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考古参评项目 | 湖南桑植官田遗址

01 发掘单位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02 项目负责人

莫林恒

官田遗址位于湖南省张家界市桑植县澧源镇朱家坪村，地处郁水河西岸一处较为宽阔的台地，面积约75000平方米。2015年首次发掘550平方米，发掘显示官田遗址应存在生铁铸造活动。2020～2022年，为配合地方建设，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特联合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单位对官田遗址再次进行考古发掘，揭露面积3500平方米。

本次发掘明确了官田遗址是以生铁为原料，集熔铁、铸造、退火、锻造、精炼等工艺技术为一体，并兼营铸铜的多金属生产作坊，为目前南方地区已知规模最大的汉晋时期铸铁遗址。新发现的各类加工炉形态独特、功能较为明确，具有显著地方特色，填补了古代铁器生产、加工等研究的多项空白，是南方地区汉晋时期手工业考古的重大发现，对于研究这一时期南方地区铁工场的功能布局、炉型特点及生产加工流程提供了重要资料。

一、地层

官田遗址地层堆积第1层为表土层，第2层为明清地层，第3层为汉晋时期文化层。在遗址中发现有商周、战国、汉代、三国两晋、唐宋、明清各个历史时期遗物，其中汉晋时期的铸铁作坊遗迹开口于第3层下。

二、遗迹

两次发掘共清理灰坑251个、灰沟124条、房址17座。灰坑多数较为规整，部分应是与冶金生产相关的加工炉、藏铁坑、储料坑等。灰沟数量较多，方向多与河流平行或垂直，并有方形或长方形的围沟状。房址以圆形柱洞式为主，另有方形基槽式和圆形浅地穴式等。根据加工炉、房址、围沟之间的遗迹配套关系，可以确定部分为半开放式和封闭式作坊。

遗址中发现的多种类型加工炉，其中最为典型的长方形地穴炉，为三面直壁，一面斜壁，炉壁烧结，底部有炭屑遗存，炉内以倒塌的石块堆积为主。另有勺形、长条形、圆形等不同种类的炉型。H30，平面呈长方形，长2.7、宽1.0、深0.4米。南、北、西三侧炉壁竖直，东侧炉壁为斜坡状，均已烧结。炉内填充大量石块，底部石块的烧灼痕迹明显，并夹有较多的炭屑。

H37形制规整，结构清晰，是遗址中规格最大、保存最好的一座长方形地穴加工炉。平面呈长方形，长2.5、宽2.1、深0.6米。东、南、北三面为直壁，西壁为坡状，均经高温烧结，在西壁排列有4个间隔有序的鼓风口，其周边区域已烧成青灰色。炉内有石块、石板等倒塌堆积，上部石板有垒砌迹象，下部叠压的石块由黏土砌筑。坑底保存有厚约0.1米的炭屑。

H55，整体呈勺形，北部为沟状，南部为圆形，长2.1、宽1.4、深0.5米。南部圆坑内堆筑石块一周，其上架设有铁釜，在釜内底部残存有少量的铜颗粒。推测应是一处熔铜遗迹。

H106，平面为圆形，斜弧壁，底部呈浅弧形内收,直径2.5、深0.4米，坑底中部为燃烧加工部位，在坑底中部的石块之上有一块直径0.4米，厚约5厘米的圆形青橙色烧结面，坑内堆积包含较多的炭屑。

H244，平面呈长条形，分为东、西两个部分，东部为炉膛，炉壁烧结痕迹明显，长0.56、宽0.28、深0.34米，在其东南角有一长条形鼓风口；西部无烧结痕迹，长1.2、宽0.6、深0.34米，坑内堆积有大量的烧土颗粒和炭屑。

除了独立的加工炉外，部分遗迹间还存在明显的配套关系。如H94与G57。H94大体呈半圆形，北高南低，直径2.1、深0.65米，中部有两级台阶，与南端的长方形加工炉相连，加工炉长1.95、宽0.68、深0.4米，东、西、南三壁竖直，北壁倾斜，炉壁均已烧结。坑内填满石块，底部有一层木炭燃烧面。G57平面呈长条形，与加工炉垂直相交，沟底呈南高北低的缓坡状，长4.34米，宽0.7～1.2、深0.4～0.8米，底部铺垫有大量的陶范碎块和烧土颗粒，并夹杂少量炭屑。在两处遗迹的外围有对称分布的柱洞，推测应存在棚式建筑。

加工炉H53与H241具有搭配关系。H53，平面呈长条形，长2.16、宽0.56、深0.26米，坑内堆积有石板和碎石块，坑底南部有较多炭屑和红烧土颗粒。H241与H53南北相连，平面呈不规则梯形，中间有一纵向土墙将其分为东、西两部分。西侧长2.76、宽0.9米；东侧长1.5、宽1.0米，深度均为0.9米。坑底的南部有一台阶状斜坡，靠近H53的北部区域较为平坦。在东侧的坑底出土了4件叠摞一起的铁刀。H53、H241的两侧有较为规律的柱洞分布，其上应有炉棚结构。根据遗迹组合关系及出土的铁刀推测，H241为加工炉H53 的操作坑，并具有储藏功能。

H72、F5、G74，三者组成一长方形围沟式作坊。H72，平面呈圆形，直径1.60、深0.2米，斜壁，底部较为平整，坑底保存有较多砖块状红烧土，长度约15厘米，并有少量石块和大量炭屑。F5，平面呈圆形，由5个柱洞组成，H72位于房址的中心位置。G74，呈长方形，环绕在F5的外围，周长34、宽0.8、深0.5～1.2米，应为作坊的围沟。在围沟的西南侧有一缺口，并存在一个长条形的石块堆积，推测为门道遗迹。在西、北侧围沟内堆填有大量破碎陶范。

本次发掘的遗迹大部分都沿河流呈东北—西南方向，其中生产类遗迹较为集中分布在靠近河流区域。在台地的较高位置发现有瓦当等建筑遗物，说明在距离河流较远的地方可能存在一定规格的建筑，或为生产管理区域。

三、遗物

官田遗址出土的遗物类型包括陶、瓷、铁、铜、冶金遗物及石器等。陶瓷器有软陶、硬陶、釉陶、青瓷四个种类，器类包括罐、缸、瓮、盆、钵、壶、盂、碗、盏、权等。其中青瓷器胎体细腻，口沿处多有刮釉痕迹，应为岳州窑产品。

金属器包括铜器和铁器。铜器较少，主要有环、铃、箭镞及钱币。铁器数量较多，可分为生产工具、生活用具以及兵器等。其中，生产工具有锸、斧、铲、凿、錾、钎、工具刀等；生活用器有釜、勺形器、环、带钩、扣、环权等；兵器以刀为主，另有少量的剑、箭镞、镦等器型。此外还发现了用于锻打的条形铁。铁器总体是以中原器型为主，并包括方銎铲、凿形器、锻銎器、鱼镖等本地风格的器物，材质有白口铁、灰口铁、铸铁脱碳钢及熟铁等不同种类。

冶铸遗物包括铸范、炉渣、坩埚及铁屑等。其中铸范多为陶制，主要为泥质红陶，范腔多呈圆柱形，另有少量的深灰色铸范或范芯。陶范整体破碎较甚，多集中出土于灰沟中，应为使用后集中填埋；另有少量石范。发现部分坩埚残片，圆唇，口沿处多附着有铁渣。炉渣、铁滴、铁屑经检测与熔炼、浇铸、锻打等一系列铁器生产工艺有关。此外，还发现了与铸铜有关的粗铜块，表明当时存在多金属生产活动。

四、理念与方法

本次考古发掘是以聚落考古的理念为指导，通过整体揭露遗址核心工作区，找到当时的工作面为发掘目标，在发掘过程中将冶金加工炉、操作坑、房址、围沟等遗迹联系起来，在手工业考古理论的框架下，分析当时生铁铸造作坊的布局与结构。

考虑到冶金遗址的特殊性，我们在发掘过程中秉持着“边发掘，边检测，边探讨、边实验”的工作理念。首先是将科技检测工作引入到考古发掘的过程中，在现场使用便捷式X射线荧光光谱仪（p-XRF）对重点遗迹、遗物进行检测，并及时将发掘出土的金属器、冶金遗物、石材、炭样送往实验室进行检测分析。通过上述工作，准确识别出了熔炼炉渣和冶金陶瓷等遗物，并发现加工炉底部炭屑层的铁元素含量普遍偏高，为分析遗迹的性质提供了重要判定依据。

现阶段，实验考古在冶金考古学研究中的作用愈加突出。为此，我们在发掘期间针对性的开展了包括熔铁、熔铜、锻打、铸造、退火脱碳、烧炭、破碎石块等一系列具有明确学术目的的模拟实验，不仅为判断遗迹结构和功能性质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也更进一步的加深了对冶金生产操作流程的理解。另外，在发掘过程中，我们多次邀请国内冶金考古专家开展线上研讨，集体分析遗迹性质，并对发掘工作提供指导。

五、结语

桑植县在两汉时期应属武陵郡充县地，为武陵蛮的活动区域。公元88年汉和帝宣布废除盐铁官营之后，从中原到偏远地区，钢铁手工业得到长足的发展，进而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显著提升，推动了社会经济文化的持续繁荣。

作为汉晋时期南方地区的大型铸铁作坊，官田遗址的发掘实证了生铁及制钢技术体系在中原以外地区的植根与发展，不仅反映了武陵山区地方基层的一种大规模、有组织的手工业生产模式，代表着这一区域、这一时期最先进的工业生产体系，更对研究我国钢铁技术传播，少数民族地区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央与地方的政治关系以及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演变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编辑 |张小筑 实习编辑 | 黄雪芮

复审 | 冯朝晖

监制 | 李 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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