埃及在法国的协助下，使自己独立于土耳其宗主权之外”。

在议会的演讲中，帕默斯顿更详细阐述了反对修建运河的原因：这一点是非常清楚地，即这一计划将来会对英国的政策和利益充满敌意。

它隐藏的意图无疑是为埃及将来从土耳其分离埋下伏笔，并使埃及置于法国的保护之下。

这又深又宽的运河像是在埃及和叙利亚间插入了一颗军事武装过得钉子，它将是一道军事防御线，致使土耳其陆军非常艰难。

帕默斯顿的发言赢得了英国政界的支持，英国外交官员柯文雷在议会中发言：“正是在这一精神和视角的影响下，运河计划才会被提出，它的影响在于将在埃及和叙利亚之间放置一道宽而深的天然屏障—运河，而且还被军事力量和天然障碍所保护”。

同时英国驻土耳其大使斯坦福也担心苏伊士运河将助长阿里的独立倾向。

他在给政府的报告中写到：“运河将在埃及和叙利亚之间安置一个天然的屏障，如此将来埃及会从苏丹的领地中分离出去”。

在帕默斯顿看来，修建苏伊士运河纯属是“法国入主埃及的阴谋”。

凭借运河，法国将会实现永久控制埃及的目的，埃及的地位将由土耳其的藩属国变为法国的“藩属国”，彻底置于法国的势力范围内。

正如帕默斯顿所说：如果运河地区给予法国公司，那么它将是位于埃及与土耳其之间，由法国殖民下的法国领土。

任何土耳其军队试图穿越这一地区的举动，将会被视为对法国领土的入侵。从那时开始运河公司将完全地完成埃及从土耳其脱离的使命，埃及将会被置于法国的保护之下。

在运河未建成之前，英国将苏伊士地峡视为通往东方印度的“万能钥匙”，一直在这里奉行抵制法国的扩张政策。

而苏伊士运河的开凿，意味着将在法国的影响下，建筑一条由欧洲到达印度的“最短之路”，致使法国进一步接近印度。

同时英法在埃及矛盾积怨已久，国内向英复仇情绪高涨，其支持修建运河的意图不得不引起英国对印度的安全担心。

英国首相帕默斯顿曾明确指出苏伊士运河“这一诡计可以使法国威胁英国的印度属地”。

他认为法国通过运河将“从黎凡特到红海以及印度洋纳入势力范围内”，控制和垄断通往印度的“快速路”，并以印度的安全相要挟，迫使英国屈从于法国。

正如帕默斯顿在议会中所指出：“对于英格兰是一种伤害，因为在任何的英法争端中，法国总是力所能及的接近运河，从而开始可以派遣军舰和陆军进入印度洋”。

“万一到时爆发战争，法国从土伦港派遣军舰到达印度洋、印度的海岸线只要5周，而我们从朴茨茅斯港派英国军舰经好望角需要花费10周，这点让我十分惧怕”。

他甚至将苏伊士运河比喻为“法国手上的长矛，将刺穿英国的盔甲，永远地摧毁印度与外界隔离的状态”.

以此借喻法国利用苏伊士运河对印度将造成威胁，揭露运河修建的计划是法国敌对英国的手段。

所以英国决不允许通往印度的道路被置于任何威胁之下，更不打算在法国的“怜悯下与印度取得联系”，因此坚决反对苏伊士运河的修建。

正如帕默斯顿所说“运河应该不能被修建，也不允许被修建，但是如果运河被修建的话，那将是英国和法国为争夺埃及之间的战争爆发之日”。

学者马哈杰在评价英国对于苏伊士运河的态度时所说：“由于英国渴望维持他控制印度的这一霸业，他在这一区域睁大眼睛保持警惕。

所以英国政府带着愤怒和复仇，守护着它的利益即所有的印度道路”。

由以上两个原因可以看出，抵制修建苏伊士运河是英国基于国家安全利益的考虑，集中体现了在中近东地区防卫印度和东方航线安全的需要。

为了粉碎法国的运河阴谋，帕默斯顿在执政生涯的后半期开始寻求取代运河、开辟经苏伊士地峡的中转航线以及修建铁路的政策。

甚至不惜利用外交干预土耳其的手段，以直接干涉埃及内政，为英国的国家利益服务。

从19世纪50年代起，英国对原先支持土耳其对埃及的宗主权政策进行调整，开始直接介入埃及事务，影响埃及内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