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福建农民上交一本泛黄小册子，毛主席定睛一看如获至宝

1961年的1月，毛泽东主席的秘书田家英从外面十万火急地跑回毛主席的办公室。

毛主席看着田家英很是疑惑，以为有什么重要的大事发生了。而田家英脸上却表现得异常兴奋。

他还顾不上说明原因，就气喘吁吁地把一份铅印好的小册子递交到了主席手里。

毛主席定睛一看，不禁有点喜出望外，泛黄的册子封面上印着《调查工作》四个大字。主席略微激动地打开册子翻阅里面的内容。

没错了，这就是自己曾经写的文稿！

毛泽东如获至宝，感慨万千道：“见到这本小册子，就好像见到了30多年没见过面的孩子。”

打听之下，毛主席才知道这本册子是福建一个叫做赖茂基的农民上交过来的。

提起《调查工作》也许很多人都比较陌生，但说到《反对本本主义》想必大家都如雷贯耳了。

它的前身正是这篇毛主席在1930年5月所写的《调查工作》。

毛主席将这本册子称为自己的“孩子”，其重要性可想而知。

那么如此重要的文稿为什么会失散了30年呢？又为何会流落到一个普通老农的手中呢？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调查工作》这件红色文物背后，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吧！

1928年，毛泽东与朱德在井冈山会师，建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可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革命便再一次迎来了困难时期。

当时，红军在湘赣边界活动时，面临着许多困难，其中较为严重的就是给养问题。为了解决这个困难，红军不得不南下湘南农村，但却又遭受严重损失。

此后，在井冈山根据地的红一方面军又了连续遭遇作战失败，几路红军只能都集中在湘赣边界，处境变得极为艰难。

在此危难之际，红军成立了前敌委员会，由毛泽东担任书记统筹大局。面对反动派大军的重重包围，毛泽东当即决定放弃井冈山进行战略转移。

翌年初，毛泽东与朱德带领红一军从井冈山上下来，一路突破各种防线，转战到赣南、闽西地区。

在闽西，红军得到暂时休养后，立刻着手在此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这是红军早期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

此时，毛泽东吸取此前的革命经验，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村召开的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这就是著名的“古田会议”。

会议上，毛泽东首次提出“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的思想，为党的建设指明了正确方向。

此次“古田会议”意义重大，思想建党、政治建军路线确定，逐渐形成了以朱德为总司令、毛泽东为政治委员的红一方面军。

那么接下来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大力发展革命力量呢？

要壮大革命队伍就必须要发动群众，要想发动群众，那就只能亲身到群众中去，去倾听每一个人的声音。

想到此处，毛泽东决心要亲自选择一些具有典型意义的地方做一次深入的调查。

早在读师范学校时，青年毛泽东就经常到长沙附近的农村做社会调查。通过社会调查发现和解决问题，是毛泽东长期总结下来的一条经验。

在经过一番考察之后，毛泽东把此行要前往作调研的目的地定到了——江西赣州市的寻乌县。

寻乌在当时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县城。它正好位于赣、粤、闽三省的交界处，还是一个商品流通的中转站。

而且，在毛泽东带领中央红军来到寻乌之前，这里已经经过了多次“红色革命”的洗礼，创建了苏维埃政府。

正是因为有这个特殊的地位，毛泽东才将此地作为调查的首选目标。

在多方准备后，1935年5月，毛泽东在踏上了他为期20多天的寻乌社会调查。

毛泽东将调查总结为 “走马观花”和“下马看花”的 两种形式。

所谓“走马观花”，就是可以迅速看看当地的情况，虽然能看到事物的表面，却不了解事物下更深层的原因；

而“下马看花”就是深入到群众中去，多问多听，虽然会花大量功夫，但可以看到事物的内部出问题的本质原因。

在寻乌县委书记的帮助下，毛泽东决定下马观花地深入到群众中去对寻乌做大量的调查。

调查的内容十分广泛，从寻乌的地理环境到政治区划，还特意找来苏维埃干部、教师、商人、农民、工人和士兵等不同阶层了解他们的政治经济现状，他问得详详细细，记得清清楚楚。

调查中，毛泽东了解到了百姓被压迫到卖儿卖女等等的惨状，也得知了大家对于土地革命的意见，以及妇女在土地斗争中的表现……

在调查结束后，毛泽东在寻乌又召开了十多天的调查会。在会上与同志们分享此次调查结果，听取每个同志的建议。

在众人的共同努力下，毛泽东整理出了《寻乌调查》。

此次寻乌调查，毛泽东真实记录了当地老百姓的生存境遇，没有夸大也没有隐瞒农民被剥削的情形。而且，也认识到了之前的一些“土地改革”上的不足。

在《寻乌调查》中，毛泽东逐渐意识到，此前的土地工作中，没有精准分析中农、雇农与流氓的区别。

此外，在关于土地分配的问题上，也没有把富农、中农、贫农的土地分开来合理分配。

“打地主”分土地本是为了救更多的人，可对地主一点儿土地也不分，他们喝西北风也会活不下去；

把坏田都给富农，使他们吃不饱饭，也会逼得富农造反。这完全违背了革命的初衷，贫农、雇农一定会陷入孤立。

毛泽东的这番见解，充分体现了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他在报告中明确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和到群众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

这个调查报告共五章39节，字数达8万多字。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写了一篇重要的文章，即《调查工作》和《反对本本主义》。

这都是他多年来、特别是这次寻乌调查工作的总结。

有了毛泽东正确的思想路线作为指明灯，“红色”根据地出现了市场繁荣、生意兴隆的景象，人民生活逐渐好转，红军给养等等难题也得到了解决。

当革命前景一片大好之时，意想不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调查结束后，中共闽西特委把毛泽东的两篇短文《调查工作》和《反对本本主义》翻印成小册子，在党内进行了少量传发。

可能有的朋友会奇怪，前面不是说《调查工作》就是《反对本本主义》的前身吗？实际上这原本是两篇不同的文章，之所以后来变成一篇，还是另有隐情的。

在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向中央苏区发动了几次大规模“围剿”，纸质的资料难以保存。

一贯重视调查研究的毛泽东，将两篇文章视若珍宝，即使战火连天也坚持捆好每天都带在身边。

可惜事与愿违，由于敌人的进攻猛烈，毛泽东不得不多次转战于多个地区。终于在第五次“反围剿”的突围中，这两本小册子意外丢失了。

这可是毛泽东多年革命调查总结出来的心血啊！

这让毛泽东十分惋惜，他后来曾多次与人谈起丢失的这两篇文章，说就像想念自己的“孩子”一样希望能早日找回。

所幸的是，毛主席的期待没有落空。

看着《调查工作》这个失散30多年的“孩子”失而复得，毛主席的心中难掩开心与激动。

当得知“拯救”下这件至宝的是福建农民赖茂基后，毛主席立即让人去邀请赖茂基先生来中南海，他要当面感谢赖先生做出的贡献。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毛主席得到的消息是赖茂基已经在去年离世了。

赖茂基本是福建省上杭县茶地官山村的一位农民，从小家里就比较穷苦。直到那一年，毛泽东带着红军来到了他的故乡。

红军打土豪分土地，让当地穷苦的百姓过上了有地有粮的好日子。

赖茂基为了报答红军的恩情，就以贩牛生意作为掩护，为红军送信。红军还在他的家里建立了地下兵工厂，生产枪支弹药。

后来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开始了二万五千里的长征。红军前脚刚走，“白狗子”们后脚就进到了茶地，故乡沦为了国民党的统治区。

赖茂基知道红军走得急，有很多文件没有带走。他生怕有一些机密的情报会落入敌人手中，便将家中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遗留下来的文件用油纸包好，装在一个小木盒子里。

这些文件当中，就有一本毛泽东编著的《调查工作》。

赖茂基深知毛主席的文稿落入敌人手中不堪设想，他爬到屋顶，将两个夹墙顶部的楼板和瓦片拆掉，把装有文件的木盒子放进去，然后再复原好。

就这样，赖茂基保护着毛主席的“孩子”在那个革命年代免受战火的摧残。

时光飞逝，一转眼《调查工作》已经在小木盒里躺了20多个年头了。

1955年4月1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了在全国范围内征集革命历史档案的通知。两年后，年过花甲的赖茂基这才将那个沉睡已久的小木盒，让儿子从墙洞中挖了出来。

赖茂基曾对儿子们说过，他相信总有一天，革命会胜利，毛主席的这篇文章总有机会重见天日。

现在，这一天终于到来了。

赖茂基的孩子们在父亲的嘱托下，将盒子里面的所有文件当作重要文物，捐给了上杭县委，后上交龙岩地委。

这才有了毛主席再次见到《调查工作》的场景。然而，重获至宝的毛主席其实还是有很大的遗憾的。

起初，龙岩当地相关部门并不知道这本小册子的价值，只是按普通文物收藏的。

直到一年后，中央革命博物馆（今中国革命博物馆）派人到龙岩地区征集文物时，才知道了这份宝贵文件的存在。

又是经过一年的周转，龙岩地区文教局才将这份宝贵文稿邮寄到北京，存入中央革命博物馆。

当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得知这件“无价之宝”失而复得，到博物馆将文稿借出交到毛主席的手上时，离赖茂基捐献文物已经过去了将近4年。

正因为如此，赖茂基才没有等到毛主席手拿文稿接见他的那一天，毛主席也错过了当面答谢他的机会。

或许这会成为他们两人一生中一个大的遗憾吧！

值得欣慰的是，赖茂基帮毛主席保藏文稿的小木盒，也作为重要的文物收藏在毛泽东才溪乡调查纪念馆里，以表他对革命作出的贡献。

对毛主席来说，他的遗憾还不仅如此。正如前文所提到的，《调查工作》与《反对本本主义》原本是两篇不同的文章，两篇皆失，如今只找回了一篇。

毛主席后来在广州的会议上讲述了他丢失文章的事情。他说：“别的文章丢了，我不伤心，也不记得了，这两篇文章我总是记得的。忽然找出一篇来了，我是高兴的。”

这两篇文章顾名思义，就是找回的《调查工作》与找不回伤心的《反对本本主义》。

从收到文稿开始，毛主席便让田家英将《调查工作》复印多份，分别送给周恩来、刘少奇、胡乔木、陈云、邓小平等同志共同研究分析，并亲自仔细纠正文中的错别字。

经过三个月的努力，《调查工作》重新修订成功。

也许是找回一个“孩子”，就会对另一个丢失的“孩子”更加思念吧。

毛主席在新修的《调查工作》后批语道：“这是一篇老文章，是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那时没有用‘教条主义’这个名称，我们叫它做‘本本主义’。”

后来，经过毛主席的首肯，《调查工作》被收录进《毛泽东著作选读》中发表，而毛主席也直接把它改名为《反对本本主义》。

这就是为什么说《调查工作》是《反对本本主义》前身的由来。

实际上，我们所熟知的这篇《反对本本主义》并不是毛主席1930年的原篇，这也算是毛主席对它的一份思念吧。

不过真正的“反本本”至今下落不明，这是毛主席和全党、以及人民的一大遗憾。这么多年过去了，不知是否还会有奇迹发生呢？

毛主席在重获至宝后对党内的同志们说过，这篇文章确实是他喜欢的，他觉得很有道理不知道别人怎么看，这篇文章是他当初经过一番大斗争才写出来的……

当年正是毛主席通过调查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这一重要论断，给革命的未来提供了良好的助力。

这种敢于探索真理的精神需要一直传承下去。

最后也由衷感谢，赖茂基冒着生命危险为新中国的革命事业保留下了重要的 “红色”文物。

感谢你们的无畏付出，才有新中国今日的繁荣昌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