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伦纪》：尹守衡就“大礼议”之事的看法以及对杨廷和的评价

#历史开讲#

除了《杨廷和传》，费宏、王琼等传中亦有关于杨廷和的记载，与《杨廷和传》相为补充，且多为负面话语。

尹氏在《费宏传》记复宁王护卫事，言时兵部尚书陆完与宁王交通，见费宏持异议，完竟谋于廷和，票旨与之，宏不知也。宏复大言于朝曰：“纳重贼许护卫者何人？”钱宁辈以是深恨宏，遂共倾宏，罢宏去。”此处说法与《双溪杂记》相同。而在《王琼传》中，尹守衡虽然提到王琼与豹房诸佞相交之事，但却重论其功劳才能，对杨氏的这位政敌极为推重，其言：“是时，乘舆出边塞逾年，京师无房警，边圉安堵如常，皆琼镇定功也。”

在众说纷纭的宁王之事上，与《行状》等言杨氏一语点破宁王谋逆事不同，尹守衡将此事首功归于王琼，并且以琼语暗示杨廷和等尸位内阁，持观望态度。其记载：“是时，上好出口不亲万，且未有皇子，朝濠反，不敢及各惴惴相语口事必成，琼独曰：竖子乌鼠聚，刻期成禽首。请下诏削濠属籍，正贼名。”此处与《杨廷和传》“公卿大臣噤声”说法相承，其所谓“竖子乌鼠”之辈显然包括了对武宗南巡态度隐晦的首辅杨廷和。

在《明伦纪》中，尹守衡述“大礼议”之事不同于他书之平白直叙，他记载了一些其他文献未见的细节，叙事更为生动。而且与列传中杨廷和的形象前后相承，杨氏在《明伦纪》中的面目是可憎的，俨然世宗之“定策国老自居，门生天子视朕”的即视感。

其记载，议礼初始，杨廷和借主选庶吉士的机会，以濮议为题，考量诸臣，作为划分阵营的依据，由是，新进官员便皆附廷和。又，杨廷和因张璁对其“濮议”有异议，遂将张瑞外调南京，其言：“璁出，廷和犹不自安，致书致仕都御史林俊，俊宿望素重公卿间，廷和欲决于俊，而俊遂即家上疏，建议一如廷和旨，廷和遂起俊为工部尚书，云南巡抚何孟春颇有时名，亦上议附廷和，廷和悦其助，已摧入为吏部侍郎。”

尹守衡就林俊、何孟春之起用拔擢的叙述在引用《明伦大典》的记载基础上进一步挑明其事，揭露了杨氏在议礼事之中拉帮结伙、党同伐异、欲以群起之势胁迫世宗妥协的非臣之举。当世宗特旨命张璁、桂萼为翰林学士后，吏部尚书乔宇坚决反对并因此致仕去，世宗命南京吏部尚书杨旦来代乔宇，杨旦推搪不来，时“群臣以此数人者，上所眷注，即共齡齕之，而莫敢谁何。

翰林修撰杨慎，廷和子也，伺璁等赴院，率同僚闭门拒之不听，入奏言君子小人不两立，正论邪说不并行”。在杨廷和致仕后，群臣仍然坚与世宗相左，失大臣事君之体，甚至不顾礼法名节，欲扑杀张桂二人，杨慎等又闭翰林院门抵之。在尹守衡看来，诸臣行为幼稚，亦非臣下所可为。

另外，群臣左顺门哭门时，世宗怒而令逮诸臣下狱，尹守衡记曰：“初，百官实非真见国是礼体，独沿大臣，墨守濮议，坚共附和为名高，闻当速多奔避，上令尽追系之，凡二百二十人俱下诏狱。”全然没有肯定杨慎等人的士气之举，反以诸臣假托附和而虚伪求名，其言群臣奔逃之事，未见他书有此说法，但颇有画面感，与前之撼门大哭相对比，在此反差中展现出尹守衡对诸人好声名而无节气的讽刺。

尹守衡的议论明显承接了世宗敕定议礼诸臣之罪时的说法，以杨廷和“定策国老自居”，不顾世宗纯孝而坚持“濮议”，身处内阁首辅之权枢，上欺世宗，下迫群臣，而张桂等人势单力薄，难以与之抗衡。议礼得成，全赖世宗神睿英断，实乃大圣人之制作，此处论调与《世宗实录序》颇为相似。但是，尹氏所言的最后一句却发时人之未敢议，兴献之庙称宗在隆万初年确有曾提及，但是，穆宗与神宗皆以世宗亲定不敢违背。

万历九年（1581），礼科给事中丁汝谦重提衬庙之事，认为兴献衬庙不妥，请将睿宗神主移出太庙专祭于玉芝宫，结果，上以睿宗衬享系世宗亲定，汝谦辄敢轻肆妄议，诏降调外任。在私史撰述中，诸家为了避文网之祸，亦不敢直言世宗对衬庙称宗事之不妥有直接责任，如黄凤翔在《嘉靖大政类编》的《大礼》篇中，言兴献之庙称宗“则导谀微宠者之过也”。

尹守衡言辞看似婉转却直中关节，他先给予了肯定，以衬庙称宗事乃礼乐出于天子之所当，且足彰世宗之孝心，然后又自言窃恐兴献在天之灵有所不安，则是认为世宗此举终是有所不当，而且此事根本责任还是在于世宗。至于兴献所不安者何？

尹氏没有直言，但是嘉靖以来之人多有讨论，也就是兴献未曾一日为君，且于正德时与武宗分属君臣，而今入太庙位于武宗之上，兴献何可安心。在当时的史学环境下，尹氏敢发如此之论可谓有胆有识，也难怪其对其子言“毋谬出吾书示人，汝不善藏，恐有追放子长，且为吾戮，反不若付之咸阳之火”。

在梳理了《杨廷和传》的书写与尹守衡对“大礼议”事的基本评价后，我们基本上已经可以看出尹守衡对杨廷和的褒贬。在《杨廷和传》后，尹守衡有一段评论，对杨廷和于正德、嘉靖二朝之种种表现给予了评价分析。

尹守衡认为杨廷和是功过并存的。其在正德之时，能够在武宗荒政的情况下尽力辅佐天子，确有其功，然其在正德末年，在谏止南巡等事中，虚与委蛇，尸位素餐，未尽到辅弼匡正之责。杨氏在武宗崩后能够安定京师，迎世宗顺利即位，实乃社稷之臣，本当君臣同心共谋中兴之际，却因议礼之事而致君臣离心，其坚持“濮议”，虽出于事君之忠，但是泥于旧说，不能畅明今日形势，况又党同伐异，身失大臣事君之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