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咸丰同治年间，贵州士绅办理团练对当地社会有哪些影响?

在咸同时期大规模的社会动乱背景下，贵州团练的规模也显著扩大。咸丰以前因贵州社会较为稳定，团练规模大多较小。道光末年，独山知州韩超制定《弭盗七则》规定：“城与百家以上大场寨人户众多，可合三十家为一团或四十家为一团，尽力不准逾五十家之数。”

但随着地方形势日益紧张，小团无力守御，联团便被纳入地方大员的视野。咸丰二年（1852）云贵总督吴文镕撰“坚壁清野筑堡齐团联村并寨谕说”令地方推行。咸丰四年（1854）贵州咸同起义爆发，起义军庞大气盛，小团势单力薄，不足以捍御。“当事之初起，即知非联团自保无以图存”。于是开始有官员将小团联为大团，以期增强团练的战力。

咸丰五年（1855）贵州巡抚蒋尉远申明对联团的政策，并“委员劝谕，归小团于大团，互结声援，以良苗攻莠苗”。在官府的倡导和地方形势的紧逼下，贵州各地纷纷联团自保。如铜仁府有颇具规模的“三元团”，后被查办分为九小团。桐梓有赵旭联团和王团，平远州（织金）有丁宝桢办的“联乡团”，遵义有规模较大的“和气团”等，联团大小、规模不一而足。

联团显著增强了贵州地方防御力量，对维持地方秩序的稳定有着重要作用。但联团也增强了联团领导者——大团首（士绅）的权势，并随着王朝统治力量的缺位与官府的“优容”而愈发强势，联团主导者士绅遂成为地方权力重心，威胁地方社会稳定。曾在川黔边境防堵石达开的湘军统领刘岳昭即深有所感：“黔之团练历年助剿出力者均予优保，惟是行之即久，流弊益多，始也欺压乡里，今也狭制官长，或因要求不遂播散谣言，无识者遂以飞语之雄黄定长官之贤否。

其为害最甚者曰‘大团首’，以一团而合数州县之团，取予生杀听所欲为，小民无知，一唱百和。溯查咸丰年间有遵义县团首王安国，其党数万，推曰：‘大团’，已保官阶，复为叛逆。上年臣剿办仁怀县号匪，访拿带团通贼之安邦元、任治邦等正法，民间称快。现在安顺府被围，乃本处之六合团民与苗匪等勾结一气。”

团练是一把双刃剑，咸同战乱期间，为了维护统治，清廷及地方大员鼓励地方绅民兴办团练，“以助兵力，乃不良莠，概保官阶”，因而贵州团练取得很大发展。但是战争时期，在缺乏强有力的监控和权力制衡下，贵州团练的发展脱离了官府的控制。团练的发展往往取决于办团士绅，办团良绅固然存在，倚团作恶者更不乏其人，对统治秩序造成挑战。遵义府各地悍团即是贵州团练的负面典型，“遵义倡乱早，事定，余党往往自为团首，多不法”。悍团不仅危害地方社会秩序，而且有损地方官府的权威。

咸同战争时期，团练势力的扩张增强了办团士绅的权势，随着办团士绅权力与官府权力的此消彼长，地方士绅不再满足狭小的基层社会，开始干涉地方政治，成为凌驾于官府权威之上的权势重心。曾国藩所言战时“奸民借奉文团练为敛钱之举，武断乡曲，挟制官长，寻至相为敌仇，酿成祸乱，其余抗粮械斗等事，所在骚然”。绥阳团绅廖熙培、廖正儒倚团势要挟官府，危害地方，“致使十余年来，官不敢问，任其招聚匪徒，霸占田户，焚烧掳掠，杀戮奸淫，名为团，实为贼”。

桐梓团绅更是颉颃，聚众抗官。“桐梓属五里民素悍，自杨凤乱后，强团往往藉事抗官，尤以夜里太和团王正伸、芦里张开梓为最，自王正儒诛，正伸继之”。兴义府团绅刘官礼凭借团练，成为地方权势重心，“旧日部下，均为各属大绅，兴义知县遇事非咨询请不敢行，地方大小事项，一言而决，居然盘江小朝廷气概”。此外，在办理团练中，一批士绅立下军功，被赏赐大小不等的顶戴、官衔。

如贵筑士绅高以廉，“以在籍绅同练乡兵，……积二十余年，卒睹黔乱之平，叙功累保至补用道布政使衔”。铜仁李丕基因助官军剿贼有力，“由俊秀累功保知府衔，候选同知”。贵阳士绅赵国澍在青岩举办团练，石达开“犯青岩，团首候选知县赵国澍率团拒之，贼不得逞，以功保知州，旋晋候补道”。以上表明，凭借兴办团练，贵州绅权得以崛起，对晚清地方政治产生重要影响。

地方官府并不甘心团练凌驾于自身权势之上，于是针对地方团练出现的问题，采取多种措施应对。概括起来，官府对贵州团练的控制大致有以下四种方式：

一是放宽办团者身份的限制，并加强官府对团总、团长的遴选、任用及奖惩。如咸丰八年（1858），仁怀同知沈秋帆制定的团练章程明确规定：“每团视人户之多寡公举正派能干者或二人或四人为正副长，无论绅耆、人民均准充当。又合数团为一总团，由本府遴选才品兼优、众所钦服之绅耆为团总，经理团中捕盗、诘奸诸事。

团长等如果办理妥善一年无过者，记功，三年无过者，详请优奖。倘有藉团滋事，营私不法者，准声明实据互相与发，以便革究，另选承充。”该章程具有显著特点，即明确了官府在团练设立、团首选择、履职、奖惩等方面的责任，通过允许非士绅群体办理团练，限制士绅在团练中的独大地位，同时通过对联团团首的选择、任用、履职与奖惩的全过程参与，对团练实行严密控制。

二是加强对大团首的监控，不准其联团出境和作乱地方。入黔湘军统领刘岳昭即强调：“凡有团练出力仍加奖叙，如有聚众抗官立予惩办，仍不准联团出境，有大团首名目本属齐民，应归地方官管束，以防其尾大不掉。”

三是采取控制平衡策略，防止团练间相互争斗危害地方。民国《贵州通志》载：“滇黔跋扈不驯各团首均著，刘岳昭、岑毓英、曾璧光次第惩办，檄令各归地方官督理，严惩大团私行仇杀、干预公事等弊，以杜乱源。”如思南府“平头盖杨得友、黑羊溪李兴国、渡蜡溪陈光华、泉口寺田庆杰、下四房安应斗诸大团互相争长，为官府干涉”。四是对悍团及叛团团首实行武力镇压。如桐梓王正绅的“太和团”桀骜不驯、犯上倡乱，被官军强力镇压。朗岱厅“中坡贡中寨团杨开祥等，数集众御守，势渐盛浸骄恣，卒为安顺府知府毕大锡所杀”。

同治三年，铜仁三元团雷州等作乱，“楚军周洪印进破松桃，天平营贼军次省溪司自赴梵净山查办三元团雷洲等，革去三元大团分为九小团”。唐炯率川军援黔时曾于遵义境内惩治若干不法团首，其禀称：“卑府前于收复庙坝后，密委员弁，将该处积恶……不法团首，尽数擒捕正法。”官府通过限制、分化、镇压等手段不断削弱地方团练势力，战后贵州团练势力趋于瓦解。但动乱因素并未彻底消弭，晚清团练势力的复兴便不可避免。在辛亥革命前夕的1910年，贵州发生农民起义和群众斗争既达73起。为消弭地方社会动乱，官府又寄望于团练。

如“光绪二十六年秋冬间，（开州）知州萧汉杰以时方多故，曾编组壮丁一次，分全境为五大团，仿练营制，冠以福、寿、吉、庆、中等字，每字为一团”。兴义刘氏团练在咸同战乱平息后也一度解散，但是广西会党起义使得刘氏团练得以复兴。在清末贵州辛亥革命中，刘显世率团兵五百进入贵阳，后掌控贵州政局。刘氏通过在地方政治舞台上的运作，从士绅转变为地方精英，对清末民初贵州政局产生重要影响。

咸同年间，地方士绅纷纷侧身军伍，形成名震一时的士绅“武化”现象。地方士绅通过团练的有效运作，确立了在团练中的领导权威，牢牢地握住了团练的权柄。尽管官府总欲“官掌其权，绅董其事”，但在咸同战乱中，国家权力在乡村的缺位与战后官府势力的孱弱，都使得地方士绅成为团练名副其实的领导者。贵州团练在战争中逐渐取代保甲成为新的基层社会控制组织。士绅作为地方团练实际的主导者，团练的壮大势必带来士绅权势的扩张，进而突破官方对绅权的限制，形成“绅权大张”之势。

士绅团练势力的兴起引发基层社会控制系统的变动。士为四民之首，通过科举制所赋予的功名，上可为官治理一方，下可沉积到基层社会成为乡土权威。但晚清以前士绅权力的施展受到官方设置的里甲、保甲等基层组织的限制，致使士绅的活动多局限在文教和慈善领域。咸同时期，在战乱引发的社会动荡之下，贵州士绅通过组织团练形成绅权大张之势，逐渐改变了贵州士绅在基层控制系统中的地位。随着团练权势的扩张，团练领导者——士绅突破保甲制的束缚，逐渐成长为基层社会的控制力量，从基层社会控制系统的被控制对象转变成控制主体。

贵州士绅在基层地位的变动对地方社会产生重要影响。地方士绅组织的团练武装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团练与官府合作镇压起义，维护朝廷统治。如思南府“府城连陷，举人饶以爵、武生安定邦结团与官军连为一气，互相倚赖，大著功绩”。另一方面，因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衡，团练权势的过度膨胀亦形成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不肖者之借团自肥，勾结群小危害桑梓，二十年中亦正不乏其人焉”。湄潭士绅秦安庆组建的“乌旗队”“人杂性悍，时相喧嚣，与敌暗通”。

桐梓团绅王正绅与号军勾结，“借团练之名盘踞铧尖、修筑坚巢、纠聚匪类，日以焚杀、讹诈为事，良民畏其茶毒，大半被胁入伙”。在正安州，“咸丰初，正安亦依照功令作团练之组织，其著者如达君陶曾心、吾严、宗六、安邦云、胡先绍、胡先科等，其后势力渐大寝，致不轨者亦有之”。铜仁团绅雷州、李丕基据三元屯与荆竹园起义军暗中联络，响应红号军起义。

同时期，在全省战乱之下，贵州士绅领导的团练大兴，团练逐渐取代保甲成为新的基层控制组织。士绅通过在地方社会中所扮演的多种角色，使团练组织向着多方面综合职能方向发展，时至清末，团练已成为具有征税、地方治安、民兵征募等职能的行政机构。晚清贵州士绅凭借在团练中的领导地位，权势大张，开始控制基层社会，干涉地方政治，为贵州绅权的扩张开辟了更广阔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