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元初期，哈赤温家族济南路封地的管理，济南路行政区划的演变

#历史开讲#

在《元史·地理志》的记载中，济南路的区划在至元二年（1265）发生了剧烈变动，而这与五户丝分封紧密相关。

蒙元初期济南路领有淄州和陵州。其中淄州又名淄川，“初属济南路，中统五年来属（般阳府路）”。而陵州本为将陵县“宋、金皆隶景州。宪宗三年，割隶河间府。是年升陵州，隶济南路。至元二年，复为县。三年，复为州，仍隶河间路”。

根据《元史·地理志》的记载比较可以看到，淄州归属般阳府路的时间出现了“中统五年（1264）”与“至元二年”之差，陵州重入河间路的时间也出现了“至元二年（1265）”与“至元三年”的出入，笔者认为，中统五年与至元元年实属同一年份的不同年号，因此中统五年与至元二年之间实际间隔只有一年。

同样，至元二年与至元三年之间的间隔也仅为一年时间，而这完全可以理解为命令下达与执行产生的时间差。因此，这一时间出入，并不影响当时元朝整体行政区划的进行。因此，本文统一为至元二年。

造成这一行政区划剧烈变动的原因是，元世祖忽必烈于至元二年进行的投下封地置路州。由于受到游牧传统的影响，因此在五户丝分封之初，各投下封君四下出掠人户充当驱口，这种情况下便造成了人户四下流亡的情况。而到了元宪宗蒙哥时期施行了包银之法，将税收科差直接转化为银钱。由此可见，人户的多寡与宗王的投下既得利益直接相关，而民户的流亡，使得朝廷在编纳税人户逐渐减少，也严重影响了朝廷的税收。因此，投下封君胡乱掳掠人口的现象必须整治。

不仅如此，至元二年的行政区划变动也与汉人世侯有极大的联系。与汉人世候势力不太强盛的山西、陕西地区不同，河北山东地区的汉人世侯势力发展强横，甚至于在大蒙古国攻略山东河北之初，大多是“承制”授予汉人世侯较高官职，对当地进行“羁縻”统治。在当时，“大元以神武定天下，宠功裂土，犬牙藩卫，其官制民赋，生杀予夺，咸专一方”。

足见汉人世侯雄霸一方，势力之盛。到了元太宗时期，通过“画境之制”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抑制汉人世侯的作用。“丙申岁，析天下为十道，沿金旧制画界”。张金铣解释称：“‘画境’十道是中原分路之制与蒙古达鲁花赤制度相结合的产物，是蒙古汗廷在汉地推行的政区建置。

它既不同于各地大世侯的辖区，也与丙申（1236年）分封后拥有‘路’、‘道’等称号‘投下’分地有别。所谓‘析天下为十道’，实即把中原分为十大达鲁花赤的监临区。通过建置‘十道’，蒙古汗廷把中原各地世侯纳入到各道大达鲁花赤监临之下。”这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对于汉人世侯的势力起到了一定的限制作用，但是是非常有限的。

由是于钦在撰《齐乘》时也曾感慨：“择重臣为方伯，岂长策乎？”这虽然不能完全的遏制汉人世侯的发展，但随着投下封君势力的进入，双方势力逐渐取得平衡。并且在汗廷的政策下，投下封君的实力逐渐压过汉人世侯。

但是植根于家产分封制度之下的五户丝制度，也导致了另外一个混乱情况，那就是封君数量过多且彼此错杂。胡祗遹就曾指出：“自天恩列土以来，众统寡，大临小，行之到今，五六十年而无一言，何独至于今日而有言哉？其实一县也、一州也，强名之为一路，是蒙虚名而受实费也。”可见复杂混乱的投下分封给元初的地方行政区划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因此在李璮叛乱之后，元世祖下令整饬汉人世侯的同时，也施行了投下封地置路州的举措。由此便在原有行政区划的基础上对于地方区划做了重新规划。而济南路原有区划下，其辖区涉及到了河间王阔列间家族家族、帖栁兀秃千户的河间路临邑县、也速不花等四千户的河间路陵州、愠里答儿薛禅的泰安州、和斜温两投下的曹州、术赤台郡王的德州以及哈撒尔大王位下的般阳府路，加之原有的按只吉歹封王，济南路行政区划变动前后，共涉及到了七大投下分封势力。

关于济南路的投下封君，除却占有绝对优势的按只吉歹，蒙哥汗壬子年（1252），“睿宗子岁哥都大王位：五户丝，壬子年，元查认济南路等处5000户”。岁哥都为拖雷庶子，齿序行十。《元史·宗室世系表》中也记载其后代脱脱木儿获封荆王位，但张岱玉考证：“岁哥都之子脱脱木儿参与昔里吉之乱，被杀于至元十七年。荆王也速也不干、脱脱木儿是阔端系统的。”

由此大致可以推断，岁哥都的济南路封户应来自于蒙哥汗壬子年籍户后重新登记造册的流散民户，其民户应由脱脱木儿继承，但随着至元十七年（1280）昔里吉叛乱脱脱木儿被杀后，此家族的五千余户也失去了传承。济南路民户有六万余户，且按只吉歹享有封户五万五千之众，通过查验而获得五千余户的岁哥都，在济南路封君问题上，并不能对按只吉歹构成任何的影响，因此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