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大伦：我国石窟寺文物保护的当务之急

石窟寺（包括摩崖造像，下同），是我国众多种类野外不可移动文物中一个很重要也很特别的类别。与传统金石学不同的是，在历史上相当长的时期内，除非其中有重要题记的碑刻，它基本是被忽视的。受到重视主要是近代以来的事，以西方探险家在新疆、甘肃发现石窟寺并向世界公布为起始，随后是云冈、龙门、麦积山、大足等大型石窟寺的不断发现，令我国的石窟寺文物享誉世界。据国家文物局举行过的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特别是2020年开始的专题调查得到的数据，我国现有石窟寺文物近6000处（石窟寺2155，摩崖造像3831处），其中的佼佼者敦煌、云冈、龙门、麦积山、大足等处已获列世界遗产名录殊荣。他们在我国分布广泛，规模宏大，既体现了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艺术价值，也承载了丰富的中外文化交流信息。

如此庞大规模且有重要价值的石窟寺文物，是我国的重要文化遗产。它们自发现起，其保护就受到重视，特别是自20世纪50年代国家设立专门的文物保护机构以来，已有几代文物保护专家专攻石质文物保护，通过他们的不懈努力攻关，一批批成果相继问世，许多石窟寺文物得到了较好的保护，总体来说，我国石窟寺文物保护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是我国的很多石窟寺是在砂岩上开凿并雕刻，长期暴露或半暴露在野外，风吹、雨打、日晒，二十世纪后半期还受到工业化导致的酸雨等侵蚀，导致文物本体受损严重，相当多的文物现状甚至可以用惨不忍睹来形容。据我所知，对此，文保专家也尝试了多种保护方法，但收效甚微。本人非文保专家，但因工作原因，和单位石窟寺研究和石质文物保护专家接触较多，对石窟寺时有考察，也有比较长期的观察和思考。在石窟寺文物受到空前重视的当今，各地各级文保机构都在为石窟寺保护而奔忙之际，本人也不揣浅陋，冒昧抛出一己之见。

古埃及、古希腊罗马的石构建筑和石雕多是用花岗岩、大理石、石灰岩为材料。这些材料密度大、硬度高，特别是花岗石硬度很高，与砂岩比较明显更抗风化、耐腐蚀。而我国的石窟寺多在青砂红砂一类岩石上营建，虽然开凿雕刻相对容易，但与前者相比，在抗风化、耐腐蚀方面明显不如前者。同样是风化腐蚀，在大致相同的自然环境中，古埃及和古希腊罗马的石材建筑和石雕历经数千年，保存尚可，有的还能屹立不倒，而我国的石构建筑和石雕作品，虽晚诞生几百至一千多年，抗保存状况却明显要差得多。四川省、重庆市两地许多唐宋以来时期的石窟寺文物，自然受损严重，就是因为他们都是在红砂或青砂岩雕刻而成。两地的许多明清碑坊因建成后一直没有采取任何遮盖措施，任其裸露在大自然中，虽仅仅二、三百年，早已严重磨蚀，若其正当风口，其上较浅雕刻多已风化殆尽。

这些文物该如何保护？对中西方文物保护管理部门和专家来说都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一种观点认为，文物修复的原则是修旧如旧，相匹配的环境风貌则应保持原状。文物修复保护的这个原则当然是正确的。我们的文物保护政策制定，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起要晚，文物修复保护政策借鉴了他们的一些做法是很正常也被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但是，在包括石窟寺在内的石质文物保护上，西方和我们的有如下几个明显的不同，是我们在修复保护时应充分考虑到的。

一是材质的不同。上面讲到他们用的很多石材，抗风化程度耐磨损强度都远超我们，他们的许多石材建筑可以数千年不倒，我们的却仅几百年功夫就荡然无存。他们的许多石雕历千年尚可辨雕刻细节，我们的却可能几百年后就面目全非。

二是我们看到西方的金字塔、神庙、斗兽场，大剧场一直任其在野外露天，基本都没有任何遮盖设施加以保护。而一些小型石雕，由于他们较早重视，基本陆续都搬进博物馆里边去了。也许这就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似乎他们对野外这类文物做法就是基于这些先决条件文物制定的原则。细细想来，由于这类建筑石材比较好，虽经几千年岁月，其保护状况比晚了千年以上的中国许多石雕还要好。这些建筑体量庞大、宏伟，当时在其上就没有建任何建筑，这就是他们的本来风貌。

而中国的石窟寺文物呢，整体来说，多开凿在山崖上，虽然整体来说成片成规模的分布比较有气势，但多是有若干个单体的石窟寺组成，以最高最大的乐山大佛为例，虽然据称70米高，但也是依山而建，山、佛一体。而且根据大佛两侧的崖壁上分布的桩孔来看，大佛本来是有建筑圈罩住的，2012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根据实地调查所获得的建筑遗迹数据，曾对这个建筑做了初步复原，大佛文馆所收集有1980年代维修大佛时从桩孔里掏出的瓦和瓦当，据专家初步判断大约为五代时期，据此可以判断最晚五代时就有建筑罩住大佛。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传宋人作但有专家鉴定是明人创作的长江万里图画卷中就乐山大佛图像，旁边题“大相阁”三字，确证这个大佛是被一栋木结构大楼从脚到头给围得严严实实，唯有脸部没被挡住。

相关的，在自贡荣县的宋代大佛，高近40米，至今都有阁楼式建筑将其围住，今天在资阳能看到的明代大佛，没有任何建筑，但大佛身周边崖壁上的桩孔可以复原出历史被建筑覆盖的。著名的安岳卧佛，虽然长30多米，离地数米高，但原来也是有建筑围盖住的。2011年，四川省文物考古院曾在卧佛前发现不晚于明代的寺院建筑，卧佛周边的一些桩孔也是寺院建筑遗存，即使没有这些发现，凭其今天仍称其为卧佛院，也可断定以前是有建筑的。2015年，我们在达州做“荔枝道”考古考察时，在宣汉境内调查的浪洋寺，今天看到的现状是一块大石头耸立在旷野中，四雕刻佛唐宋时期佛像，但从浪洋寺的得名和靠近巨石顶部的桩孔布局，也可以判定历史上是有寺院建筑的。像河南龙门石窟的奉先寺，仅剩拜台和若干佛像，无任何遮盖，但细看崖壁上不少桩孔也当为建筑遗存。此外，考古学家们在新疆、山西、河南、河北、四川等地的考古调查、发掘中，都发现了为数不少的窟前建筑，可以说，窟前有建筑是我国石窟寺的常态。

这些建何时毁弃呢，根据我们的调查观察初步判断，内地的多毁弃在明清时期，其中不少应毁弃于近代。进入明清以后，建造石窟高峰期已过，但窟前木结构建筑一般都还有一、三百年的生命期，只要建筑还在就会有人住，就会对石窟起到保护作用。清代直到近代以后，战乱频仍，经济凋敝，信仰多元，任这些窟前建筑年久失修最后垮塌，石窟也因此失去了这遮风挡雨的屏障。还可以从一些同时代开凿的石窟，因窟前建筑的有无，今天看到的保存状况存在天壤之别。例如，乐山大佛周边有几十龛小窟，它们多开凿在悬崖上，据观察很多是没有窟前建筑的，其造像早已风化得形状都难以辨认。相比之下，乐山大佛还是保护得最好的，我以为这就是得益于大相阁的遮盖。现在看到的全身上下遭风化侵蚀严重，这主要应是大相阁毁弃后导致的。

若是这个分析还可信的话，那就是说，原来我们认为大佛等文物是历经千年风吹雨打累积起来的百孔千疮，实际上却只用了一二百年的短暂岁月而已。依次类推，今天我们看到石窟文物遭受风化的伤害，实比我们以前所估计的时间更短促，因而石窟寺文物面临的风化伤害的程度也更加深重。在安岳，我们也可以看到著名的宋代华严洞，洞前有建筑，且洞大而深，其中的造像就极少被风化。而毗卢洞，洞窟较浅，窟前建筑毁弃较早，造像风化、岩石剥落现象非常严重。类似的现象在云冈、龙门、麦积山都可见到。达州高观音宋代摩崖造像，虽非石窟，但因建了比价宽大的窟檐，令其彩绘保存如新，观赏时产生恍若进了敦煌洞窟一般的错觉。再从许多石窟造像都要么塑金身，要么重装彩绘的痕迹和题记来看，古代的佛教信徒们把建造佛像看成是很严肃的事，很难想象那些虔诚的信徒们会将耗费巨资雕刻，并装扮得庄严神圣的佛、菩萨和弟子放在露天，任其日晒雨淋，那将会被看成对圣像的大不敬。所以，为石窟摩崖建寺院，装窟檐，搭楼阁当为常态。

如果以上分析大致不错的话，与现在看到西方金字塔、神庙、大剧场、斗兽场即是原来风貌貌大为不同，我们今天看到的我国许多石窟寺已不是原风貌，很多窟前窟上建筑地面以上已荡然无存，仅在地下留存一些房基和龛壁上可以数到的房架桩孔。这才是原貌——在建窟时一并规划，建好后二者合为一体的本来面貌。

文物修复保护要有依据，对石窟寺的保护来说，这个依据就是窟前本有建筑。建筑史的研究已经把汉唐以来各个时期的各类的建筑结构和特征基本弄清楚了。在这方面，考古学家们在全国各地发掘了一些窟前建筑。一般来说，窟前最晚建筑遗址就可以作为我们重修保护设施的依据前建筑。遗憾的是，到现在为止，考古的这方面成果基本还停留在研究上。

根据我们的观察和了解，石窟文物风化及相关问题，最近几十年有愈来愈加快的趋势，有的地方，不过也就十来年前后，所见面貌都大不一样，这样说来，石窟保护是一个相当紧迫的任务。在石窟寺和摩崖造像风化及相关问题并无较好解决办法的时候，尽快恢复窟前建筑和搭建窟檐是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它是有依据的修复，能在较长时间内防风化，与几十年来为保护而做的一些并无效益的不断的人力财力投入相比，这种投入也是很划算的。

退一步说，在恢复毁弃窟前建筑的细节上，比如，以那个时期的为准，建筑的色彩装修等，专家可能也会有不同意见，但面对日益紧迫的石窟文物保护的严峻形势，这些都不是原则问题。文物本体保护是最紧要的，我们不应长期坐而论道，议而不决，更不能舍本逐末，为了细枝末节问题争论不休，错失时机，任由文物病入膏肓，那样将会给很多石窟寺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和前年开始的石窟寺文专题调查数据，让我们摸清了家底，现在已是时不我待，关键在行动，鉴于石窟寺文物风化的严峻性，行动要讲效率，不宜小打小闹，动辄试点，应成规模地复建窟前建筑。任何时候，本体保护都是文物保护的核心工作、也是最重要的工作。要大胆取舍，须知任何方案都不可能是十全十美，我们这一代人要做的就是拿出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最佳方案。那种想坐等不久的将来科技突破，一劳永逸解决石窟风化问题的愿景，是不切实际的。即使获得石窟文物本体保护炼的灵丹妙药，也将是很久很久以后的事了，很多石窟寺恐怕已等不到那一天。

据我所知，恢复窟前建筑保护石窟寺文物，几年前已有彭明浩、黄克忠等专家有专文研究。重庆大足、山西大同和陕西延安等地个别石窟窟前建筑复建积极尝试，初步成果喜人。

与西方相比，我国石窟文物有自身的特点：石材不同和本来就有可以起到保护作用的窟前建筑。因此，我们不但不必也不该照搬西方既有的石质文物保护做法。反倒是应该因地制宜，针对我们的石窟类文物的特点，在已充分调查研究试验的基础之上，尽早拿出我们中国的石窟寺文物保护解决方案。

本号刊载的作品（含标题及编辑所加的版式设计、文字图形等），未经中国文物报社授权不得转载、摘编、改编或以其他方式使用，授权转载的请注明来源及作者。

来源 | “文博中国”微信公众号

编辑 | 张 怡 实习编辑 | 李 丹

复审 | 郭晓蓉

监制 | 李 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