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一男子模仿周总理签名，诈骗银行20万巨款，最终如何判刑？

1960年4月份，进入春天不久的北京城，还残存着一丝的寒意。到了夜晚，耐不住凉气的人，都会选择乖乖地缩在家里面。

可是今天晚上，已经是深夜十二点了，西城李广桥南街的一个独门小院的外面，依旧徘徊着一群人。

他们的神色非常紧张严肃，说话的时候也把声音压得低低的，仿佛生怕惊动了什么人一般。

几个人在四周巡视了一番，然后其中的两个人来到一段断墙的旁边。后面的那人伸手托了一下前面的人，前面的人就身手矫健地翻过了断墙，进入了小院里面。

随后，翻墙而入的人从里面将院门打开，让还留在外面的几个人也进到了院子里面。

顺利进入院中的几个人二话不说，直奔这户主人所住的房间。不一会儿，刚刚还在睡梦中的主人就被押到了一辆警车之上。

原来，寒冷的深夜还在街上徘徊的那群人，正是北京市公安局的民警同志。而能让他们如此大动干戈逮捕的人，自然也不简单：

就在上个月，此人竟然利用伪造的国务院信件和周总理签名，从中国人民银行骗取了20万元的巨款……

1960年3月8日下午的5点40分钟左右，一个打扮得干净利落、身穿呢子大衣、手上还拎着个公文包的男子，款步走进了中国人民银行的大厅。

见到工作人员之后，男子主动说明了来意：他自称是国务院办公厅的人，今天过来是为了给行长送一封加急信件的。

说着，这男子从手提包里拿出了一封在信封上就有明显的国务院标识的信。工作人员还看到信封上有“速送（限下午五点四十分前送到”、“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亲启”等字样，立马感觉来人不简单，万一耽误了急事儿谁也负责不起。

于是，工作人员连忙联系了行长办公室。可是不凑巧的是，当天行长和副行长等主要领导都去外地开会了，行里只留下了一个计划局局长负责处理日常的事务。

于是，这封“重要信件”就被送到了这位局长的办公桌上。局长打开信之后，立马明白了“急事”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信的上半部分是向周总理请示的。今晚九点钟，西藏活佛要举行一场讲经会，届时还会有许多中外记者参加。

为了表示我们的民族和宗教政策，主席叮嘱要拨一些钱款用于修缮寺庙。相关人员研究以后，认为可以拨给15到20万元，请总理指示这一方案是否可行。

而在信的后半部分，赫然附着周总理的批示：“请人民银行立即拨给20万元”，此外还有总理端端正正的签名。

不仅如此，在总理签名的下方，还针对钱款本身做了一些指示：要用一元、五元、十元，并且流通于市场上的旧票。

包装的时候，还要包得好看一点。最后，批示指示，务必要在下午七点钟把准备好的钱款送到民族饭店，交给一个叫做赵全一的人。

这计划局局长平时也没有怎么见过周总理的签字，看到信里面说得有鼻子有眼的，立马就信以为真，随即指示发行局和北京分行按照总理的指示进行准备。

北京分行的执行速度很快，不久之后就按照要求准备好了所有的钱款，然后又找了一种从苏联进口的钞票专用的麻袋，把所有的钱全部装在了两个麻袋里面。

北京分行的准备工作完成以后，立刻让人将钱送到了发行局。发行局也不怠慢，挑选了三个工作人员，按照指示将两个麻袋送到了民族饭店。

可是到了民族饭店以后，三位工作人员就发现里面人来人往的，非常热闹，一时之间也找不到那个叫做赵全一的的人。

于是，他们只能站在柜台旁边等候。幸运的是，没等多长时间，一名男子就主动找了过来，说自己就是赵全一。

为了证明身份，他还拿出了一张介绍信。工作人员确认过介绍信“无误”以后，又让赵全一出具了收据，然后就把两麻袋的钱全部交给了赵全一。

完成了交接工作以后，三名发行局的工作人员回去复命，赵全一也将那两个麻袋绑在了自行车上，快速地离开了民族饭店。

“20万元拨款事件”过去了几天之后，总行的几位领导从外面开会回来了。计划局局长照例前去汇报工作，当他汇报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几位领导眉头一皱，立马察觉到了其中的不对劲儿。

商量过后，他们觉得有必要给总理办公室打电话问清楚这件事情，顺便请示一下这笔款项应该如何核销。

谁知，总理办公室接到电话之后，立即表示，总理从来没有做过相关的批示，要求人民银行把批示的原件送去核查。

人民银行的领导不敢怠慢，于3月23日（一说24日）将原件送到了总理办公室。经过核查之后，确认总理确实没有签署过这样的信件。

到了这一刻，一桩伪造周总理签名、从中国人民银行骗取巨款的诈骗案已经可以确定了。

如此胆大包天的案件，实在是非同小可。得知此事的周总理，更是怒不可遏。他当即指示公安部，限期十天侦破此案。

公安部得到总理的指示以后也丝毫不敢怠慢。当天是周三，按照惯例，各部机关都会在晚上放映电影。

公安部的同志们正在认真地观看着电影，突然荧幕旁边出现了这样的字幕：“二局一处高伦处长立即去公安部总值班室”。

这一小小的插曲并没有影响众人观看电影的心情，但是高处长离开几分钟以后，荧幕上又出现了一行字：“二局一处的干部速回办公室”。

到了这个时候，素有办案经验的警察们，已经隐隐地预感到了一件大案正摆在他们的面前。

果然，从礼堂回到办公室的同志们很快就得知了他们将要侦办的巨大诈骗案的前因后果。

随后，在高伦处长的带领之下，一处的同志们连夜开始了奋战。

等到了第二天的时候，公安部杨奇清副部长亲自挂帅、二局局长李钊担任主任，成立了专门针对此案的破案办公室。

随着如此高级别的破案办公室的成立，一场全国范围内的追捕诈骗犯的行动开始了。

一方面，公安部准备发动在我党历史上具有悠久历史的“人民战争”，号召群众行动起来，检举嫌疑人、踊跃提供与案情有关的线索。

另一方面，公安部内部也要以最大的力度来侦破此案。二局一处和二处，成为了破案的“主力军”。一处负责具体的勘探工作，二处则主要负责纸张检验等技术性的工作。

在公安部紧锣密鼓的安排下，各方面都围绕这场惊天大案展开了工作。

特别是在北京的几十个部级单位，更是异常忙碌。经常是上半天完成本职工作，到了下半天就开始召开座谈会，希望职工们能够提供一些有用的线索。

因为从嫌疑人的作案过程来看，此人必然是对政府文件、行政流程极为熟悉的，否则不可能伪造出能够轻易骗过一局之长的指示信来。

可是，公安人员一通忙活下来，还是无法确定犯罪嫌疑人的身份。这下子，办案人员的心里，难免开始焦急了。

就在公安人员这里陷入困境之际，国务院档案科那里传来了一个好消息……

4月2号那一天，公安部的同志找到了国务院秘书厅档案科的科长吴空，向他介绍了案情，并希望吴科长能够为案件的侦破提供一些帮助。

拥有多年档案工作经验的吴空，拿到作案人伪造的那份批示以后，立马就看出了一些问题。比如，作案人使用的公文纸是红格横排的，中缝还有鱼尾纹。

根据吴空的介绍，中缝有鱼尾纹的公文纸，解放之初市场上有很多，但那都是直行的。

后来，公文全部改用横排以后，市场上就没再出现过这种有鱼尾纹中缝的公文纸了。

但是，中央机关往往都是自己印制公文纸的，种类有很多，这种横格鱼尾纹的纸，可能是哪个机关自行印制的。

吴空的这番见解，显然为案件的侦破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方向。而吴空本人也接受了公安部同志的委托，全力查找这种纸张的来源。

随后，吴空带着档案科的全体人员，甚至还从别的部门借调了一些人，加班加点地在浩如烟海的档案里查找。

功夫不负有心人，到了晚上的时候，文书科的一位同志终于找到了一张与作案人用纸非常相近的纸张，上面显示是外贸部所用的公文纸。

有了突破以后，后面的查找就轻松了许多。不一会儿，吴空手下的人就找到了十几张相似的公文纸，全部来自于外贸部！

如此一来，嫌疑人有很大的可能就隐藏在外务部之内！

对于档案科的这一重要发现，公安部非常重视，他们立即将关注的焦点放在了外贸部里。

案件调查到了这一步，虽然说范围已经大大缩小了，但外贸部也有两千多名工作人员，要从中确定一个嫌疑人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幸运的是，那天晚上到民族饭店给赵全一送钱的三名发行局的同志，牢牢地记住了赵全一的长相。

根据那三位同志的描述，再加上外贸部保卫干部夜以继日地配合调查，公安部门很快就将目标锁定到了一个叫做王倬的人的身上。

王倬，今年已经36岁了。他本是辽宁人，在那个平均受教育水平不高的年代，王倬顺利地念完了大学。

不过，他的“兴趣爱好”似乎有点儿古怪。他曾经画过人民币，还自己印过假的火车票。

新中国成立前夕，王倬离开了家乡，并参加了人民军队。但是在建国以后，王倬从陕西开了小差，随后又辗转来到了北京。

进京之后，他先是在京华美术学院里面学习，然后又去了中国进出口公司上班。

一直到1952年9月，王倬来到了外贸部出口局，成为了该局里面的一个小科员。

将嫌疑人定位为王倬之后，办案人员开始对他身边的人展开了询问调查。这一问之下，警察果然掌握了更多的疑点。

出口局还有一个叫做董林的科员，跟王倬在一个办公室里面工作。诈骗案的消息传开以后，他们也曾在办公室里面聊过相关的话题。

有人说，据说那个犯罪分子的一大特征是眼睛比较小。王倬的眼睛也很小，因而董林听到这个话之后，就跟王倬开起了玩笑：“老王，你眼睛可不算大呀！”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平时成熟稳重、像个老好人的王倬因为这一句话而怒发冲冠，他对着董林气愤地说：“你诬陷好人！”

说着，还要拉上董林去找领导把这件事情讲清楚。最后，还是在董林的道歉服软之下，才平息了王倬的怒火。

虽然两人的矛盾暂时得到了解决，但这件事情还是给董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对王倬的反常举动是百思不得其解。

除了这件事情，还有一个事儿也让董林很是吃惊。诈骗案出来以后，董林就发现王倬不去食堂吃午饭了，而是从家里带饭菜来吃。

由于到了中午，那饭菜都凉了，所以王倬就经常利用办公室的暖气片来给饭菜加热。本来，这是一件正常的事情。

但是，有一天董林看到他在热饭，就多嘴问了一句：“你烤的什么？”

谁知，王倬对董林的询问反应竟特别的大。他仿佛受惊了一样，迅速转过头来，带着苍白的脸色回答说：“我什么也没有考虑”。

除了神色反常之外，他竟然还把董林的问话给听错了。这两件事情放到一起，更加加重了董林的疑惑。

因而当警察找他调查时，他就把这些事情和自己的疑惑，一股脑儿地全部说了出来。

与此同时，技术鉴定那边也取得了进展。他们通过对王倬笔迹的鉴定分析，认为诈骗案中的假信函、假签名有极大的可能就出于王倬之手。

取证到了这个地步，对王倬加强监视、以获得更多的信息已经是势在必行了。

监视王倬的工作交给了北京市公安局具体执行。王倬家住在北京西城的李广桥南街，属于李广桥居民委员会。

负责这片地区的基层民警叫做郝继民，当时只有20岁。一天中午，郝继民突然接到了所长袁志明的紧急通知，要他和其他民警赶紧到会议室去开会。

到了会议室，郝继民才知道北京城竟然出了一桩伪造总理签名骗钱的大案。根据所长的部署，他们要对自己负责区域内的所有人员进行一场细致的调查。

接到所长的任务之后，郝继民也知道此事非同小可，赶紧找来各居委会的负责人，研究调查工作如何展开。

李广桥居委会的主任叫做刘秀惠，五十多岁了，是一个家庭妇女。但是，她长期从事居委会工作，有丰富的经验和很强的能力。

与刘秀惠等人商议以后，他们定下了一条计策：以查找耗子洞、下耗子药为借口，到每一家里去调查摸底。

计策已定，说干就干。刘秀惠带着一个退了休的热心李大爷和一个叫做王秀珍的居委会委员挨家挨户地敲门查“耗子洞”。

很快，他们就来到了王倬的家门口。王倬家是一个单独的院子，虽然不大，但是里面房间不少。

其他的房间都没有什么异常，只有西边有一个房间被上了锁，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刘秀惠他们来检查的时候，王倬和他妻子都没有在家，只有王倬的老母亲张可民在家里。

于是，刘秀惠就要求张可民把房门打开，可是张可民却说：“钥匙他们上班时拿着，我没有，开不开”。

张可民如此说了，刘秀惠他们也没有办法，只能等到王倬回来再开门检查了。

这一等，就等到了晚上七点。刘秀惠当时正在做饭，一听王秀珍跑来告诉她说王倬回来了，饭也不做了，菜刀一扔，就往王倬家跑去。

谁知，见到了王倬之后，他却推说屋子里面不过是一些破烂货，就算是有耗子也没事儿，就不用查了。

刘秀惠哪里肯答应，态度坚决地要求王倬必须把门打开。王倬看推诿不过，又改了口风说：“钥匙孩子他妈拿着呢，他妈还没下班”。

刘秀惠又问孩子他妈啥时候下班，王倬则回答：“不知道，有时她还不回家呢！”

看王倬这态度和意思，他仿佛已经下定了不开门的决心了。无奈之下，刘秀惠只能把这个情况报告给了郝继民。

郝继民听说之后，也有所怀疑，于是决定亲自去看看。可即使面对着郝继民，王倬也是之前那番说辞，反正就是死活不开门。

郝继民打电话给王倬妻子的单位，询问对方后者现在哪里，却也没有得到有用的信息。这就更加引起郝继民的怀疑了。

所以，他准备马上赶回派出所，将这个事情向所长做一下汇报。谁知，还没等他汇报，所长抢先告诉了他一个消息：

王倬被确定有重大嫌疑，市公安局要在他家附近布置监视点，要求熟悉情况的民警全力配合。

郝继民当然愿意配合，他先是带着市局刑侦处的两名同志去了卫戍区招待所，然后在那里找了一个会议室作为此次监视行动的临时指挥部。

安排完这些事情之后，郝继民又带着另外三位侦查员到王倬住宅附近选取最佳的监视点。最终，他们选择了三个监视点，分别编号为1、2、3号。

很快，3号监视点就传来了有用的信息：王倬起床以后，去了那个他死活不肯让人检查的西屋，好像在里面烧了一些什么东西，耗时整整一个小时。

然后，他又鬼鬼祟祟地把烧完的灰烬端到了胡同口的垃圾站。

刑侦处长刘汉臣当机立断，决定去垃圾站把王倬倒掉的东西收集起来，带回去做技术鉴定。

鉴定的结果似乎在众人的预料之中：王倬倒掉的灰烬显然是人民币燃烧之后留下的。

种种迹象已经表明，王倬就是诈骗案的元凶。于是，刑侦人员决定正式抓捕王倬！

按照商议的方案，抓捕王倬的行动将在晚上12点钟进行。于是，就出现了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一幕。

王倬被抓以后，很快就老老实实交代了自己的犯罪动机和经过。

原来，他一直在为自己的生活感到不满。平时在单位上班的时候，看到只要是周总理的批示就能够畅通无阻地被执行。

于是，出于改变自己生存现状的目的，王倬伪造了总理的签名和批示。

案发以后，全国上下、特别是北京，还有他的单位，都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查找诈骗犯的行动。

王倬被这样的形势给吓怕了，他不敢留着那些钱，更不敢拿去花。

最后，王倬想了一个办法：索性就把他们全烧了吧。

可是，他当初行骗的时候，专门耍了个小心机，拿到的都是小面额的纸币，如今要想一次性烧毁它们，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纸币燃烧产生的烟雾很大，做贼心虚的他生怕被邻居发现了。

于是，王倬就特意给自己买了一个闹钟，定了很早的闹铃，每天一大早就从被窝里爬起来去烧钱。

为了彻底消除钱币燃烧之后产生的气味，王倬还专门买了消毒水来喷。

最后，经过王倬的“不懈努力”，终于烧掉了八千多元，剩下的钱全部被警察缴获，成了证明他罪行的有力证据。

王倬被捕以后，他的母亲张可民也因为涉嫌参与窝藏赃物、包庇罪犯而被抓获了。

据说，逮捕张可民之前，两个女侦查员对她进行了搜身，还从她的棉裤里面搜出来了两捆纸币。

对于张可民应该如何处置，有许多种意见，最后还是周总理一锤定音，说：不要重判了，中国旧式妇女，有几个不顾儿子的，押押就算了。

最终，张可民被监禁了三年。但是王倬作为此案的元凶首恶，可就必须要付出他应该付的代价了！

经人民法院判决，王倬应当被处以死刑。7月28日，随着一声枪响，王倬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伪造总理指示签名、骗取人民银行巨额财物，王倬可谓是胆大包天了。

不得不承认，王倬这个骗局之所以能成功，与他“精湛”的造假技术是分不开的。但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王倬最终还是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在公安部门侦破此案的过程中，各方力量得以充分发动，就连当时并不成熟的文检等技术也等到了很好的应用。

所有的这一切，都为戡破大案，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而这个案子的本身，也留下了许多问题值得注意。周总理在得知此案的几天之后，就专门提出：“提醒各机关注意，机关里不留负责人无论如何是不许可的”。

善于总结经验教训，以求更好的发展，这正是周总理的高明之处！

参考文献：

张泽民.仿冒总理签名诈骗案[J].北京纪事,2017,(第7期).

汪春耀.破获伪造周总理批示诈骗巨款案始末[J].世纪,2013,(第1期).

穆玉敏.中国人民银行被骗巨款案疑凶抓捕记[J].法律与生活,2012,(第17期).

渠冉.持“周总理批件”诈骗案[J].中华传奇,2011,(第2期).

张洪兴,蔡咏梅.惊天大案:模仿周总理笔迹诈骗[J].老年世界,2012,(第7期).

双槐堂主.冒充周总理指示诈骗案侦破始末[J].龙门阵,2010,(第9期).

吴空.侦破假冒周总理批示诈骗案[J].世纪,2005,(第3期).

吴空.假冒周总理批示诈骗20万元案侦破纪实[J].法制博览,2010,(第1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