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古欧洲，厌女主义世俗文学流行的原因

#历史开讲#

文|木木

编辑|观星

---

从6世纪末开始，将女性视为危险并排斥妇女的观点和行为逐渐被更多教会人士所认可。但在10世纪以前，一方面因为基督教厌女观念在当时的影响力有限。

另一方面，出于阶级因素往往要大于性别因素的考虑，中古欧洲的贵族妇女在一定程度上享有与男性平等的权利。

11至13世纪时女性被妖魔化，很多过去与男性平等的权利丧失，地位下降，总体境遇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性别秩序中彻底沦为了二等公民。

期间发生最重要的事件是教皇格里高利七世改革，这场改革的影响从11世纪下半叶一直持续到13世纪初。

牧师独身制度是这次改革所制定的最严厉的制度，一方面，对违反独身制度的牧师施行开除教籍的惩罚。

另一方面，强化对妇女低劣形象的宣传，故意在各个方面贬低妇女，让牧师从思想深处厌恶女性、厌恶婚姻，看清女性对宗教纯洁性的玷污，以达到自动远离妇女的目的。

尽管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强化教会权力，改革的主要对象也是非独身的牧师，但这场改革的策略却使妇女的整体境遇恶化，使传统的厌女主义被赋予新的内容。

妇女成为“邪恶”的代名词。这些厌女措施不仅在教会内部被广泛接受，还通过宗教书籍、传道等形式传播给普通大众，使得厌女主义从教会内部的小范围扩展到普通民众的大范围。

13世纪以后，厌女氛围在欧洲普遍确立起来。首先，中世纪后期厌女主义世俗文学的流行是厌女主义在大众中被普遍认可的重要表现。

厌女文学常见的两个主题是厌婚与不贞的妻子，女性形象皆是贪婪、道德败坏、不服管教、爱吵架和诡计多端等，是男性痛苦的根源。

美国学者凯特•米丽特认为，男性表达对女性敌意的主要载体就是厌女文学，其目的是强化男女两性各自的地位。

其次，告诫青年女性的书籍流传，这些训诫书旨在教导女子如何成为一个好妻子和虔诚的基督徒。

在古典世界的终结和现代世界的兴起之间的大约一千年时间里，见证了两个看似矛盾的发展过程：女性的福化和妖魔化。

中世纪的开始是把妇女提升到天堂，结束时却是把成千上万的妇女丢进了地狱。

在中世纪晚期的政治迫害中，厌女主义者发起了一场基于性别不同而引发的猎巫行动，在整个欧洲烧死了几十万的妇女，这是父权制下厌女主义的一种狂暴和压迫行为。

厌女主义的强化必然促使妇女地位下降，公共空间收缩，而由宗教改革开始的宗教、社会和政治变革所带来的变化，将前所未有的挑战厌女主义。

斯威特南之争起源于1401年的玫瑰论战这是由法国女性作家克里斯缇娜·德·皮桑挑起的。

作为第一个在文学领域挑战父权制观念和厌女主义文学传统的女性作家，皮桑冲破了欧洲中世纪女性写作的藩篱，使得女性的声音第一次进入到社会公共话语空间之中。

经过这一场论证，皮桑也成为了维护女性利益，为女性争取平等地位的先驱者。

“玫瑰论战”又称为“关于妇女的论战”，发端于皮桑对《玫瑰传奇》及其作者让·德·莫恩的不满和批判，这场文学论战将法国学术界拉入其中，最终发展成为一场席卷整个欧洲。

涉及多种语言，延续三个世纪并产生大量论著的思想大辩论，这场大论辩在英国的表现就是斯威特南之争。

17世纪英国关于性别的争论在1620年前后达到高潮。

1615年约瑟夫•斯威特南以笔名托马斯•特尔特罗斯出版了《传讯淫荡、游手好闲、乖戾无常的女人》，这是一本残酷的厌女主义文章，由此掀开了著名的斯威特南之争。

这场争论直到1621年斯威特南去世。共有6部作品卷入了这个争议，争议由1615年的《传讯》开始，到1620年《女性传讯厌女者斯威特南》结束。

其他的四部是丹尼尔•图瓦的《维内里斯的庇护》(1616年)；雷切尔·斯佩特的《梅拉斯托姆斯的穆泽尔》(1617年)。

埃斯泰·索韦纳姆的《艾斯哈特死于绞刑》(1617年)；康斯坦提亚·蒙达的《疯狗之虫》(1617年)。

约瑟夫•斯威特南是一位英国作家和击剑手，他最重要的作品是一本厌恶女性的文章，这篇文章是那个时代最有影响力的小册子之一。

1615年，他以笔名托马斯•特尔特罗斯出版了《传讯淫荡、游手好闲、乖戾无常的女人》，尽管试图匿名，但很快斯威特南就被认为是真正的作者。

斯威特南在这篇文章中描述了他所认为有罪的、欺骗的、毫无价值的女性。

他提醒年轻男性要警惕女性的危险：“因为女人用一千种方法来诱惑你，有一万种方法来欺骗你，所有向她们求婚的人都是傻瓜。有些人用承诺来维持，有些人用奉承来满足。”

“有些人用调情来拖延，有些人用亲吻来取悦。让男人陷入了她们的爱情。老鹰不吃男人，除非他们死了，而女人却把他们活生生的吃掉。”

他引用个人经验、《圣经》和古典人物的例子来论证他的主张。这本册子虽然是为男性读者准备的，但大部分内容都采用了我们今天可能称之为性别歧视笑话的滑稽形式。

例如，斯威特南写到：一位绅士曾对他的朋友说：“我可以给你儿子介绍一位姑娘，成就美满的婚姻。”他的朋友回答道：“我的儿子要等到更聪明些以后再娶妻。”

那位绅士回答道：“如果你不趁他还没聪明之前让他结婚，那么他这辈子都不会结婚。”

他自《圣经》中引用的人物影响很大，也更具有煽动性，这为他的主张增加了宗教的权威，尤其是在英国新教中。

当时所有参与性别之争的文章，不管是攻击妇女还是为妇女做辩护的，所用的材料大都取材于《圣经》。

任何作者攻击或捍卫女性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解释和反解释圣经，来支持自己的观点。

斯威特南从广受争议的伊甸园故事中提取了一些东西，他写到：“那个女人被创造出来，促成了男人的堕落”。

他也用了很多篇幅来列举各种各样的诱惑受害者，包括大卫，所罗门等。

把他们从神的恩典中堕落的原因归咎于他们中了女人的诡计，他甚至利用了许多古典时期的传奇人物，包括大力神、阿伽门农和尤里西斯，引用了他们在女性手中所遭受的痛苦。

以此论证女性的邪恶。斯威特南称《传讯》“既不献给最好的，也不献给最坏的，而是献给普通的女人”，开篇就强调自己“对某些女人怀有强烈的反感”。

他声称，他并不想谴责好女人，但希望“通过坏的例子来使好的更好”，然而，他又接着说“再好的女人都有懒惰的本性”。

文章的第二章面向的是“普通的轻狂年轻人”，他敦促他们如果想看女人被攻击的样子，就阅读他小册子的每一部分。

作品的主题就是对妇女无组织的谴责，他坚持认为，女人是“男人的瘟疫”。第三章是对“路易的救济”和“如何择偶”的建议，其要点论述婚姻是愚蠢的。

“有六种女人是不能娶的，好与坏，美与恶，富与贫”。斯威特南的小册子让他成为了女性的公敌。随后的几年，反驳斯威特南的文章相继发表。

1616年丹尼尔•图瓦的《维内里斯的庇护》面世，在这场争论中，它最不重要。

因为没有证据表明它是为了回应斯威特南的文章而发表的。这部作品不是写给普通人的，而是写给“有学问的好人。”

他在序言中说“有必要为女性辩护”，但这本小册子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能被称为具有女性意识色彩的作品。

1617年雷切尔·斯佩特的《梅拉斯托姆斯的穆泽尔》是第一个正面回应斯威特南《传讯》的文章。

在序言“献给上帝的书信中”，她称“致所有尊贵和满怀崇敬的善良女人，致所有敬畏上帝，大声宣扬自己崇高名誉的女人”。

她称必须要正面回应斯威特南，因为正如毒蛇“吐出它的毒物，到了春天又吸取同样的毒物，它变得和前者一样致命”。

所以不正面回应斯威特南的话，他可能会再写一本比《传讯》更厌女的小册子。而且，如果这篇厌女文章得不到回应的话。

那么“那些粗俗无知的人也许还以为他的恶言恶语是万无一失的真理，是不会受到侵犯的，而现在他们却可能明白地认为那不过是异教头脑中的渣子而已。”

这本册子尽管开头相当激烈，但雷切尔·斯佩特的辩护并不像斯威特南的攻击那样极端，她在回答为什么回应斯威特南时，她说“因为没有人正面回应过”。

可见她并不想显得傲慢，认为自己比别人更适合回应这个问题。但她很自信，并且毫不畏惧，因为她“以事实为武器”。

她的温和源自于她既不想成为女性至上主义者，也不想成为反女性主义者，她始终认为“男人和女人一样，都有好坏之分”。

在这本小册子的尾声中她写到“因为女人而对上帝不感恩的男人应该为他们的不感恩感到羞耻”。之后，雷切尔·斯佩特又为这本书写了“致读者”的书信。

在书信中她声称不想触及斯威特南的每一个观点，“他在书中描写的荒谬之处是如此之多，如果把他们单独的加以回答，就像给一只跳蚤做陷阱一样令人讨厌”。

在书信中，她再次引用了圣经和历史的证据来驳斥斯威特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