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北宋前期“禁盐制夏”措施及其实施困境

盐”作为人们生活的必需品有着不可磨灭的地位，在历史上充当着边疆经略工具的重要角色。在北宋年间，用盐经略边疆的问题遭遇到重重困难，而这些困境难以避免。

究其原因是北宋无法解决销售和生计问题，而满足百姓的生活需求尤为关键，有效控制盐产量也是非常必要的，所以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根据具体策略做出公正判断。

再加上北宋与夏州的微妙关系，考虑到夏州的具体经济情况和“蕃部”的生计需求，也为了稳固边疆等问题。由此，郑文宝提出了“禁盐制夏”的措施。并在《宋史·郑文宝传》做出了相关阐述。

银夏之北，千里不毛，但以贩青白盐为命尔，请禁之。许商人贩安邑、解县两池盐于陕西以济民食。官获其利，而戎益困，继迁可不战而屈。

因此，以盐来控，官获其利，效果又如何？综其来分析“盐”北宋时期经略边疆的重要作用和实施困境之处。

“禁盐制夏”的核心是北宋有充足的能力把盐供给给其他等地，而此时由于西夏和北宋的关系，西夏需要北宋的供盐帮助，因此对北宋有一定的依赖程度。

所以北宋抓住此苗头来制约李继迁，郑文宝也因此提出相应的经济制裁手段来解决李继迁的绕边问题。

1.制定政策的前提

根据北宋的具体情况，郑文宝制定了两个方案：一是商人将解盐运送到陕西沿边售卖，争取把青白盐挤出陕西，从而达到官获盐利的预设；二是力图将解盐融入陕西沿边的人民百姓之中并制定政策不能用谷麦来青白盐。

这两个方案从一定程度上压制了青白盐的流通让青白盐脱离陕西沿边地带，从而达到控制北夏的局面，但这一举措好像不尽人意。

2.实施政策的情况

从经济和实施政策来看，制约所付出的经济利益要低于军事打击所承担的成本，这也符合当时宋代治国理政的需求。

但提起雍熙北伐时的军事制裁活动，高成本的军事策略并不能实现太宗治理国家的心愿，从而雍熙北伐没有成功。

至此以后，北宋的军事政治层面也有了变化，提出“守内需外”的政策。甚至对外的政策尤为严厉，比如，太宗曾下诏：“自陕以西，有敢私市戎人青白盐者，皆坐死。”

随后，郑文宝又提出“禁盐制夏”又称“复请禁盐”但关于这次禁盐活动的详细细节记录较少，但在《宋史·郑文宝传》中还是有一定的阐述来勾勒此次禁盐。

继迁酋长有嵬啰嵬悉俄者，文宝以金帛诱之，与手书要约，留其养子为质，令阴图继迁，即遣去。谓之曰：“事成，朝廷授汝以刺史。”文宝又预漆木为函，以备驰献继迁之首。又发民曳古碑石诣清远军，将图纪功。而嵬啰等尽以事告继迁，继迁上表请罪。

从中得知，“复请禁盐”是为了制约李继迁，而对官获盐利的目的没有明确提出。之后又有多次禁盐，在李继迁死后也不例外，只是具体的政策会有差异而已。

究其种种来看，北宋“禁盐制夏”以经济方式来制，和军事手段比较，符合当时国家治理的现实情况，并且“禁盐制夏”也有助于北宋融合陕西沿边获取盐利，来维持国家生计。

但在实施时，也不可能会十分顺利，还会面临许多的困难，于此来谈谈相关情况。

物极必反，宋朝实施禁盐政策，多次禁盐，过程艰难没有发挥预期的效果，反而造成了意想不到的反作用。

1.产生困境的具体缘由

李继迁可不是吃素的，战火燎燎，他也会相之反抗，并安插眼线致使北宋内部有人反叛；其次，由于解盐到陕西沿边的出售情况并不理想，官获盐利的目的也没有达到实际预期情况。

而具体缘由有待考量可以分为三部分。

其一，郑文宝自视清高，对李继迁的真实实力并不了解，太过于片面。

郑文宝制定“禁盐政策”就只考虑到西夏的青白盐，而缺乏了对西夏综合素质的考量，但他万万没有想到西夏畜牧的优良地理条件。

再次，西夏的政权以政治情感为纽带，李继迁联络了许多贵族相之合作并形成一个强大宗族联合的共同势力，所以李继迁统治下的军事领域并不渺小。

其二，控制青白盐的产生属于一刀切的策略，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蕃部”的生计问题。北宋没有辩证的去对待真实问题，而只是“给近地闲田”来解决蕃民的政治经济利益。

但这对内部蕃民来说，以耕田来维持生计比贩卖青白盐获取谷麦困难多了。相比较来看，人人都会选择贩卖青白盐。这一点北宋并没有考虑周全，而只是单纯的想到制约，从而而未解决生计问题。

其三，最后来看对解盐通商的期望过高。宋代对外控制盐的措施过于严厉，郑文宝过于理想化，而商人最看重的是利益，郑文宝恰恰忽略了这一点。

商人在利益的驱使下故意抬高盐的价格，政府对商界的管理制度也不完善，久而久之伤害的是百姓的利益。再加上为了控制西夏陕西沿边的解盐价格不符合实际情况。

这一制度大大增加了陕西沿边民众的生本，从而使得民心失望，“禁盐制夏”的实际效果当然也不会见好。

总而言之，郑文宝预期的两个政策都没能够实现，北宋看待西夏的问题或许片面化，给自己制造了相应的困境，但“禁盐制夏”就是以盐为重点并将政府、商人、“蕃部”与边民链接为一个相互交织的总体不可分离。

如果任何一个环节出错，“禁盐制夏”的效果都会大打折扣，所以“禁盐”也算是失败了，但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西夏和北宋的经济交往，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盐”作为经略边疆的一个工具，从上述可知，北宋时期严禁制约青白盐流入陕西沿边地带，而对于在西南沿边一带，北宋则实施用盐易物的策略，来笼络“夷人”的心从而稳定局势。

综合来看，两种不同的政策都是为了稳定边疆局势，但二者的实施过程充满差异性和复杂性。

从地理位置来分析，西北地区比较干燥，受条件的影响，粮食产量很少，此时只有北宋能满足盐产量。但对于陕西沿边地带居民，种植粮食就能维持生计，如果盐价过高，可不作为必需品。

反观来看西南地区的“夷人”，生活的自然条件丰厚优越，水热均衡，粮食自给自足。加上“夷人”对盐需求过旺，“盐”也被所宋控制，所以夷汉双方的冲突不可避免。

北宋作为食盐产量的大国，掌控着西南地区的盐产大权，“夷人”的盐产量没办法自给自足。

为了解决这一冲突问题，宋朝结合当时的具体情况，用盐这一工具，借用以盐易粮的切实可行的显著成果，达成了与“夷人”的利益交换，从而提出了“以盐易粮”的措施。

这一措施大维系着夷人和中原王朝的纽带，大降低了夷汉之间的矛盾点，将“通盐抚夷”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也促进了西南边疆的民族和谐和地区稳定，成为北宋经略西南边疆的有效政策，并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之中也有具体记录。

对于陕西沿边的地域，北宋计划用解盐替代青白盐，让青白盐不再流通，这个狂妄的想法太过于美好，毕竟民心所向，陕西沿边的民众对食盐的需求不算少。

但政府不能有效的控制商人发展利益，从而不能够决定陕西沿边的解盐价格，这也就无法有效地切断青白盐，所以“禁盐制夏”的政策不够完善。这一结论很明显，“禁盐”在当时适用于西南地区，但对西北边地带的作用不大，甚至无用。

所以辩证来看“禁盐制夏”和“通盐抚夷”的过程和成效，控制盐产量可以作为先决条件但不是必要因素。终究还是以民为本，民生所需才是关键王道。

“禁盐”一系列政策总归要综合考虑，片面分析只会误判，再加之百姓的生活状况，古代之下，强行控制权不利于国家的发展，也会给百姓带来痛苦，所以为国为民，就要加强民众与国家政治之间的枢纽。

总而言之，如果只纠结于一种刻板方式解决问题只会物极必反。就像“禁盐制夏”给蕃部带来压力从而导致不可控的场面。

所以要辩证思维逻辑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既要考虑共性也要看待个性，面对不同的服务对象，要因材施教，制定可行性的政策来解决问题才能发挥利益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