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为争取台湾和平解放，毛主席和周总理都做了哪些努力？

自古以来，台湾就属于我国领土，是不可缺少的一部份，台湾宝岛的统一，一直是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国共和谈破裂，武力解放台湾一直是全国上下、万众一心的选择，但是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军非法的介入，新中国将战略重心转向华北，武力解放台湾的问题暂时搁置了下来。

1956年，针对解放台湾问题，周总理率先提出，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若台湾回归，蒋介石父子可来中央做官，就是其中的一个承诺。

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周总理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想法？甚至可以让国民党领袖的蒋介石父子来中央任职？周总理又为此制定了哪些具体方针？

要弄清这些问题，还要从当时的国际形势来分析。

自蒋败退台湾，美方便多次阴谋策划分裂台湾，企图“划峡而治”。

对此，周总理在多个场合进行过强烈驳斥，指出，台湾是中国的领土，绝不允许任何人侵占。

就连一直依仗美军力量才得以勉强站住脚的蒋介石，也多次声明：“只要一息尚存，决不接受两个中国。”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为继续推行冷战政策，做出“扶蒋反共”的战略计划，企图以此遏制亚洲地区社会主义阵营的发展。

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声称“台湾未来地位的决定，必须等太平洋区域的局势恢复稳定，且需要经由联合国重新商议”。

同日，便下令美军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台湾的进攻。

杜鲁门的这个举动为当时处于困境之中的国民党带来了一丝希望，但其“台湾地位未定论”仍不为蒋介石所接受，因此他并未因美国的帮助而附和声明。

同年9月20日，在联合国大会上，针对美国提出的“台湾地位未定论”。

台湾当局发言人对此提出了强烈反驳：“联合国无权讨论台湾问题”，这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

1953年1月，艾森豪威尔接替美国总统一职。为了继续维持冷战局面，在与台湾经过磋商后，1954年12月，美国与蒋介石当局签订了针对大陆的《共同防御条约》。

没有任何意外的，这份条约的意图还是分裂中国。

但这次，美国依旧未能如愿。次年2月8日，蒋介石对“两个中国”论进行了坚决的驳斥。他强调“大陆、台湾皆为我中华民族领土，不容割裂”。

2月14 日，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蒋介石又一次强调了坚定的“一个中国”立场：中国四千多年的历史中，虽然也曾出现过卖国贼勾结外族的事情，但是都阻碍不了中华民族最终归于统一的步伐。

虽然立场不同，但毛主席和周总理都曾对蒋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表示过赞赏。

针对美蒋之间的矛盾，周总理表示：“如果能和平实现两岸统一，那么蒋介石就是有贡献的，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停留在中国的任何地方。”稍后又说“如果蒋经国愿意来大陆任职，那么地位不会低于国务院总理”。

这无疑表现出周总理对两岸早日统一的期盼与诚意，对愿意为和平统一做出贡献的人士的充分信任。

当时解放台湾的最大障碍是美军对台湾海峡的封锁。由于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恶劣，所以台湾解放的步伐受到了很大阻力。

如果能够打破美国对中国的孤立和遏制政策，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形成新的国际格局，那么台湾当局立刻就会失去最大依仗，难以自保，有很大可能会促使台湾方面接受中共的和谈建议，两党再次坐到谈判桌上来。

只要美国停止干涉中国内政，那么和平解放台湾就有很大可能成为现实。但是中美两国在台湾地区的国际争端有可能和平解决吗？

对这个问题，周总理早有先见之明，

早在1950年，就提出了“努力建设人民海军，为反对美帝侵略、解放台湾，保卫海防而奋斗”的策略，只有海军力量的壮大，才能在台湾问题上占据主动。

而且美国当局的总体战略是“重欧轻亚”，布置在远东的军事力量是极为有限的。而且朝鲜战争中，美国以失败收场，也证明了如果再次与新中国进行直接军事对抗，美军是没有把握的。

50年代中期以后，国际形势也发生了改变，倡导和平的声音越来越大，美国公众也对战争日益厌恶，国内外的形势都不利于美国在远东挑起新的战端。

最直接的证明，就是1954年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期间，华盛顿所叫嚣的反华战争很快就被反战舆论所压倒。美国著名专栏作家李普曼写到：好战集团现已“不成气候”。

基于当时国际大形势，周总理认为，在多种复杂问题的干扰下，美国与中国发生全面冲突的可能性很小，恰恰相反的是，一个强大的、一直奉行和平外交政策的中国，如果能够独立自主起来，无疑更加符合美国当时的利益。美国很可能因此改变对中国的孤立、遏制政策，从而放弃长期霸占台湾的企图，在台湾问题上与中国达成共识。

事实上，自朝鲜结束，中美关系已经来到了一个微妙的转折点，逐渐趋于和平的状态也促使了两国对对方关系的重新审视。基于客观事态的发展，美国的对外政策已经开始动摇。

根据对种种动向的预测和把握，在1955年4月的万隆会议上，周总理主动提出：希望与美国政府对远东地区、尤其是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进行谈判讨论。

之后两国就达成了举行大使级谈判的协议，充分证明了中美和解的可能性。

周总理认为，既然中美之间存在着和解的可能，那么台湾的和平解放就很可能实现。

周总理提出：“蒋介石和他的集团是中国人，作为中国人，中国人之间永久分裂的局面，是我们不愿看到的。”

基于这个看法，周总理认为台湾终将回归祖国的怀抱。

因此，在提出和平解决中美在台湾地区的国际争端的建议后，周总理又着手做出力争和平解放台湾的政策方针。

关于中共的对台政策，1960年初，经周总理对台方针的概括，毛主席同意，总结出 “一纲四目”具体方案 。

“一纲” 即台湾必须归回祖国。

“四目”的内容是：若台湾回归祖国，除外交事宜必须由中央统一安排外，当地的人事安排与军政大权都由蒋介石把持；有关军政及经济建设的经费不足，全部由中央拨付支持；可以从缓对台湾的社会问题进行改革，必须在条件成熟后，并且尊重蒋方的意见下，共同协商后决定进行；双方约定不能做出破坏对方团结的举动。

“一纲四目” 政策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台湾“高度自治”的方针。

同时，为了促进“一纲四目”的达成，中共在许多方面都做出了努力。

1.支持台方人员来大陆访亲

为了缓和海峡两岸的紧张对峙局面，为和平统一创造良好的气氛，周总理多次表示：非常理解台方军政人员希望与家人实现早日团聚的愿望，允许他们与大陆上的亲友进行通讯联络，还可以回到大陆探望亲友。如果台湾方面对和平统一的问题仍有疑虑，可以派人到大陆来考察，政府方面将保证来去自由，并提供各种方便和协助。

2.不追究过往，促进和平解放

为了推动台湾当局早日走上和平统一的道路，进一步打消国民党官员对统一后政治和生活安排上的顾虑。

1956年周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先后两次宣布：凡是愿意走和平解放台湾道路的，不论在解放战争中犯过什么罪行，都会予以最大的谅解，不再追究；凡是在和平解放台湾过程中起了作用、立了功的，中国人民都将按功行赏，并且在人事任命上予以适当的安置。

同年12月，周总理在答记者问时表示：如果蒋介石能够在统一问题上进行合作，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留在国内任何地方，如果希望担任公职，那么会在中央委任，并且会高于部长级别。

3.促进国共第三次合作

为了合理协调祖国统一后，国民党的出路和地位，1956年7月16日，周总理在会见到北京访问的原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记者曹聚仁时，首次针对第三次国共合作提出切实建议。

他指出：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过两次，分别取得了北伐和抗战的胜利，为了实现祖国统一，国共第三次合作也是完全可以实行的。

4.商谈不是招降，蒋方“自治”台湾。

1955年7月30日，代表中国政府的统一意见，周总理郑重宣布：希望就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同台湾当局进行融洽协商。

次年6月28日他又一次进行声明，表示：非常愿意同台湾当局进行商谈和平解放的事宜，希望蒋方能在认为合适的时间，派遣代表来大陆访问。

7月16日，周总理在会见曹聚仁时指出，“对台湾的和平解放绝不是招降，而是对等的彼此商谈，最终的目的是政权能够统一，其它问题都可以共同讨论安排。”

1957年初，蒋介石委派国民党“立法委员”宋宜山秘密前来大陆，受到周总理的热情接见，并安排时任统战部长的李维汉与宋宜山进行商谈。

此次商谈中，中共方面明确表示：在国共两党对等商谈的条件下，实现两岸的和平统一；台湾由中国政府统辖，划为自治区，实行高度自治；仍然由蒋介石领导台湾政务，共产党不会派遣人员前往干预，国民党可派人到北京参加对全国政务的领导；当然，作为主权统一的标志，外国军事力量必须撤出台湾海峡。

其中，国共“对等商谈”、台湾“高度自治”两条是核心理念。

可以说，建国之初，中共中央对于解放台湾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但遗憾的是，最后由于种种原因，当时并没能实现台湾的和平回归。不过，周总理对和平解放台湾的大胆构想，也为以后香港的回归，“一国两制”方针的完善奠定了基础。

如今，在祖国的日益强大下，我们可以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台湾的解放必将在两岸人民的共同期盼与努力下成为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