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建交，毛主席为何放弃向日索赔？周总理解释后才知主席的高明

1972年，发生了一件大事。中美之间打破了近20年的隔阂局面，美国总统尼克松首次访华，拉开了中美建交的序幕。

而日本这个美国的小弟，一切以美国马首是瞻，处处看齐。果不其然，这一次看见美国要与中国交好的苗头，日本自己国家内部，从民间到内阁，都有“追随美国与中国重新复交”的呼声。

中日建交，也是一件不亚于中美建交的大事件。日本毕竟是在中国周边，在地缘意义上来说，十分重要。

对此，周恩来总理全权负责，以一名杰出的政治家风范主导了这一次谈判与会面。

在谈判中也发生了许多事情，能够让我们领略到毛主席和周总理在前后谋划与会中表现的魅力。但是其中最值得提起的，自然是毛主席和党中央制定下来的计划：放弃日本对中国的战争赔偿！

日本作为二战法西斯国家，对于中国及东亚其他国家造成了深重的灾难。日本作为战争的发起国，又是战败国，理应赔偿其他国家相应的损失。

这笔钱不是一笔小钱，动辄是以亿、十亿为单位的。新中国在成立之初，百废待兴，物资匮乏，理应非常看重这笔赔款，可是毛主席为什么要放弃呢？这中间到底有着什么深层次的谋划？

百因必有果！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导我们要善于分析事物的因果关系，因此对于毛主席放弃对日战争赔款的追讨，我们还是要从源头开始看起。

日本的侵华战争可以说是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之后就开始了的，在这之后的14年间，对中国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

因为这十四年的抗日战争，中国无家可归的难民足足有4200多万人，中国军民伤亡的就有3500多万，直接经济损失达到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到5000亿美元！

这一个个数字，背后代表的都是我们国家的苦难，因此作为受害最重的战胜国之一，我们有底气也有权利要求日本进行赔偿。

而在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也成立了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商讨日本对中国的战争赔款问题。

当时国民政府制定出来的索赔方案是这样的：

取消对华所得赔款与债权、补偿非法侵略所致中国一切公私损害。中国对日应有优先索赔权，如果盟国要实行总额分摊，中国应占50%；日本在华的各种私产，应全部归中国政府，作为赔偿的一部分；日本国内的各种实物，应作为赔偿的一部分；日本每年应该将若干原材料及产品，在规定年限内分期定量交付中国，作为赔偿的一部分。

而盟国对于日本，也形成了一整套的战后赔偿安排。

美国赔偿问题专家鲍莱草拟了一份计划，主张要将日本的工业限制在1926——1930年的水平，加快拆解日本国内的工业生产工厂用作赔偿，使得日本国内的生活水平不得超过他所侵略过的其他亚洲国家。

这种直接从根子上掐死日本经济，防止军国主义复苏的办法确实是狠，如果真的这么实施了，日本想要再度发展起来就会十分艰难。

那后来出了什么问题，导致最终没有按照既定的方案进行呢？

从中国内部来看，蒋介石撕毁“双十协约”，挑起内战，国内战事不平，对于还在扯皮阶段的战争赔款事宜，他就没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其中。

从国际环境来看，美苏两极对立的局势此时已经初见端倪，这让美苏都认识到了中国这个大国的重要性。

但是国民党在有美国军事援助的情况下，仍然节节败退，最后不得不逃往台湾。

本来在此之前，美国对于中国诉赔需求还是十分支持的，在国际层面一贯以支持者的立场出现。他帮助中国把获得日本战争赔款总额的比例争取到了30%，甚至于他自己愿意从自己获得的赔款中拿出6%来捐给中国。

但是蒋介石政府后续的表现在美国看来，就是烂泥扶不上墙。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中国国内大局已定，美国就必须转变在亚洲的策略。

因此，美国一反常态，开始扶助并支持日本，用来防范在远东即将成型的社会主义阵营。

战后的日本因此获得了飞速发展机会，加之在朝战期间，日本大肆进行军火和日用贸易，大大刺激了战后经济的恢复。

而此时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收到了日本的赔款了吗？

截止到1949年的6月，因为美国转变态度的关系，日本国内的拆除充赔计划也停止了，中国只获得了先期允诺赔偿给中国的极小一部分，只有大约2200万美元，这和当初协议中订下的相比，完全是九牛一毛。

而溃逃台湾的蒋介石，为了能够稳固自己的地位，在他的授意下，台湾当局对外宣称酌情核减或全部放弃日本的战争赔偿。

台湾“外长”叶公超声称：“重要的是中日是不是共同反共，确定了这个大前提，和约吃些亏亦是不足议论的。”

这实际上就是要通过利益换取日本对台地位的承认，同时还要继续获得美国的信任与支持，让人十分不齿。

但是蒋介石有这个权利吗？他没有。所以他在台湾发出的这一声明，实际上是并没有合法效益的。

1951年8月15日，周恩来总理发表了严正声明，说：“对日和约的准备、拟制和签订，如果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参加，无论其内容和结果如何，中央人民政府一概认为是非法的，因而也是无效的。”

这其实就是在谴责国际上一些无耻的政客的睁眼瞎行为，但是一向喜好舞弄霸权的美国完全不在意，以其强权嘴脸弄出了一场闹剧。

美国自己重新公布对日和约的草案，并且邀请各同盟国到旧金山参加会议，可是这份邀约名单里面却独独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

旧金山会议把中国关在大门之外，即使有包括苏联在内的其他的国家的抗议，但是美国不闻不问，一意孤行，仍然开启了这场会议。

这次会议的目标就是要与日本缔结和约，解除对日本的军事管制，恢复其主权，以便使日本尽快加入到反共的行列中。

对于中国，美国则假惺惺地以盟国对中国政府的认同有分歧为由，说中国可以和日本在会外单独缔结合约。

这样一番无耻的言论，美国毫无心理压力地说了出来。这样的做法，使得中国对日本的谈判失去了主动地位。

面对这样的情况，周恩来总理十分气愤，公开声明，指责美国的这一场旧金山会议是“一个复活了的日本军国主义，敌视中苏，威胁亚洲，准备新的侵略战争的条约”。

我们可以从这话中感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愤怒，但是美国仍然是自导自演地完成了这一场会议，在1952年4月28日签订了《旧金山和约》，当即生效。

而台湾也迫不及待，当天就和日本签订《日台和平条约》，宣布放弃对日的赔偿要求。

这两份条约，全部是以损害中国的权益出发，让我们见识到了某些政客的丑恶嘴脸。

一个战争赔款事宜，引动了全球政治风云动荡，台上台下的种种“演出”，让我们痛心而又愤怒。

蒋介石所谓的放弃对日的赔偿要求自然是算不得数的。但是，多年以后，毛主席为何也宣布放弃向日本索要赔款呢？

英国首相丘吉尔曾在一次演讲中这么说道：“我们没有永恒的敌人，也没有永恒的朋友，我的天职就是为我们的利益而奋斗。”

这是他以首相的地位，以一名政客的身份说的话。但是放在国家交往层面，也有几分道理。

五六十年代，中苏关系出现了裂痕。

面对着这样的国际环境，中国自然需要求新求变，脱离来自北方的威胁。

如何做呢？除了打铁还要自身硬，大力发展国防和军工之外，还有一点就是争取外援。

而彼时美国正在越南战场上焦头烂额，不断支出的高额军费让美国国内民间的舆论也是非常不满。

为了能够及早从这中间脱身，越南北边的中国，自然也就是美国需要接近交好的。

于是，从“小球带动大球转”的乒乓外交开始，一直到基辛格秘密访华、尼克松总统访华，中美建交拉开了序幕。

而从战后就一直看美国脸色行事的日本自然又开始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盘。

当时日本的首相是佐藤荣作，以他为首的佐藤政府对中国极度仇视，在国际事务上表现出鲜明的反华立场。

如今美国的态度一改变，就给佐藤政府出了难题。

其实，六十年代的时候，中国就已经开始有意识地恢复对日的外交关系，奉行的政策是“民间先行，以民促官”。

所以在尼克松访华之前，中国与日本民间其实是有着一定的外交基础的，这对日后的国家层面正式建交是有一定影响的。

日本国内对于恢复与中国的外交关系的舆论也甚嚣尘上，这一切都是来自美国那方的影响。但是佐藤政府因为此前一贯的仇华反华外交政策，让他没有办法及时调整，更别说还有来自其他党派的掣肘。

最终，佐藤政府因为国内舆论的压力，不得不引咎辞职，而在接下来的首相大选上，田中角荣当选了首相。

在内阁会议上，田中角荣明确表示：“外交方面，要加紧实现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正常化。”

后来在私下回忆自己的政治生涯时，田中角荣也承认道：“轨道是百姓给铺起来的，我是顺着轨道走向中日邦交的谈判桌上的。”

在田中角荣正式访华之前，中日两国还是有过先期的铺垫的。

7月25日，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作为田中首相的“密使”抵达北京，

中国方面对于《日台和约》的非法性重申了一遍，同时把经过毛主席批准的，拟写入中日联合声明的八条内容和三项默契呈上，请他转告田中角荣。

而在最敏感的战争赔偿上，周恩来总理直接声明道：“我们不会要求赔偿，在联合声明中可以表明放弃赔偿要求。”

为了两国人民的友好，中国不要求赔偿，是因为我们将心比心，能够理解战争带给人民的灾难。

周恩来总理还讲到中日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后，中国割地赔款的沉痛感受。说日本侵华战争是少数人惹出来的，不应该让人民来负担。

据后来孙平化和肖向前两人回忆，当时竹入义胜听完后，十分感动，说话声音都带着颤抖，“我找不出什么语言向你致谢。”

由此可见，对于此前日本与台湾签订的和约，他们自身也知道在国际法理上站不住脚，一切都是美国的一意孤行。可是一旦美国转变态度，那么他们对于这笔战争赔款，可能就赖不掉了。

所以我们也就不难理解竹入义胜对于知晓这条消息后的激动心情了，而后来回国后，他也为推动中美建交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那这个决定是周恩来总理一个人决定的吗？

答案是否定的，关于放弃索赔日本战争赔款，其实早六十年代初就决定好了的，这是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共同决定的。

周总理也解释道：“关于放弃对日战争赔偿问题，这也是鉴于历史教训和从中日关系大局考虑的。”

这其中代表了毛主席什么样的考虑呢？

其实结合围绕着战争赔款前后的各方反应以及国际态势来看，我们不难理解这其中的考量。

在此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华封锁，《旧金山和约》和《日台和约》都是在没有中国参与的前提下签订，损害了中国的利益。

我们被迫拿不到的，和我们自己主动不要，是两回事。

我们主动不要，可以争取更多的主动权。

这主动权体现在：能够狠狠打击“携美自重”的台湾当局，同时也打破中国自身的被孤立地位，更好地走向世界，融入世界。

田中角荣上台后，正是因为了解到周恩来总理在战争赔款这一问题上的宽大立场后，才更加坚定且加速推进恢复与中国的建交。

中日两国建交后，日本国内舆论对于中国放弃赔偿要求的态度也十分赞扬，认为中国对于中日建交十分真诚。当时有媒体报道：“日本不应忘记中国政府和人民这种宽宏大量的态度，要真诚地同中国进行经济合作。”

甚至还有人建议道：“日本政府给中国修建一条从北京到广州的高速铁路，或建一座大型钢铁联合企业，以表示对中国的谢意。”

后来，有感于中国领导人对中日邦交正常化所做出的贡献，田中角荣还称毛主席为圣人，周恩来是日中邦交之父。

由此可以看出，放弃向日本索要赔款，不拘泥于当下的得失，体现了以毛主席为党中央的共产党人杰出的国际视野和政治意识。

而在田中角荣访华期间，在双方的谈判过程中，还发生过一些事件，也体现了周恩来总理杰出的政治意识。

日本代表团在谈判中提及了“蒋介石已说过不要赔偿”之类的话语，一下子就让会议陷入了僵局。周恩来总理后来还找到田中角荣十分严肃地声明道：蒋介石是慷他人之慨，他逃跑到台湾，他不能代表中国人民。我们放弃索赔，是不想日本的人民也因为赔偿而受苦，你们的条约局军长不领情，还拿《日台和约》说事，这是对我们的侮辱！

这样一番强硬的话，当即就说得对面的田中角荣一行十分尴尬，只能唯唯地说着套话好话，向中国表示歉意。

第二天谈判，原先嚣张的谈判人员此时判若两人，开场就对昨日的错误言论进行道歉。

《中日联合条约》最终签订，中日关系展开了新的一页，而其中的中日复交三原则也写进了条约：

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

第二：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第三：《日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必须废除。

如今，我们与日本之间还有许多摩擦，还有许多有待重申与正视的内容。我们会永远记得，落后就要挨打，只有自己强大起来，才能有底气为自己主持公道，为世界维持正义。

先辈们在当时艰难的环境下，手里有多少牌只能打多少牌，为我们从帝国主义国家的仇视中闯了一条光明大道出来，我们更应该体会先辈的不易，更加去热爱我们亲爱的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