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发配千里，为何官差抢着押送女囚犯？只因这三个好处

为何官差抢着押送女囚犯？好处多多！

流放是犯人最恐惧的惩罚，然而对押送的衙役来说，这却是一份美差。如果被押送的是女囚，衙役们更会争先恐后。

那么，古代的流放制度是怎样的呢？为什么衙役们都会抢着押送女囚呢？

流放不再是官吏的警告或轻罚，而是皇帝严惩罪人的手段。北宋中期，流放刑的性质发生了转变，由原本的仁慈宽厚变得严苛无比。

在赵煦时期，刑法改革使得流放刑变得异常残酷，对罪人进行了无情的折磨。一旦被判刑，就要接受二十大板的惩罚。

据史书记载，宋代的刑杖长达一米多，厚度为三厘米，每一击都足以让人体无完肤，疼痛难忍。

在二十板之刑结束后，更加残酷的刺面刑紧随其后。行刑官会用凿子在犯人的脸上刻上黑色的文字，这些文字记录着犯人的流放地点，例如“发配徐州”、“发配松潘”等地名。

他们脸上的伤痕如同烙印，鲜红的血液预示着他们已经失去人性。前面的惩罚已经让他们身心俱疲，而接下来的流放之路则是真正的炼狱。

犯人背负着超过二十斤的枷锁，每天必须步行五十里，任何人都不能违背皇命。

犯人们被沉重的枷锁拖曳着，脖子和手腕上的皮肤被磨得血肉模糊，痛不欲生。而他们的流放地，常常是风雪交加的北方，单薄的衣着和沉重的枷锁，让他们很快就无法抵挡寒冷的侵袭，手脚被冻伤。

在风雪中行走，伤口被撕扯，疼痛难忍。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部分罪犯会在风雪中倒下。可以说，这次刑法改革将流放变成了对犯人生命的残酷折磨。

随着流放刑的残酷性达到新的高峰，押解犯人的工作变得异常抢手。这暴露出了人性的丑陋。

尽管路途艰险，但官员们仍竞相争取此任务，其中押解女性犯人尤为受欢迎。这主要是因为押解女性犯人能给官员带来许多实际好处。

因为女囚犯的家境各不相同，有的家境富裕，为了减少家人的痛苦，她们往往会慷慨解囊，大肆行贿送礼，希望狱警能够网开一面。

这些钱财对官员来说就像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因此他们为了这笔财富，也就能忍受押解过程中的种种困难和艰辛。

此外，女性犯人天生力量较小，比较容易控制，不太可能在押解过程中发生反抗或袭击等事件。

如果运气不佳，押解的犯人恰好是性情刚烈、武艺高强的男性，那么在押解过程中被犯人反杀的情况也并非没有发生。

相比之下，官吏更愿意押解柔弱的女性犯人，这样他们就可以少一份担心。最后一个原因就比较不堪入目了，那就是在押解过程中，官吏可以利用独处的机会，肆意侵犯女性犯人。

罪行已定，女犯无法申冤，官吏可以任意发泄欲望，这也是原因之一。综合这些诱惑，押解女犯成为官吏最渴望的任务。

他们为了这个任务，可以忍受旅途中的艰辛。可以说，这种以权力满足私欲的行为，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女性犯人的痛苦。

在那个时代，她们没有能力反抗或申诉，只能默默地接受这种痛苦的命运。这正是中国古代许多歧视妇女陋习的一个缩影。

在宋朝以前，流放刑比鸿毛还轻。

在流放刑的发展历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转变趋势。起初，人们对待流放刑较为宽容，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流放刑变得越来越严酷无情。

流放刑起源于隋唐时期，当时的君主们注重生命价值，不愿意因为惩治一个官员而剥夺他的生命。他们希望通过一定期限的流放来警示犯错者，为他们留下改正错误的机会。

在隋朝，大臣裴矩因为被诬告而被流放到巴州。他在那里买了一百多亩田地，储存了一万多斛的粮食，并且还迎娶了一个美丽的胡族女子为妻。

这种情况在隋朝之后的唐代也存在。唐代的法律将流放刑细分为常流、特流等多种。

常流是唐朝时期最普通的流放惩罚，期限最长达三年，分别是“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的不同距离。这种三年内的流放对唐朝官员来说，虽然是一种警告和惩罚，但基本上不会危及生命。

而特流是唐朝法律中规定的另一种流放惩罚，适用于那些原本不应该判流刑的轻罪，但由于“责情特流”而被特别判处流刑的情况。

这也可以看出，在唐朝，流放还不是正式的刑罚，它只是一种较为轻微的惩罚手段。

在唐代，很多官员都借着被流放的机会外出做生意或者旅行，从而积累了很多财富。然而，到了宋代，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皇帝需要更严厉的惩罚来惩治犯罪分子，以显示自己的权威。因此，流放刑变得更加无情，被扩展为漫长而恐怖的肉刑。

明朝初期，流放的期限已经被彻底抛弃，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为残忍的惩罚方式——虐杀生命的酷刑。这种转变充分暴露了统治者权力的扩张，他们可以随意添加新的惩罚手段，以实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在这种看似公正的惩罚背后，隐藏着许多扭曲的人性欲望。

今日，我们已经完全废弃了那种野蛮残暴的流放刑罚。然而，人性中的弱点与冲动并未消失，它们仍然隐藏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

因此，我们必须时刻保持高度的自我审视与警觉，用理性与道德来规范权力与欲望，防止历史悲剧的重演。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避免重复先人的错误，走向真正文明与光明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