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子珍去世后，骨灰安置引争议，最终邓小平拍板作出两项重要决定

1984年4月19日，上海华东医院里。

毛泽东之女李敏与丈夫孔令华正紧张地守在那里，尽管已经一夜没有休息过，可是他们的精神依旧高度集中。

他们在期待着，期待着一个被称为“生命”的奇迹的出现。

然而，修短随化，终期于尽，李敏与丈夫终究没有等来那个奇迹。

下午时分，病房里的那个病人——他们敬爱的母亲——贺子珍，心脏永远停止了跳动。

生离与死别，人间之至痛，莫过于此。看着旁边那不会再有任何波动的心电图，李敏的脸上，流下了一行行滚烫的泪水。

中国人讲究入土为安，即使再难接受母亲的逝去，还是要立即着手料理她的后事。况且，贺子珍的身份，注定了她的葬礼需要经过一个复杂的确定过程。

不久之后，贺子珍去世的消息被送到了上海市委。同时送去的，还有对葬礼以及骨灰安葬事宜的请示。

然而，面对着这份请示，上海市委却没有一个人敢自作主张。他们讨论了很久，最终决定把这个难题交给中共中央办公厅决定。

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中办也十分为难，不知该如何指示才好。

最终，这份请示报告被送到了邓小平的办公桌上。邓小平仔细看完了报告，说出了一句话，这句话为贺子珍的身后事确定了基调......

贺子珍的后事为何如此为难，竟让中办到上海市委的领导，都束手无策？面对这个难题，邓小平又给出了怎样的解决方案？

1947年的冬天，一列火车从莫斯科车站缓缓驶出。它即将穿越大部分的苏联领土，到达中国的哈尔滨。

而在这列火车的车厢里，坐着一个神色平静的妇女——贺子珍！

转眼间，她已经离开中国十年了。眼见着火车离故土越来越近，她那看似平静的神色之下，却在汹涌着对往事的回忆......

“我这个人平时不爱落泪，只在三种情况下流过泪......三是在贵州，听说你负了伤，要不行了，我掉了泪”。

这段话，贺子珍不会忘记，那是作为她丈夫的毛泽东，在1937年——她即将要离开延安时，说出的一段挽留的话。

贺子珍贵州负伤的事情，发生在两年前。那还是在红军长征的途中，战士们一面要面对险峻的地形，一面还要躲避敌军不时发动的攻击。

三月份的一天，红军部队走到了贵州盘县。行军多时，人困马乏，于是领导们下令队伍原地休整一段时间再走。

可就在战士们休息的时候，天空中突然飞过来了三架敌机。随着而来的就是疯狂的轰炸，炮弹像是不要钱一样往下仍。

眼见身边的一个伤员马上就要面临灭顶之灾的时候，贺子珍想都没想地趴到了那伤员的身上。

伤员最终得救了，但是贺子珍却被炸得遍体鳞伤，身上还嵌着17块弹片儿。

幸运的是，贺子珍最终从鬼门关爬了出来。可是，那些弹片却因为医疗水平不够，而无法取出。

后来，红军结束了长征，在延安安顿了下来。身体刚好一点的贺子珍，就要求组织上给她安排工作。

贺子珍1926年的时候，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之就参与领导了永新县的农民运动，后来又率领部队上了井冈山。

在井冈山上，她是第一位女党员、第一位女战士。在革命工作中，处处争先。即使后来与毛泽东结了婚，但是她从来没有忘记，为革命而奋斗，才是她人生的“第一要义”！

所以，到了延安之后，身体尚未痊愈的她，就迫不及待地要求工作。可是，十几个弹片嵌在身体里，给她带来的痛苦是难以想象的。

因为身体的疼痛，又常常影响到她的正常工作，这让贺子珍恼恨不已。

在延安生下孩子（即李敏）后，贺子珍终于下定了决心，要到上海去，取出弹片，恢复自己的正常生活。

但是，革命年代，战火弥漫，上海更是龙潭虎穴。贺子珍一个人，如何能在这样凶险的环境下保证自身的安全呢？

于是，毛泽东不愿她离开，说出了上面那段挽留的话。

但是，贺子珍向来是一个固执的人。她决定了的事情，是绝对没有更改的道理的。

1937年，贺子珍将孩子托付给了老乡，不顾毛泽东的劝说，毅然来到了西安——她要从这里转道上海。

可是到了西安之后，前方战局又出现了新的变化：上海竟然被日寇占领了。如此一来，上海她是去不成了。

这个时候，毛泽东又托人辗转给她送来了口信，希望她能早日返回延安。可即使是这样，贺子珍也没有回头的打算。

她在西安逗留了一个月，刚好遇上共产国际的代表要取道西安到延安去。这位代表的路线给了贺子珍莫大的启发：既然上海去不了，那就到苏联去。

到了苏联，不仅能让自己的身体恢复健康。还能亲眼看一看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好好地学习一些马列知识，以弥补自己没有上过几天学的缺点。

就这样，贺子珍又辗转来到了新疆，在这里等候着去苏联的飞机。在此期间，毛泽东不是没有试图继续挽留，可贺子珍却依旧不改前志。

直到几个月后，她终于等来了去苏联的飞机，头也不回地上了飞机，离开了这片故土，离开了丈夫和出生不久的女儿。

到了苏联以后，异国他乡的生活却并不是贺子珍想象中的那么美好。在那里，她经历了诸多磨难，甚至还被当作精神病关在伊万诺夫市里的一家精神病院里。

或许这个时候的贺子珍，也后悔过当年自己的固执与冲动。可她那痛苦的呼喊除了被当作疯癫的证据之外，没有任何其他作用。

不过，天无绝人之路。1947年，在这个中国革命取得了决定性的转折的年份里，王稼祥和她的夫人朱仲丽来到了莫斯科。

他们一踏上苏联的土地，就迫不及待地打听贺子珍这位曾经的战友的消息。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他们坚持不懈的努力下，终于拼凑出了贺子珍在苏联生活的轨迹。

于是，他们要求苏联政府，想要见一见贺子珍。虽然有关方面对这个要求百般推诿，但最终还是不得不同意了这次会面。

时隔多年，贺子珍又被带回了莫斯科，见到了十年未见的战友。

那天，她穿了一身黑色的衣服，踩着一双半高跟的圆头皮鞋。见到王稼祥夫妇之后，贺子珍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多年来的痛苦、悔恨与思念，在这一刻全部宣泄了出来。

王稼祥夫妇仔细观察了贺子珍，发现她除了脸色不好以外，看不出任何疯魔的症状。而且，从她的言谈中，除了多年没有讲过母语的生涩外，也看不出任何问题。

王稼祥夫妇逐渐明白了，眼前的贺子珍依旧是一个精神正常的人。于是，他们征求贺子珍的意见：“你今后打算怎么办？”

多年来艰难的生活已经彻底击垮了贺子珍，在听到这个问题之后，她几乎是没有犹豫地回答说：“回国去！”

但是，贺子珍的身份毕竟不同于常人，王稼祥不敢贸然决定是否将她带回国内。于是，王稼祥打了一个很长的电报请示毛泽东。

没有多长时间，毛泽东就回复了一份电报，上面赫然写着：同意回国！

就这样，王稼祥带上了贺子珍，一行人兜兜转转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才终于回到了国内......

一别经年，物是人非。重新踏足中国土地的贺子珍，恐怕对这句话是深有感触。回国之后的贺子珍，一直呆在哈尔滨。

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已经近在眼前了。这个时候，毛泽东见到了贺子珍的妹妹贺怡。两人见面，不可避免地谈到了贺子珍的情况，毛泽东告诉贺怡说：“你让子珍到这里来”。

得到了毛泽东的这句话，贺怡马上北上去接姐姐与毛泽东见面。可是，车走到了山海关，却由于种种原因，而没能见到毛泽东。

错过了这个难得的见面机会以后，身体本就虚弱的贺子珍又大病了一场。贺子珍生病的消息后来又辗转传到了毛泽东那里。

毛泽东非常关心贺子珍的身体，写信嘱咐她要好好吃药、养好身体。还告诉她抽太多烟不好，能戒的话，一定要把烟戒了。

在毛主席的关怀和亲朋医生的照顾下，贺子珍逐渐恢复了健康。

但是，她与毛泽东再见一面的夙愿却一直没有实现。1959年的一天，贺子珍正闲居在南昌。突然接到了组织上的通知，要她到庐山上去。

稀里糊涂的贺子珍，跟着接她的车子一路上了庐山。车子停下来的时候，已经是夜色浓重了。

贺子珍被领着进了一间屋子，她抬头一看，毛泽东正在里面端坐着。延安一别，距今已经过去了22年的光阴了。

突然间再见到仿佛和以前并没有什么变化的毛泽东时，贺子珍的眼泪怎么也止不住。毛泽东只能安慰她说：“我们见面了，你不说话，光哭，以后见不到了，又想说了”。

听了毛泽东的话，贺子珍逐渐停止了哭泣。然后毛泽东又问她说：“你这几年生活得怎样？身体都好了？”

毛泽东的问话正式开启了两人的聊天。他们互相关怀着彼此身体，讲述着分开之后的种种。

时光短暂，不久之后，贺子珍就要起身告辞了。他们本以为，以后还会有见面的机会的。谁知道，那次见面，竟然就是永别。

毛主席走了，贺子珍也即将步入古稀之年。但是面对着祖国开展的新的建设，贺子珍热血难凉。

她已经很多年没有好好地为党和国家的事业工作过了，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她还想为国家做最后一点贡献。

然而，贺子珍的命运总是那么充满磨难。1977年，贺子珍当时住在上海。一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她突然发现自己的左手抬不起来了，左脚也不听使唤了。

她直觉自己可能出了什么大问题，连忙要喊人来帮助自己。可是，等她张开嘴之后才发现，喉咙里发出的语调竟然是那么的怪异。

在别人的帮助下，贺子珍被送到了医院。医生给她的诊断是：中风！

从那以后，左肢瘫痪的她，可能就只能在轮椅上渡过余生了。更加严重的是，医生还检查出她患有严重的糖尿病。

这接连的打击，对于贺子珍来说，无疑是非常难以承受的。可人生总是这样，在极致的痛苦之后，或许就能迎来一丝光明。

有些老同志始终没有忘记贺子珍，没有忘记这个已经成为了秋收起义中唯一还健在的女同志。他们给邓小平写信，反应贺子珍的情况。

在邓小平的批示下，贺子珍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于是，在1979年6月11日的《人民日报》上，许多人都读到了这样一则消息：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增补三名委员，其中之一就是贺子珍！

这条消息瞬间吸引了成千上万人的目光，那些熟知贺子珍这个名字的人们纷纷奔走相告：贺子珍出来了！贺子珍出来了！

古稀之年的贺子珍再一次成为了人们关注的中心。但是这些对于贺子珍来说，已经都不重要了。

她想要做的，就是再去看一眼毛泽东！

到了当年的9月份，贺子珍这个“朴素”的愿望，终于得到了实现。中央用专机专门把她接到了北京，这是国家解放三十年来，贺子珍第一次踏上首都的土地。

自从中风瘫痪以后，贺子珍的身体越发不好了。医务人员们都不建议她到毛主席纪念堂去，可是她盼了这么久，医生又如何能劝阻得了呢？

临去看毛主席之前，李敏和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告诉她，毛主席纪念堂是非常庄严肃穆的，不能发出任何声响。

贺子珍明白，他们是怕自己到了纪念堂以后，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贺子珍作为一个老党员，素来“服从命令听指挥”，连连保证自己不会破坏纪念堂的安宁。

终于，贺子珍等到了前往纪念堂的那天。她坐着轮椅，走进前厅以后，立马就看到了毛主席的坐像。那一刻，她的眼泪不听使唤地喷涌而出。

但是，她牢牢地记着临来之前，女儿和医生告诉她的话，始终没有发出任何声音。无声的哭泣，更令这个难得的“会面”场景显得悲哀。

李敏和孔令华，带着他们的子女，把事先准备好的一个一米五高的桃形绢花编成的花圈敬献在了毛主席的坐像之前。

花圈的形状，是遵照贺子珍的意愿制定的，代表着他们的一颗“赤胆忠心”。花圈的绸带上，还写着这么一句话“永远继承您的遗志”“战友贺子珍率女儿李敏、女婿孔令华敬献”。

历尽世事，或许唯有这句话最能表明贺子珍此刻的心情了吧。

敬献完花圈之后，贺子珍被推进了毛主席的灵堂。那里，长眠着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长眠着她的战友。

在看到水晶棺的那一刻，贺子珍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呜咽着哭出了声。护士和医生连忙过去劝她：“姨妈（上海华东医院的医护人员都习惯称贺子珍为姨妈），这里不许哭的，千万不要哭”。

听了医护人员的劝阻之后，贺子珍用牙齿用力地咬着手绢，强忍着把泪水和痛苦压抑到了自己的内心深处。

短暂的瞻仰之后，贺子珍的轮椅被缓缓地推出了毛主席纪念堂。

贺子珍结束了与毛主席的这最后的“会面”。而希望继承主席遗志的她终究也是有心而无力，在人生的最后几年里，贺子珍的身体越来越差了……

1984年4月15日，孔令华家里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一声接着一声的，仿佛“催命符”一般。

正在照顾妻子、辅导孩子写作业的孔令华连忙接起了电话。当听清电话内容的那一刻，孔令华全身的血液仿佛都凝固了一般。

电话是中央办公厅打来的，原因是贺子珍已经病危，要他们全家赶快到上海去。

孔令华知道，在四月初的时候，贺子珍就断断续续地出现了发热的症状。后来，情况越来越严重了，不得已又住进了华东医院。

如今，中办专门来电话通知，恐怕这一次是凶多吉少了！

孔令华放下电话，连忙到卧室中唤起妻子。李敏在前几年就患上了心脏病和淋巴结肿大。如今，她也正在病中。

听到母亲病危的消息，李敏连忙强撑着虚弱的身躯爬了起来，一家人着急忙慌地奔向了华东医院。

到了医院以后，李敏直奔母亲的床前。可是此时的贺子珍已经因为持续不断的高烧，而变得有些神智不清了。

但或许是母女之间天生的心灵感应，在李敏那一声“妈妈”还没有叫出来的时候，贺子珍就已经费力地睁开了双眼。

看到面前出现了熟悉的人，贺子珍那苍白的脸上，浮现出了一丝虚弱的笑意。她朝女儿点了点头，又朝着旁边的医生看了一眼。

尽管贺子珍已经无法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意思了，可是李敏却明白，那是母亲在告诉她：自己生病期间都是医生在照顾，要感谢医生。

顺从母亲的意愿，李敏对医生表示了诚恳的感谢以后，又关心起了贺子珍：“妈妈，您哪里不舒服？”

“我肚子痛”，此时的贺子珍仿佛又清醒了不少，还能准确地告诉女儿自己的身体状况。

就在贺子珍稍微好了一点儿的时候，贺敏学一家人也赶到了医院里。原来，贺敏学是接到了住在上海的女儿的电话，才知道妹妹情况不妙，于是赶紧带着家人赶了过来。

贺敏学眼见着妹妹高烧不退，医生束手无策，于是建议立即服用安宫牛黄丸，这是一种快速退烧的良药。

医生在研究以后，决定给贺子珍服用此药。吃完药以后，贺子珍的烧果然退了不少，人也变得清醒了起来。

看见亲人们几乎都挤在了自己的屋子里，贺子珍明白，她的时间可能不多了。她看着大家说：“你们是不是怕我不行了，都来了”。

她这一句话，说得亲人们又难过了起来。可是，眼见着贺子珍的状态越来越好，还会嘱咐护士给外孙女儿弄好吃的，大家都以为贺子珍又一次化险为夷了。

然而，这所有的一切不过只是美好而又虚幻的期待罢了。

4月18日晚上，贺子珍的病情又突然加重了。体温升高，神志再一次陷入了昏迷的状态。医生们见此情况，立马进行了紧急抢救。

而李敏和孔令华则是通宵守在抢救室的门外。只可惜的是，他们的守护，没有换来令人喜悦的消息。

于是，就发生了本文开头说到的那一幕。

当中办把请示贺子珍葬礼事宜的报告拿到邓小平面前的时候，邓小平考虑了一番之后，说道：“我们中央的领导人都要送花圈，贺子珍的骨灰放一室”。

所谓的一室，是八宝山革命公墓中存放中央领导同志骨灰的地方。显然，邓小平的这一句话，给贺子珍的葬礼定下了基调。

按照制定出来的葬礼日程，4月25日，贺子珍的遗体告别仪式在上海市龙华革命公墓的大厅里举行。

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聂荣臻、杨尚昆等健在的将帅，都纷纷送来了花圈。相关单位，相关省、市、县的党政机关，也都无一例外，以各种方式表达了对贺子珍同志的悼念之情。

贺子珍的遗体，摆放在革命公墓大厅的中央，以党旗覆盖着。当天前来送别的亲朋好友共计有数百人，在一片哀乐声中，众人彻底告别了这个曾经的女战士。

遗体告别仪式结束以后，中央就派专机把贺子珍的骨灰运到了北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还要举行一场较为简单的骨灰安放仪式。

在那里，还等待着一些贺子珍生前的老战友。他们由于各种原因，而没能及时赶往上海参加遗体告别，只能等在这里参加骨灰安放仪式。

李敏捧着母亲的骨灰盒，把她恭恭敬敬地放在了院子里的桌子上。在所有人鞠躬致敬以后，又由李敏将她送进了一室安放。

至此，贺子珍的葬礼宣布了结束。一代红军女战士，终于有了她最后的归宿。

贺子珍是一个个性非常鲜明的人。十几岁的时候就敢于不顾老师的指责、参与孙中山先生的葬礼；敢于当着众人的面，把自己的辫子剪掉，然后向大家宣传妇女缠足的坏处和剪掉头发的好处。

参加革命之后，贺子珍更是时刻发挥着一个共产党人“敢为人先”的奉献精神，在一次次的革命斗争中抛洒着自己的热血。

然而，也正是由于她这种鲜明的性格、固执的态度，才让她在1937年的时候，毅然离开了延安。

从那时起，贺子珍的命运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苏联十年异国生涯，贺子珍遍尝了人世间的辛酸苦辣。晚年的贺子珍，由于种种原因，或许生活也不够如意。

但是，作为一个战士、一个共产党员，贺子珍始终保持着革命者的本色。即使已至暮年，她仍然想要在工作岗位上为国家的建设奉献余力。

即使她已经中风瘫痪、身患重病，却依旧在毛主席的坐像前，献上了“继承您的遗志”的花圈。

无奈何，天不遂人愿。贺子珍人生的最后一个阶段，基本是在医院中度过的，她没有机会、也没有力气去实现自己的理想了。

但党和国家并没有忘记她曾经的贡献，邓小平的一句话，为贺子珍的葬礼定下了应有的基调。

贺子珍去世以后，留给李敏遗物的是三个箱子。李敏将箱子打开以后，里面除了一些日用的衣服以外，就是她多年来记下的一笔笔收支账单和各种发票。

除此之外，身无长物，家无余财。一个老战士、一个级别不低的老干部，真真正正做到了传说中的两袖清风。

在贺子珍骨灰安放于八宝山革命公墓一室的第二天，也就是1984年4月26日早上的新闻节目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贺子珍去世的消息。

随之而来的，还有对于贺子珍同志的一个历史的评价：

“贺子珍同志是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她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艰苦奋斗的一生”。

盖棺定论，信哉斯言！

参考资料：

陈冠任：《邓小平亲定贺子珍葬礼规格》，《报刊文萃》

陈冠任.贺子珍的最后时光和葬礼纪实[J].法制博览(名家讲坛),2014,(第7期).

邓小平为贺子珍葬礼定调内幕[J].新传奇,2011,(第34期).

本刊编辑部.邓小平拍板贺子珍葬礼规格始末[J].北京广播电视报人物周刊,2012,(第25期).

李键编著. 八宝山纪事 下. 北京：档案出版社, 1998.04.

王行娟著. 李敏、贺子珍与毛泽东.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3.04.

孔淑静.揭秘贺子珍不为人知的晚年生活[J].人民文摘,2010,(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