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19世纪，苏伊士运河在英国对埃及政策演变中起到的作用

#历史开讲#

文|木木

编辑|观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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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6年—1859年，是英法围绕苏伊士运河展开的一次争夺。期间经历了苏伊士运河研究会的成立到到运河的破土动工。

英国在此阶段的外交举动有两点：英国开辟经苏伊士地峡到达东方的航线。修建苏伊士铁路。上述表现说明英国政策出现的变化。

它主要包括两个特点：第一，英国在面对新的埃及局势时，逐渐调整过去维护土耳其在埃及的“坐收渔人之利”政策的执行手段。

即从过去只确保土耳其对埃及宗主权，以防止列强染指埃及，到以改变红海关闭状态、直接干涉土耳其和埃及内政，为英国利益服务。

第二，英国这一政策的变化，是出于反对和遏制法国在埃及重新扩张的产物，反映英法两国在埃及问题上的矛盾不断加剧，并呈进一步激化的趋势。

法国修建苏伊士运河的意图，促使英国开辟苏伊士地峡航线，意图阻止埃及对运河付诸开凿。

自圣西门研究会提出修建苏伊士运河以来，英国外交大臣帕默斯顿一直认为修建运河具有“法国特征”，此举动实质由法国人所操控，充斥着法国利益。

借此法国会重新进入埃及，恢复在地中海以及北非的优势地位。以至于帕默斯顿在议会强调：“运河完成之日，就是埃及置于法国保护下之时”。

因英国不能直接控制埃及驱逐法国，也不愿看到法国重新在埃及立足与英国对立。

基于以上考虑，帕默斯顿认为应试图开辟经苏伊士地峡的中转航线，改变土耳其的红海关闭法则，以取代苏伊士运河的修建计划。

1846年帕默斯顿在议会中首先指出，要避免法国以修建运河的名义对埃及、红海进行渗透和威胁英国东方属地。

就应构建一条“由英国赞助和掌控下、经苏伊士地峡到达印度的中转航线”，以达到由英国掌握通往东方航线的目的，将苏伊士地区纳入势力范围，以保护东方印度属地。

因为“通过埃及和红海这一更快的速度与印度联系比经好望角航线更加有必要”。针对开辟经苏伊士地峡的中转航线，帕默斯顿更是在议会发起辩论，说明其益处。

帕默斯顿在议会中强调：“埃及将会拥有通往全球贸易站点的万能钥匙，此时此刻我们能更加清晰看到这一点，它在商业中和航海中扮有重要的角色，并将是世界的商业中心”。

他认为，英国虽垄断着经好望角到达东方市场的航线，但其缺陷在于“航行速度慢”、“航行区间长”，致使英国商品进入亚洲市场受到限制。

若由欧洲经苏伊士地峡转船抵达亚洲，航行时间将节省了一半，极大提高了东西方航线的贸易运输效率，符合英国的商业发展要求。

以至于学者哈瑞森在谈及英国开辟中转航线时所说：“法国因经济利益对运河的修建提出，增加了开辟通往东方经亚历山大和苏伊士地峡的中转航线的重要性，这极大地刺激了英国的商业利益”。

同时，他还在议会中强调：“苏伊士地峡航线提供了一个杰出的屏障，以阻挡任何欧洲列强的入侵，尤其是阻挡法国进入印度洋”。

他认为，苏伊士地峡是分割地中海和红海的天然屏障，可以阻止欧洲国家、尤其是法国军舰快速进入东方海域，对英国维持海外英印帝国安全利益来说，无疑是增加安全保障。

帕默斯顿的这一思想主张得到了英国政界的支持。其中包括迪斯累利，他指出开辟苏伊士地峡中转航线是“要控制和保护我们到印度的高速路的安全”。

甚至包括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他对法国驻俄大使巴然特也说：“英国一直盯着埃及，埃及对于英国十分必要，因为他们正试图寻找一条新线路通往印度，他们要在红海建立他们自己的势力范围”。

在政治、经济利益的驱使下，英国政府采取开辟经苏伊士地峡的政策，利用外交干涉的手段，要求土耳其开放红海，取消“海洋禁令”，土耳其的海洋主权开始被破坏。

一方面，帕默斯顿向土耳其、埃及和法国，表明英国政府反对修建苏伊士运河的强硬态度。

英国首相帕默斯顿指示英驻土耳其大使斯坦福伯爵，对土耳其政府公开表示：“大英政府认为这一运河计划是极其厌恶的”。

指示英国驻埃及领事布鲁斯对阿里表态：“我的政府绝不会为了方便而承认这一运河计划”。同时也对法国也做出了类似的通告。

帕默斯顿曾对主张修建运河的法国代表说：“创造这一新的贸易通道将会完全挫败大英帝国所拥有的商业和海洋利益，更会严重地破坏英国与法国友善的关系”。

帕默斯顿试图以这种不妥协的外交姿态阻止苏伊士运河的修建生效，以挫败法国再次进入埃及的目的。

另一方面，英国单独照会土耳其和埃及，阐明英国开辟苏伊士地峡航线的意图。

明确要求两国政府做到以下几个方面：“向英国打开红海的贸易大门。开放红海为英国邮件服务。允许英国公司在苏伊士地区建立由欧洲到达印度的客运中转航线”。

以此方式使苏伊士地区不仅成为是通向东方的商业要道，也由英国的控制。从而阻止法国对这一区域的涉足，为英国提供了与东方市场更加快捷的贸易联系。

正如英国后任驻土耳其总领事克温利在强调这一航线对英国的重要性时所说：“英国和法国政府在苏伊士地区的立足点是不平等的，但通过苏丹，英国在埃及的中转航线交通拥有巨大的利益”。

在英国的利益驱使下，英国开始打破土耳其对红海的封闭和贸易禁令，以“插手内政”的形式，迫使土耳其利用宗主权为英国利益服务，意味着英国“坐收渔人”政策的执行手段改变。

随后英国派遣印度海军进入红海展开调查，成立相应商业公司垄断苏伊士地峡航线的业务，正式开始对苏伊士地峡航线的经营。

在19世纪40、50年代，英国经苏伊士地峡对印度和东方的贸易量增加，经营航线的商业贸易公司相继成立，英国对此地的管理也开始加强。

甚至“经过这些发展经过埃及的中转航线已成为往返印度和英国的固定线路”。

单从1847年的记录中可以看到，英国经营下的苏伊士中转航线仅发展一年就已具有一定规模：“客流量达3000人、有3500多头骆驼、440匹马、46辆四轮马车、和四艘专用轮船为其服务”。

并且在苏伊士运河开通之前，呈现规模稳步增长的势头。

经营苏伊士地峡客运航线的商人瓦格洪恩对此曾做出高度评价：“这里建立了东方与西方的联系，完成了伟大的在埃及海洋商业”。

因此，开发苏伊士地峡航线关系到英帝国的贸易发展，而只有控制住通往东方市场和印度的快速航线掌握在英国手里，才是确保英帝国在东方的贸易优势地位的最佳方法。

以上看到，建立经苏伊士地峡到达东方的航线已经证明英国对埃及政策偏离了小皮特所主张维护土耳其主权完整的原则，并在苏伊士铁路问题上使政策调整进一步具体化。

为了彻底取代苏伊士运河的修建，英国在一边经营苏伊士地峡的航线，一边还筹划在埃及境内修筑从亚历山大至苏伊士的铁路，利用干预埃及内政为手段。

以谋求英国势力进一步进入埃及、驱逐法国的目的。在修建苏伊士铁路问题上，英法两国的政策完全相对立，两国在埃及的矛盾进一步朝着激化而演变。

法国在苏伊士运河问题上的紧逼，促使英国苏伊士铁路计划的出台。

一方面，伊凡蒂于1846年11月组织成立苏伊士运河研究学会，派遣调查团公然亲赴埃及，对开凿运河进行实地考察，引起了英国的警觉。

另一方面，法国政府也乘机对阿里进行外交施压，谋求埃及政府同意修建运河。

法国驻埃及总领事巴罗对阿里表示：“如果有一天埃及重新成为欧洲到达印度的通道，开凿运河将会对埃及十分有利”。

甚至还威胁阿里说：“法皇个人对修建运河感兴趣，任何不情愿修建运河的行为都将会被视为对皇帝本人的冒犯”。

虽然，出于对英国的顾及，阿里不敢贸然接受法国的建议。但在英国看来，法国的行动将迫使阿里“绕过伊斯坦布尔的同意”，“实现在埃及立足的目的”。

正如帕默斯顿所说：“默罕默德·阿里将会装聋，自己要修建运河”。基于以上考虑，帕默斯顿认识到，在法国的推波助澜下，运河的开凿将势在必行。

只有修建经由亚历山大港至苏伊士地峡的铁路，才有可能进一步取代运河的修建计划，避免法国插手运河事务，符合英帝国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