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李克农密见一老师，得到重要情报，次年军统特务被一网打尽

在我军的战争史上,曾记录着无数的战争奇迹，但每一次奇迹的背后，总有道不尽的传奇和难以置信的故事，那么在我党谍战史上到底有哪些惊心动魄的故事呢？

今天，我们就从一位中学老师的逆袭之路说起，来揭开1941年发生在革命圣地延安的一场经典谍战，感受这场扣人心弦的谍战潜伏大案。

作为红色革命的“摇篮”，延安在全国解放前一直都是中共首脑生活和办公的驻地，这里更是每一位共产主义革命者心目中的圣地，然而在全国解放前延安却是非常贫瘠的不毛之地。

然而，就在这个不毛之地却有一处世外桃源，也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共首脑机关的生活和办公场所，这个环境优美、充满神秘而又危机四伏的地方就是“延园”。

而当时的延园就是国民党眼中的中共核心圈，所以他们从没有打消渗透进来搞破坏的念头，而这个念头在张国焘叛变革命之后，则变得更加强烈了！

那么，叛变后的张国焘究竟为国民党提供了什么？对我党又造成了哪些影响呢？最后国民党的奸计又究竟有没有得逞呢？

1938年，张国焘脱离共产党，加入了国民党，叛变了革命。

而得知此消息后，蒋介石感到很兴奋。在他看来，连中共的主要领导人都来投靠自己了，剩下的恐怕也成不了气候。

甚至，他还天真地以为，其他人看到张国焘都撤伙不干了，中共恐怕会不攻而破，自己散伙！

而戴笠也是这么想的。得意忘形的他甚至告诉手下人，中共方面的大人物将来投降。

作为资深特务，戴笠为何会如此失态，讲这么重要的机密随意示人呢？其实这都是因为长时间不受重视所导致的！

当时，军统还只是一个特务部门，与正规军比起来还不算什么。

所以，立功心切的戴笠急于借张国焘的叛变来为自己和自己所在的部门提振士气，增加人望。

甚至，他也天真的以为，张国焘都前来投降，那么是否意味着中共也即将树倒猢狲散了呢？

然而，是非并非如此。张国焘一人的叛变并不代表他的军队也会叛变。更何况，他根本不可能把队伍都带走。

可是，叛变后的张国焘虽然进入了军统，但却被高高地供了起来。既没有实权，也没有工作。这让他在国民党的军统中受尽了窝囊气。

1939年，因为蒋介石对中共“清除”计划的严令要求，戴笠急于在延安安插特务，然而先后派往延安的特务都被中共的保卫和反间谍部门一网打尽，这令戴笠痛心疾首。

戴笠知道张国焘对中共在延安的部署和安保工作应该了如指掌，便问张国焘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让军统的特务能够渗透进延安。

张国焘认为自己立功的机会到了，便把中共首脑机关的内部安保和政策条款和盘托出，同时他清楚中共对青年知识分子非常重视，近年来有很多有志青年、知识分子投奔延安。

于是他建议戴笠可以利用这一点作为突破口向延安派遣潜伏特务。

戴笠认为张国焘的建议非常有道理，于是向蒋介石上报并申请，看到报告后，蒋介石当即就委任张国焘为军统少将参谋，负责具体对中共首脑机关的策反工作。

尽管蒋介石看似对张国焘委以重任，实际上他并不很信任张国焘。所以，行动的具体实施方案和下达命令的权力依然在戴笠的手中，而张国焘作为计划的提出人反倒被边缘化了。

虽然张国焘被边缘化了，但是他所提出的建议却让蒋介石十分重视，因此也在暗地里秘密的筹划着……

1939年9月，军统以“天水行营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名义，在陕西汉中郊外的十八里铺办班，简称“汉训班”。

“汉训班”招收的基本都是有文化的知识分子和进步青年，学历都在初中以上，这在当时绝对算是高学历人才。

另外要求招收的所有人员都只许进不许出，一律以代号相称，彼此不知道真实姓名，还制定了非常严格的内部保密和管理纪律。

训练的核心内容除了反共的思想教育之外，同时还教授爆破、射击、暗杀及情报搜集等技能。特训班以3个月为一期，培训期满后便要求他们伪装成进步青年前往延安做长期潜伏。

当时，满怀希望的军统将这些特训潜伏人员称为 “第五纵队”，并视之为出奇制胜的“宝剑”。 就这样，到1941年的10月底，这个特训班已经连续办了9期，培养了超过百余名的潜伏特工分子。

关键人物--吴南山

在“汉训班”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关键人物——吴南山。吴南山是甘肃庆阳人，曾在高中毕业后于庆阳樊家庙义务小学任教师，虽然只是一名小学老师，但也算是当地比较有文化的知识分子。

因此，当地的农会主席和地保经常请吴南山帮忙写一些材料。由于知道他们就是共产党，所以时间久了，吴南山对共产党的好感度不断上升，认为共产党人是真正做事，为人民服务的政党。

本来吴南山作为老师应该是衣食无忧的。然而，战争开始后国民党政府居然停发了教师工资。

虽然吴南山带着一些老师去讨要说法，可结果却是，不仅工资没有着落，连自己的饭碗也给丢了。至此，吴南山对国民感到了极大的失望。

1939年12月，庆阳县陇东地区国共之间不断爆发摩擦，庆阳县教育局局长知道吴南山与共产党走的近，迫于国民党的压力和政治势力就没给吴南山分配工作，而一直处于失业状态的吴南山不得不另寻出路。

吴南山经过深思熟虑对自己的未来做出了两条不同的打算，第一条路就是报考一个学校进行深造，毕业后继续从事教育工作；第二条路是加入到抗日队伍中去保家卫国。

但无论选择哪条路，都需要到重庆这个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才最容易实现，于是他便启程南下。可当他走到四川汉中地界的时候偶遇一个人，而这个人的出现也改变了吴南山接下来的人生轨迹。

吴南山偶遇的这个人就是“汉训班”在汉中地区的招生代表杜长城。遇到吴南山后，杜长城不仅热情的为他“引路”，还把现在的国家形势面面俱到地给吴南山做了分析。吴南山一下就被杜长城“眼界”和“魅力”给折服了。

而到了杜长城安排的临时住所，两人更是相谈甚欢.

吴南山最说出了自己想要学习和参加抗日战争的心声后，杜长城趁机告诉吴南山，汉中有一个战时游击战术干部训练班，是免费培训抗日干部的，从那里毕业之后就可以直接去抗日前线。

吴南山听后异常高兴，感觉找到了人生方向。于是，杜长城给了吴南山一封介绍信，并嘱咐吴南山原地等待，不要跟任何人接触，会有专门的人凭借暗号来接他入学。

果然，不久之后就有专门的特派员来跟吴南山对接，并带着吴南山到了汉中东郊十八里铺陈家营，之后吴南山被安排进了第四期的“汉训班”，开始了为期三个月的学习和训练。

吴南山本是带着满腔的热情来到这个地方的，然而现实给了他当头一棒。他本以为这是一个抗日干部培训学校，可进去之后才发现这其实就是一个国民党特务的训练营。

而为了让这些有志青年自愿进入训练班，军统将“汉训班”包装成了战时游击战术干部训练班。还恬不知耻地喊出了“培养抗日干部”的口号。

但实际上，在这样的口号下，很多热血青年和学生被打动，于是不察之下就进了这个训练班。等他们意识到自己被骗了之后就晚了，想离开是根本不可能的。

对于学员来说，最残酷的就是日常生活和训练，除了不分白天黑夜的政治社会理论课，还有专业技能课。

学员们除了睡觉吃饭，其他时间基本都用来训练。而由于“汉训班”实行的是军事化管理，即便不进行训练，他们也没有自由活动的机会，每一个人都会被24小时监视，且稍有不慎就会遭到毒打。

除此之外，学员们在里面都是以代号相称，日常更有有十不准规则约束。总之每天就像行尸走肉一样任人摆布，如果违反规定，轻则鞭笞、关禁闭，重则就像空气一样人间消失，而这令很多学员惶惶不可终日。

而且，“汉训班”除了残酷的训练和非人的折磨，还有日复一日的洗脑。曾经，戴笠就专门跑到“汉训班”对学员进行所谓的“慰问”。

通过慰问进行精神洗脑，对他们许以高官厚禄，让他们下定决心即使不要家人也要忠于党国。

除了精神洗脑，还有物质奖励，到最后大部分学员都对国民党深信不疑，而且很多人都写下了誓言和承诺书，再加上很多人对我党并不了解，很多学员就对军统的话深信不疑。

但吴南山不以为然，他对我党是了解的，知道我党是真心为人民的，并不是军统说的那样，他不愿意和我党对着干。他对“汉训班”感到心寒，同时也很反感军统宣扬的反共思想。

吴南山很多次想过要逃，但是他根本出不去。

但吴南山是思维很灵活的人，最后他想到一条自我救赎的妙计，那就是既然无法明目张胆的逃出去，那就假装积极训练，获得军统的信任，赶紧毕业，这样就能脱离这个苦海。

因此他在日常的训练中就表现的非常的积极，也非常优秀，给“教官”们形成了吴南山好学的假象。

为了早日离开“汉训班”，吴南山还对教官说道：他需要尽快回到家乡。回去以后就说自己出来报考学校没有考上。如果长期不回家，再回去可能就会被怀疑。

最后，由于吴南山的各项成绩都达到了所有毕业的要求，因此吴南山很快便离开了“汉训班”！

吴南山离开“汉训班”后，他先后到军统西安站和陇东西峰镇建立联系和接头，然后再回到庆阳老家，这样做是为了避免军统的怀疑，以免还未到家就被追杀。

到庆阳之后，吴南山发现庆阳已然换了天地，国民党早已经被赶走，于是吴南山准备先找一份工作稳定下来。

他首先想到了陆为公，这是他的知己也是他以前工作的搭档，当时陆为公刚从延安学习回来不久，被边区政府委派到庆阳创办陇东中学，为边区培养师资和文化教育干部。

此时他正缺少帮手，于是陆为公刚见到吴南山，陆为公就让吴南山加入到陇东中学的创办中来，这种信任感让吴南山非常感动。

1940年9月，陇东中学正式开学，校长是陇东分区党委书记马文瑞，副校长是曾任大学教授、担任过地下党领导工作的赵梅生。而陆为公任陇东中学的教导主任，吴南山则成了陇东中学的教师，同时还担任学生生活大队副大队长。

吴南山没有想到自己曾经小学老师的工作都不保，现在却受到了陇东中学的重视，深深感受到我党对人才的爱惜，让吴南山大受感动。

现在能更加近距离地接触我党，对我党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吴南山根本不愿意执行军统的潜伏任务，相反，随着时间的流逝，他觉得自己应该交代自己的问题，不能做一个忘恩负义的人。

1941初的一天，在经过几天及其艰难的思想斗争后，吴南山鼓起勇气将自己在“汉训班”的经历一五一十的告诉了陆为公，陆为公听完之后非常惊讶。

他不敢相信眼前的好友竟然是国民党特务，好在事情还没有那么糟糕，陆为公随后冷静下来，他首先安抚吴南山，让他不要有过大的思想负担。

共产党对于立功赎罪的人员是有很大照顾政策的，况且吴南山此时并未做对不起党和国家的事，这让吴南山放下心来，也更加坚定了投奔共产党的决心。

第二天，陆为公将这件事汇报给了校长马文瑞，马文瑞不仅是陇东中学的校长也是陇东分区党委书记。

我党早就在防备敌人有意打入我军内部的特务行动，但多数情况都在可控范围之内，而这次我党对“汉训班”却一无所知。

更为可怕的是吴南山参加的是“汉训班”第四期的训练，也就意味着在吴南山之前，已经有三期人员着手或已经打入延安，这是一件非常严重的问题。

马文瑞带着陆为公和吴南山一同向当时延安社会部副部长李克农反应情况。李克农听后大为震惊，马上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随即亲自接见了吴南山，并与吴南山进行了推心置腹的彻夜长谈。

谈话的目的就是鼓励吴南山弃暗投明，吴南山很可能是我党找出“汉训班”学员的一个突破口。

李克农将这件事和自己想法很快向党中央做了汇报，中央随即下令由李克农亲自下达作战命令，这项绝密计划就此开展。

为了揪出“汉训班”的特务，李克农要求放长线钓大鱼，对吴南山的工作要求有三“钓”，通过与西安的正常联系引敌上钩；利用公开身份诱敌投靠；利用曾在汉中培训的条件发现特务。

1941年春天，鉴于吴南山的积极表现，同时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吴南山被提拔为庆阳县三科科长。

10月底的一天，吴南山到延安参加边区教育科长会议，返回的途中偶遇到了一个熟人，就是他在“汉训班”的同期同学祁三益。

他们虽然都是“汉训班”的学员，算起来都是军统特务，但即便如此，刚见面也不敢有过多交流，因为他们都深知如果泄露了个人的信息或底线，那么就会引来杀身之祸。

所以，祁三益对吴南山说他自己要去延安学习。吴南山试探着多问了几句，但祁三益却对具体的任务只字不提，吴南山也就不再多问。

但吴南山知道祁三益一定有特殊任务，他的价值很大，可能会关系到整个计划的执行，绝不能让他就这么离开，所以他告诉祁三益，自己现在是庆阳县的教育科长，可以帮他找到一份工作，然后再找合适的机会和时机去延安。

祁三益此时也正一筹莫展，因为现在想去延安谈何容易，如果没有相关的人员推荐和介绍信根本没有机会，所以祁三益觉得这样也好，自己去延安不一定能顺利，不如靠着吴南山的关系，先找个工作，然后再想办法弄到推荐信。

就这样，祁三益就跟着吴南山到了庆阳县，吴南山很快给他找了一份工作，方便稳住和控制他，然后将祁三益的情况告知了上级领导，上级要求吴南山稳住祁三益，看看他究竟为什么要去延安，有什么重要任务。

祁三益是一个很谨慎的事，在庆阳县待了二十余天也没有任何的行动，并没有和谁联络，也没有露出任何蛛丝马迹，但他却一直催促吴南山给他弄到去延安的推荐信。

吴南山知道他如此急迫要去延安，必定是有重要的事情要做，于是将这件事上报给了边区保安处，延安对祁三益很重视，于是派布鲁到庆阳侦破此案。

布鲁是延安边区保安处保卫部部长，有“红色福尔摩斯”的称号，是延安三大侦察专家之一。布鲁到达庆阳之后，对祁三益进行突击审讯，祁三益最终交代了自己的任务。

原来“汉训班”的学员毕业之后进入边区分散到了不同的地方，与军统失去联络，很难真正发挥大作用，所以军统就派出了几位联络员到延安去联络他们，然后共同行动。

军统共派出四名联络员，赵秀为总联络员，祁三益为第一小组联络员，杨超为第二小组的联络员，李茂春为第三小组的联络员，他们将自己负责的特务人员名单记牢之后就前往延安开展联络工作。

祁三益还交代了自己的身份，他是“汉训班”第四期学员，毕业之后在“汉训班”做了爆破教官，后面的第五期到第八期的爆破课，就是祁三益做教官教的。

祁三益无疑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口，于是便被吸收为陇东保安科的外勤人员，成为了我方的一枚关键棋子。

随后祁三益弃被安排在新市场小学工作，帮助我方查找特务，尤其是与他一起奉命联络的另外几名联络员。联络员是重中之重，通过他们必定能查到大批的特务。

很快事情有了转机，1942年1月份，祁三益在集市上转悠的时候，突然发现了一名“汉训班”毕业的特务，通过这名特务，又知道了另外两名成功潜伏的特务，这还不是最大的发现。

很快，祁三益又在一家小吃店发现了第二小组的联络员杨超，他此时已经伪装成了这家小店的账房先生。不久，第三小组的联络员李春茂也被发现了，但此时的李春茂已经是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的资深护士。

实际上，像杨超和李茂春跟吴南山的处境和想法是一样的，自从他们到达延安之后，思想就发现了很多的变化，他不愿意继续为军统工作，想逃离这个苦海，但是也不敢找我党交代问题，就一直过着普普通通的生活。

最后，通过我方的缜密工作，三个小组统统被我方掌握。通过他们，我党获知了大量的特务信息，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为我党“反用”，为这次的特务侦破案件立下了大功。

1942年6月在庆功大会上，李克农等中央领导人宴请祁三益、李春茂、赵秀等五人，祝贺他们成为延安谍报战线上的一员。

这些原本是军统“汉训班”骨干的特工人员已全部倒戈加入我党阵营，而且他们个个身怀绝技，在后面的谍报战中屡立战功，多次受到党中央的表彰。

这是我党取得的最为伟大的胜利之一，是我党大胆反用的成果，更是我们坚持党性和共产主义原则的结果，邪不胜正是自古以来的真理。

截止1942年年底，这起由一名中学老师吴南山主动交代引发的“汉训班”特务案件告破，在这起案件中共发现军统潜伏特务32名，其中主动交代1人，经过侦查发现20人，被捕人员供出11人，还有7件物证，这次案件引起来相当大的轰动。

自古以来，人心向背才是成功的关键因素。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国民党失去民心，即便有些微末伎俩，也终究难成大事。

而在此次的行动中，共产党就充分发挥了人心的作用，成功让国民党的特务为我所用。事后，知道此案细节的毛主席都点着头赞赏道：“当为奇功！奇功！”。

参考资料：

刘炳峰.“特工之王”李克农[J].文史春秋,2004(2):37-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