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镇江路的贡物有哪些?以及镇江路土贡减少的原因是什么?
#历史开讲#
据《至顺镇江志》记载:水蛭、舍利别和金坛醋是元代至顺年间镇江路的主要贡物。
水蛭是一味药材,有驱除淤血的功效。在夏秋二季捕捉蚂蝗,洗净烫死晒干,既得药材。水蛭取于河渠之中,故为河网密布的镇江特产,每岁纳贡“二斤,录事司、丹徒、丹阳、金坛三县各半斤”。
舍利别是波斯语的音译,是西域特产的糖浆饮。自撒麻耳干医生撒必进献给成吉思汗后一直是蒙元时期的宫廷饮料,制作方法有两种,一种用水果煎造,一种用药物熬煮,镇江路所贡舍利別即为前者,岁贡“四十瓶。前本路副达鲁花赤马薛里吉思备葡萄、木瓜、香橙等物煎造,官给船马入贡”。
元代设有专员负责制作舍利别,称为“舍儿别赤”,镇江路副达鲁花赤马薛里吉斯即曾任此职:“舍里八,煎诸香果,泉调蜜和而成;舍里八赤,职名也。公世精其法而有验,降金牌以专职。(至元)九年同赛典赤平章往云南,十二年往闽浙,皆为舍里八。”自马薛里吉斯之后,元代镇江路贡舍利别即为惯例。
镇江路贡物还有金坛醋。醋又称醉,“出金坛,极酽且美,今以充贡”。金坛醋岁贡“五十瓶。至顺二年为始,官支中统钞二百贯收买,赴集庆路转贡。”直至今日,镇江香醋仍是镇江的名产。
唐时镇江的土贡保存在《唐地理志》和《元和郡县图志》中:“衫罗水纹,鱼口、绣叶花纹等绫,火麻布,杂药,竹根,黄粟,伏牛山铜器,鲟,鲜”,既有绫、布、铜器、鲜等特色工艺品,也有杂药、竹根、黄粟、鲟等当地土产,种类繁多。
宋时镇江土贡保存在《寰宇记》及《嘉定镇江志》和《咸淳镇江志》中:“方纹绫,水波绫,岁贡十匹,圣节二十匹。罗,岁贡十匹,圣节三百匹,大礼年分添造五十匹。绵绢,圣节三百匹。银,大礼五百两,圣节三百两。”宋代贡物主要为各类丝织品以及银,每岁贡给之外圣节照例添加,再加上大礼年份的额外增添,土贡已为赋税的常例,纳贡负担较重。
宋元易代,土贡缩减,《至顺镇江志》由此大为赞誉:“钦惟我朝,不实远物,庶邦内外,惟正之供。”赞誉虽是片面,“于此可以观政焉”确是事实。在丝织业发达的江南,元代官府不再要求镇江路上贡丝帛,概因有更为便捷和常规的渠道获取。
元代江南的绫罗绸缎由织染局、生帛局等局造作,再辅以完备的匠役制度,丝帛获取不再依赖土贡。元时又有渐成定制的和买,为宫廷和官府采买丝帛物料,时人将和买与土贡并举,“古贡方物,皆其土宜,今者和市,非产其土,一切征之。”和买取代了土贡成为索取民间物产的常法,匠役又很繁重,镇江路土贡的减少因于宋元制度的不同,而非两代清明的表象。
《至顺镇江志》中有《公役》一章详细记录了镇江路的杂役情况。
根据陈高华先生的研究,杂泛“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人夫,二是车牛。
造作官舍、治理河渠、修建城池、递运馆物等等,都属于杂泛之列”。《至顺镇江志》中力役一条载:力役包括弓手306名,铺兵168名,兀剌赤120名,站船夫900名,递运夫170名,房夫80名,西津梢水70名,闸夫41名,壩夫68名,练湖夫27名,共1950名。由《至顺镇江志》力役下条目中内容确可证陈高华先生对“杂泛”的解释。
除力役外,《公役》一章中还包括胥吏、皂隶、傭役、杂役四小子目二十二门类均被列为公役,且并无俸禄,但应其非轮充故不可归类于差役,现将其归于杂泛之中,以补充元代无名杂役的内容。现将其列举于下:胥吏包括书状5名,典吏13名,贴书104名,邮长2名,攒典6名,局吏3名,站吏7名,学吏4名,共144名。
皂隶包括祗候63名,曳刺6名,禁子30名,共99名。傭役包括学仆29名,仓担夫300名,共329名。杂役包括主医2名,当直医工11名,直谯楼阴阳人3名,欄头23名,仓斗级16名,头目2名,门仆29名,迎接祗候船埠头5名,牙僧若干名(8名以上),有99名以上。
各类公役相加,供需役使3726人。当时镇江路户口以土著计算,有100065户,613578口,大约每165口就有1人当差,每27户就需出役1人,因此破产者不知凡几。差役繁重,逃亡频繁,城市凋弊,镇江路可为典型:“比年以来,差调烦重,岁事不登,逃亡削乏,户数减少”,“日胶月削,凋弊可想。民穷财匮,职此之由。”
元代的差役有六种:里正、主首、隅正、坊正、仓官和库子。在六种差役之中,《至顺镇江志》中载镇江路有其中三种,分别为隅正、坊正和里正,属于户役之类。
镇江路每隅设隅正两名,录事司有两隅,共有四名隅正。录事司本有七隅,在宋时城归丹徒县,七隅之数“归附后亦颇如旧。”入元后七隅的管理尚且简便,“归附之初,每隅设坊官、坊司,皆老胥旧吏为之。役轻事简,取于民亦微。”虽需当户役,但负担较轻。
这一状况逐步改变,“大德十一年以来,里人有言之时官者,差选殷实人家充役”,此时的户役已是沉重,老胥旧吏难以满足,若非殷实人家难以承受。隅正的职责繁多,“凡官府排办造作、祇应杂务、羁管罪人、递运官物、闭纳酒课、催办地钱,悉委隅正。”因充当隅正,殷实富户亦会破产,“重则废家,轻则逃窜,其弊有不可胜言者。”隅正虽有定数,“然无定户,每验民力点差。”隅正之职恐怕让居民避之唯恐不及。
时人采取缩减隅数以缓解弊病,逃亡日多,可堪充役者了了,镇江路被迫合并数隅以缩减充役的数量,“故七隅并而为五,有五而四,四而二”。“然自其民力厚薄、差役不均如此,非得已也。”
从七而为五,从五而为四,从四而为二,这只是治标之策,固然便于点差,然而每名隅正管理范围更广、职责更多、负担更重,逃避当役更为紧迫。役法大坏,差役不均难以避免,逃役已为常态,只能在惨淡的现状中希冀良吏扭转乾坤:“后之司牧者,有能施仁布政存恤而苏息之,俾户口增益,复仍旧贯,则亦百姓之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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