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时期，五台山僧人的送供活动，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历史开讲#

文|木木

编辑|观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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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台山逐渐确立圣山地位之后，“送供”这种宗教行为发生了变化。

初唐之前五台山虽然已经出现了可能不以佛教为宗旨的地方宰官“设斋立碑”事件及周边民众围绕五台山僧人的送供活动，但这些活动与其他地区的佛教设斋供养相较并无特殊之处。

直至五台山因文殊道场确立而引起的送供活动开始，“送供”才被赋予了新的意义。

由于“圣山”在地理上的固定性和人们对远礼灵山所致功德的期待，加上帝王的重视，五台山送供设斋活动随着巡礼人数的增加而增加。

除僧侣和巡礼者之外，送来布施物品的供养主频繁来往五台山，是促成五台山信仰隆盛的原因之一。武则天晚年对五台山的重视激发了僧人五台山送供的热潮。

长安三年，武则天命人雕造御容像，计划送往五台山礼拜文殊菩萨，这一行为预示着从国家最高层面确立了五台山就是文殊道场的合法性和神圣性。

虽然武则天所雕御容像最终未能送至五台山，但她将礼敬文殊圣山的态度昭示天下，形成了“倾国僧尼乞送”的场面，最终在五台山建塔设斋供奉。

可见当时送御容供养五台山的举动在僧侣群体中影响甚大，虽未能送御容像至山，但前往五台山送供设斋的想法已经播下了随时可以萌发的种子。

中宗景云年间，牛云在五台山扩建华严寺，在华严寺北灵鹫峰上塑造文殊真容像，吸引了大批来山巡礼者。

他建造的善住阁院后来成为华严寺主院，也称为万菩萨院，但如果没有信众的大规模供养，华严寺的建设是不可想象的。

开元四年年，曾在南岳学法于菏泽神会的僧人神英巡礼五台山，宣称自己在华严寺西的山野中进入了圣境“化法华院”，于是他在此结庵而居。

这种“神圣体验”吸引了大批信众，《宋高僧传》记载，不久之后，神英周边就出现了“信施如林”的场面。

《广清凉传》也记载说，神英“居之岁余，皈依者众”，可见在不长的时间内，神英就得到了大批信众的供施，得以在华严寺旁开建“法华院”。

法华院可能是开元年间建设规模最大的五台山寺院，按《宋高僧传》和《广清凉传》的描述，法华院按照神英在化境中所见而建。

仅就院中壁画为吴道子所绘，整个寺院“费盈百万”的情形来看，即可见当时所得供养财物之多。

神英本籍沧州，早岁出家，到五台山之前游历诸方，他募捐修建五台山的供养应当来源于全国各地，画圣吴道子的助力也说明法华院修建时不乏远来送供的信众。

开元年间雕造于五台山西麓代州东章村的石灯台记录了五台山当时出现的来山巡礼者盛况，石刻中说“他方远国，皆来奔凑”，并记录说当时五台山寺院建设已经号称百寺之多。

可见山中募捐应当多来自于他方供养。不但如此，当时地方宰官也有斋僧的举动，开元年间代州都督王嗣就曾发愿“饭千僧以祈胜福”。

送供设斋有时是在神奇事迹感召之下而产生的一种宗教实践行为。

虽然从武则天晚年至唐玄宗时期，五台山的确受到了帝王的青睐，但从牛云景云年间方始修建“善住阁院”的情况而言。

当时寺院规模与唐肃宗和代宗朝所建尚不可相提并论，开元天宝年间五台山已有为兴修寺院而其的“送供”之实际情形，但“送供”实践并未上升为国家大规模支持的行为。

八世纪中期之后，唐王室开始专门遣使“送供”于五台山。由于不空等人的大力鼓吹文殊信仰，五台山建设了以金阁寺为代表的密教道场。

在不空参与建设金阁寺之前，五台山就开始有僧人为修建寺庙而起的“送供”行为，这种行为已经被官方认可。

唐代宗永泰二年五月，不空上书请求参与修建金阁寺，从其所上《五台山金阁寺》表中提及的“令泽州僧道环日送供至山”一语。

可见当时“送供”已经成为官方派遣僧人往五台山的一种例行活动。实际上，从不空奏章上可以看出，金阁寺为“先圣书额，寺宇未成”。

此寺实际敕建于唐肃宗乾元元年，大历二年《请舍衣钵同修圣玉华寺》奏章中，不空明确提到“五台山圣玉华寺，准乾元元年九月十一日勅与金阁寺同置”。

可见到不空上奏参与道环的送供活动时，金阁寺与玉华寺已经开建八年之久，僧人道环“日送供”的情况也说明他送供频繁，但想要建成道义入“化境”所见的大寺，靠民间募捐何其难哉。

从不空接手之后，金阁寺的修建得到了代宗的大力支持，不空除了上奏皇帝表示要助力建寺之外，还请求代宗在修造寺庙方面作出了系列保障措施。

第一，工程人员保障。不空在接手金阁寺和玉华寺的第二年二月，上《请修台山金阁玉华寺等巧匠放免追呼制》奏章。

其中列举了修建金阁寺以及六处“普通供养舍”能工巧匠名字二十人，请代宗下敇“放免”他们被地方上摊派参与其他建筑事务的可能，这样就保证了建筑工人的稳定性。

第二，寺院常住僧人规模的维持。《请台山五寺度人抽僧》奏章中，不空说：“伏乞天恩先在山中行人童子久精苦者，寺别度二七人。

兼诸州抽道行僧一七人，每寺相共满三七人为国行道，有阙续填，金阁等五寺常转仁王护国及密严经”，保证了五台山金阁等寺常驻僧人的稳定性。

这样一来不但可以为国转经，实际上也保障了送供物资能够用于设斋等宗教仪式。

第三，供养主来源的保障。不空在前述大历元年《五台山金阁寺》奏章中向代宗提议，建议各级官员襄助金阁寺建设。

他说“非夫宰辅赞成，军客匡助，百寮咸续，千官共崇。则何以表君臣之美，以光金阁之大也？”。此言得到代宗响应之后，及各级官吏无不配合。

奏章本来就有元载、杜鸿渐、王缙、李抱玉等人署名支持，之后在王缙的倡议下五台山僧人往民间讲论募捐风气日盛，可谓“奉旨”募捐。

第四，送供的制度保障。不空请求代宗允许其得意弟子“保寿寺大德沙门含光，奉使回台恭修功德”。

此后“修功德使”成为帝王批准的五台山常设僧人，含光之后不空弟子惠晓也相继承担了这个任务。

此外，长安天光寺东塔院本是不空弟子惠隐所住，惠隐为在此铸造“漆㪷及伍㪷铜一百三十枚”充五台山金阁寺“普通供养”，后来专门送此供物至五台山。

不空还建议将此院设置为“五台山往来停止院”，专供“台山铸鸿功德及送供众僧来往停止”，可见当时长安往五台山送供僧人不在少数。

有些僧人此后一直保持了送供金阁寺的传统，依据唐大和六年刻于山西闻喜的《大唐福田寺囗大德法师常俨置粥院记》碑载。

晋南僧人常俨几十年间一直有在福田寺内施粥供过往僧众的善行，他在贞元十九年时曾送五台山金阁寺供”。可见在金阁寺建设完成之后送供可能由修造供养转为传统供僧。

从国家支持建造金阁寺开始，五台山寺庙基础设施建设、维持常住僧人宗教活动及保障来山巡礼者基本生活三个方面所需“供养”得到了王朝政权的认证。

经过唐代宗许可的“五台山修功德使”成为国家“送供”的代表。虽然修功德使未必亲自督办供养，但帝王重视的以寺院修建物资为主的“修造供养”无疑带动了五台山送供的热潮。

中唐之后，除了金阁、玉华等帝王赐额的五寺之外，五台山还兴建了诸如竹林寺等规模宏大的寺院。

从圆仁《行记》中可以看到这些寺院的建设规模，可以想见这些寺院建设的经济来源主要是远来“送供”。

由于送供和巡礼活动的增多，五台山信仰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五台山佛教发展也在八至后半期至九世纪中期达到了高潮。

为此，朝廷专门在五台山设置了等同于都城级别的僧官制度。

赞宁在《宋高僧传》中写道：“僧中职任也，如网之纲、如屋之梁焉。肇自姚秦立正，魏世推都，北齐则十统分员，唐世则僧录命职。异乎常所闻者，五台山自贞元中智頵始封僧长”。

可见五台山僧长的设置是国家在地方上加入僧官管理制度的特例。

值得注意的是，五台山僧长职务的设置与“送供”有莫大的关系，智頵在担任僧长之前曾被推举为华严寺“都供养主”、“十寺都检校”，使当时的华严寺成为“四方聚供之所”。

在会昌法难后，“山门再辟頵为十寺僧长兼修造供养主”，可见“修造供养”仍然是“送供”中最受重视的一面。

直到大中年间，五台山佛光寺重修时经幢上署名的“女弟子佛殿主宁公遇”在东大殿梁记上仍然留下了“送供女弟子”的称谓，这种送供方式无疑也倾向于“修造供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