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抗战胜利，斯大林发来一封密电，让毛泽东一直耿耿于怀

毛泽东对斯大林的“感情”是很复杂的。他曾经真心实意地说过我们“对于斯大林的敬爱，对于苏联的友谊，是完全出于诚意的”。但他也曾明确地指出，斯大林历史上“整过”我们四次。

1945年，中国的抗日战争终于接近尾声，毛泽东在“七大”上饱含热情地规划着最后的胜利。可是，就在日本投降之际，斯大林给毛泽东发来一份电报，让毛泽东“大发雷霆”。

苏共二十大以后，毛泽东更是常常谈起这份电报，言语间还有诸多抱怨。那么，到底是怎样的一份电报让毛泽东如此耿耿于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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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4月，在抗战前景基本明确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发表了多篇重要的讲话，其中有很多是围绕着苏联和斯大林展开的。

虽然毛泽东和此时已经解散了的共产国际、和苏联、和斯大林之间都有矛盾，但是七大上的毛泽东对苏联以及斯大林依旧是充满热情的。

他称“苏联，毫无疑问是朋友，是中国人民最好的朋友”、“联共党是全世界的模范，全世界的总司令”、斯大林“是我们的先生”。

七大召开之际，中共在国内的力量早已不容小觑，在抗战过程中，更是得到了民众的肯定。

而反观国民党，为了防共，早早地将军队布置在后方的西北、西南。1944年的豫湘桂战役，则是被打得丢盔弃甲，差一点就让日本军队兵临重庆城下。

面对国民党这样一个不得人心的政党、一个一触即溃的军队，一个依赖于美国的政府，中国抗战胜利之后，将要走向何方？

七大上的毛泽东为未来的情形做了三种假设：“一种是坏的我们不希望的可能性，即我们交出军队去做官”，“第二种可能性，也是以蒋介石为首，形式是民主，承认解放区，实质仍是蒋介石的独裁政府。

第三种可能性，是以我们为中心，在我们有一百五十万军队，一亿五千万人民时，在蒋介石的力量更加缩小、削弱，无联合可能时，就要如此做，这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趋势和规律”。

中共要做好准备，“要准备迎接胜利”。

那么，如何才能获得胜利呢？毛泽东显然倾向于获得此时他“观感”还不错的苏联的支持。

在毛泽东看来，抗战胜利后的趋势是，美国一定反苏，蒋介石必定反共。我们需要苏联，而苏联也需要我们。

作为利益共同体，毛泽东坚信：苏联一定会援助我们。他当着在场的几百名代表的面，信誓旦旦地、比划着自己的脖子说：“你们信不信？反正我信。国际援助一定要来，如果不来，杀我脑袋。”

可是，事情却并没有按照毛泽东原有的设想进行。

8月9日，苏联对日宣战，出兵中国东北。这个消息，让中共很是兴奋。

毛泽东宣布：由于苏联的参战，抗日战争就要进入到最后的阶段了。我们目前的任务是：配合作战，制止内战，集中统一，国共谈判。

关于内战的问题，中共内部一直有所担忧。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早已强调：“必须清醒地看到，内战危险是十分严重的”。

七大以后，中共更是进一步判断“蒋的内战方针是确定了的，除非我们有力量胜过他，才能制止”、美国“靠蒋介石是一定的，故我们与美蒋是一个长期的麻烦，内战危险随日本垮台的程度而增加”。

事实证明，中共对蒋介石这位老对手的判断是极其准确的。8月14日，日本宣布投降。蒋介石很快假意邀请毛泽东前往重庆共商国是。

实际上，蒋介石和平的愿望是假，而高调邀请毛泽东，只不过是他认为毛泽东决不会冒险前往重庆，如果毛泽东拒绝，那么必然为其以后的“动作”积累政治资本。

中共对蒋介石的心思一清二楚，因而中共中央曾通告党内：蒋介石一面骂我们是人民公敌，一面请毛泽东往渝，这“完全是欺骗”。

为了揭穿蒋介石的阴谋，为了争取最后的民主和平，毛泽东在积极部署着，也在坚信着，结束了二战的苏联，很快就会把国际援助送来。

可是，毛泽东等来的，却是一份以“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来的电报。电报要求毛泽东接受蒋介石的邀请，还说：如果发生内战的话，中华民族将有毁灭的危险。

这份电报“引起了毛主席的极大不快，甚至是很生气”。特别是后一句话，毛泽东曾愤懑地回击过：“我就不信，人民为了翻身搞斗争，民族就会灭亡？”

生气归生气，毛泽东最后还是选择了孤身犯险，前往重庆与蒋介石面议和平事宜。

当然，这绝不仅仅因为斯大林的那份电报，而是毛泽东在综合考虑国家局势之后，做出的选择。

只不过，众所周知的是，和平谈判并没有真正解决和平问题，不久之后，蒋介石派兵进攻解放区，打响了内战的第一枪。斯大林所谓的“不许革命”、防止内战此时仿佛成了笑话。

二战后期，苏联和美国两大国鼎足的局势已经有形成之势，中国成为他们在远东相互争夺、相互利用的主战场。

美国想要独霸中国，苏联想要恢复沙俄时期在中国的利益。抗战以来，苏联虽然也援助中共，但是与苏联向国民党提供的援助相比，中共得到的，根本不值一提。

因为斯大林始终不相信中国革命会取得胜利，在他看来，只有通过蒋介石政权才能真正达到自己的目的。

抗战后期，斯大林的态度越来越明显：1945年2月，斯大林与罗斯福达成了一致，即共产党应接受蒋介石的领导。

4月，斯大林发表声明称：尤其对立即采取行动从事于统一中国武装军队并完全承认蒋介石委员长领导下的中国国民政府，我们将有他的完全支持一点......5月，斯大林进一步声明：“蒋委员长是中国唯一有资格担负起统一中国的领袖，中共的领袖不如他或不够资格负起责任。”

8月，苏联政府与蒋介石政府谈判签署《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问题，为了使蒋介石政府在外蒙、大连港等问题上妥协，斯大林许诺不支持中共，给予中国的道义上的援助，完全供给给国民政府。

面对蒋介石这样一个脆弱的政权、一个对苏联放弃诸多主权利益的政权，斯大林自然不愿意看到他消亡。

一旦爆发内战，苏联攫取的利益是否会受到损害？一个代替蒋介石的新政府是否能像蒋介石一样，为苏联提供利益？斯大林不确定，因此他会给毛泽东去那么一封“不许革命”的电报。

随着蒋介石对解放区的进攻，内战还是爆发了。斯大林在内战开始之后，甚至是到了1948年中共已经准备开展战略反攻的时候，依旧在全力干涉中共，“希望结束目前的内战，并在委员长的领导下恢复和平”。

斯大林的“劝说”显然无法阻挡人心之所向，三大战役结束之后，江北地区大部分被解放。此时，斯大林竟谋求让中共在长江沿线撤兵，使中国“南北分治”。

显然，对于斯大林来说，一个分裂的中国对苏联更为有益。但是，中共自然不会坐视国土分裂。

毛泽东写下《将革命进行到底》，对苏联的“划江而治”“劝告”进行了强有力的批判：“难道被迫进行了如此长期血战的中国人民，还应该对于这些穷凶极恶的敌人表示亲爱温柔，而不彻底加以消灭和驱逐吗？”1949年4月21日，百万雄师过长江，23日，南京解放。

可笑的是，南京解放之后，就连美国大使馆都留在了南京，而苏联大使馆竟然尾随蒋介石南下广州。

当然，斯大林毕竟是一个“识时务”的领导人。1949年7月，斯大林当着刘少奇的面，亲自承认了之前的过错，承认1945年那份电报是一个错误，他对刘少奇称赞到：“中国共产党已经渡过了他的幼年和青年时期，现在已经是政治上成熟的党了、成年的党了”。

从苏联使馆尾随蒋介石南下，到斯大林亲口道歉并称赞中共，中间不过区区三个月时间，而这，也正说明了，斯大林当初那份“不许革命”的电报，为维护中国和平是假，而期望利用蒋介石政府谋取利益是真。如此，也无怪乎毛泽东在其后的日子里，常常怨念斯大林的那份电报了......

参考文献：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8.10.

杨天石：《1945年斯大林“不许内战”令毛泽东大发雷霆》，《领导文萃》，2011年第19期

杨耀健：《抗战时期的中苏外交》，《文史精华》，2005年第12期

李海文：《毛泽东与斯大林的微妙关系》，《党史文汇》，1994年第6期

乔毅民：《试论抗日战争胜利后斯大林对华政策的实质》，《四川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