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情燃烧的考古岁月——听北京考古前辈讲述自己的故事

前言：2022年6月21日下午3时，中国人民大学2022年通州考古实习系列讲座特别篇“盛夏时节，听考古学家讲述自己的故事”在北京市考古研究院通州临时工作站举行。讲座由北京市考古研究院靳枫毅研究员、赵福生研究员共同主讲，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王晓琨副教授主持，陈晓露副教授、达吾力江老师，保定学院唐邦城老师及中国人民大学2019级全体考古学本科生参与。讲座以座谈会的形式开展，两位研究员分享了他们的学术研究道路与从事考古发掘工作的经历，同学们也与老师积极交流互动。本篇讲座纪要将以访谈的形式呈现，以飨读者。

王（晓琨）：

我们今天特别邀请两位北京市考古研究院的研究员——靳枫毅老师和赵福生老师，希望他们能给我们大家分享一些与考古相关的经历。我想，这对于我们考古事业来讲是一种传承，也能够给同学们很多启发。那么我们就先请两位老师简单介绍一下自己。

靳（枫毅）：

今天我就和同学们交流一下我走过的学术研究道路，也说说自己的一些感受。我是辽宁大连人，1963年考上北京大学的考古专业。我们念书的时候，一年级就分专业了，当时对于考古专业也不是特别了解。为什么选择了这个专业呢？因为吕遵谔先生代表考古专业给我们级67个人开了动员大会。他希望新生里身体好的同学报考古专业，因为考古特别缺人，正要培养一批能分配到全国从事考古工作的专业人员。而我的想法是考古要学摄影，还能顺便看山看水，所以就报名了。北大当时教旧石器的是吕遵谔先生，新石器是严文明先生，商周考古是邹衡先生，秦汉考古是苏秉琦先生，讲课都非常精彩。但是比较遗憾的是我只上了三年课，后来被分配到辽宁朝阳县一个山沟接受劳动改造，在生产队干活，主要打扫牲畜圈，住的也是旁边一个四处漏风的地方，晚上还得开批判大会。我当时年轻，虽然条件比较艰苦，但是也受到了很多锻炼，一直到1971年，省博物馆郭大顺同志到朝阳来准备筹办全国文物展览，把我调上来做朝阳地区的文物收集工作，我才继续从事和考古相关的工作。

王（晓琨）：

那么1972年刚好是赵老师进入北大的时候，我们来听听赵老师的经历。

赵（福生）：

我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1969年1月的时候响应中央号召到陕北安塞县插队，1972年刚好赶上北京大学的考古学专业开始大规模招生。当时中山靖王墓、长沙马王堆的发掘让中央觉得急需考古学人才，所以就在我们这届招了四十人，可以说是空前绝后。北大有两个系必须要求高中毕业，一个是理论物理，另一个就是考古。当时入学时和我谈的是理论物理专业，结果后来录进了考古专业。原来是一个本来要念考古的同学色盲，然后把我换去了考古专业。进入北大后上了两个月旧石器的课，就由邹衡和李伯谦老师带队去房山琉璃河实践去了。他们就教我们怎样辨认土质土色和商周的器物。

王（晓琨）：

靳先生，您到了朝阳市博物馆之后，人生又发生了什么变化呢？

靳（枫毅）：

改变我命运的是1978年的“科学的春天”。北京召开科学大会，决定要向全国招收研究生。有一天，我接到俞伟超先生的电话，鼓励我报考研究生。我和俞伟超先生在北大的时候就建立了很深的友情，经常在一起聊天，所以这也是一个机缘。他特别给我寄了研究生考试的材料，书里面都夹满了卡片，并邀请我春节期间去北大面谈，我激动得不得了。春节期间我们师生就待在一个房间里，他陪我复习了整整一个礼拜。春节后他又给我来了一封信，告诉我因为职称的原因，他无法招收研究生，但他已经帮我联系了社科院考古所的佟柱臣先生，推荐我去读东北考古。从进入考古所，我才真正开始我的学术研究。在确定毕业论文主题时，我根据之前在朝阳地区调查统计的经验注意这里出土了很多曲刃青铜短剑，这个题目因此获得了佟先生的支持。佟先生对于文章的把关非常严格，从材料怎样分析，到怎样分区分期都给予我重要的指导。在研究的过程中我又发现了新的学术问题：南山根类型既有曲刃剑，也有直刃匕首式青铜短剑，可以看出南山根类型的文化因素比较复杂。直刃匕首式短剑在燕山冀北一带出土较多，我据此判断直刃短剑可能来源于燕山一带，属于山戎文化，而辽西曲刃短剑可能是东胡创发的。但是当时并没有墓葬材料印证这个认识，所以就需要等待进一步考古调查。研究生毕业后，我分配到房山琉璃河，恰好有北京所的同志告诉我军都山一带有农民在卖直刃青铜短剑，所以后来我进入北京所从事研究工作，就一心想到军都山墓地调查直刃短剑的分布情况。

王（晓琨）：

军都山这段，我们之后再接着讲，我们请赵老师继续分享。

赵（福生）：

我在北大读了三年半，毕业实习在湖北荆州纪南城遗址。当时国家文物局组织纪南城会战与九省二市的考古训练班，我们班的同学编写了工农兵考古讲义，并担任辅导员。1975年毕业后，我被分到北京市文化局文物管理处工作，不久就分配我到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参加发掘。第二年唐山大地震后国家文物局成立了地震考古组，我就被派到地震考古组工作。随着考古工作规范化的进行，1984年国家文物局在山东兖州举办第一届田野考古发掘领队培训班，我是北京市第一个被派去参加培训班的，并且领到领队证。之后就主持发掘了平谷上宅遗址、金中都南城垣水关遗址，并主持编写了北京文物地图集。在编写过程中我发现元大都发掘简报中对和义门的介绍是残高22米，是包在西直门箭楼城台里。北京各个城门最高的前门的城台也只有14米，所以不可能包住22米的和义门。我问徐苹芳先生，果然是数据错了。

王（晓琨）：

赵老师其实对人大考古也有特殊的意义，是我们人民大学考古专业第一批聘用的专业导师，是人大考古的创建者之一。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我们请靳老继续谈在军都山的发掘。

靳（枫毅）：

我当时去调查了葫芦沟和玉皇庙两处地点，发掘的时候经历了一些曲折。延庆在春秋战国时期发生过两次大型泥石流，所以我们发掘的墓地都被四米多深的泥石流掩埋，我们据此推测这可能和玉皇庙文化的衰落、人群的撤离相关。我们带了四五个工人去探查，结果探铲打了一米多深都是沙子和鹅卵石，没有发现墓葬。但是我觉得必须得兑现对所里的承诺，不到黄河心不死，不见短剑不收兵。有的人走了，我依然带着人继续往下挖、往下探，在砂石层下面四米多深终于出现了文化层，我当时规划了六个探方，里面就出了东西向的短剑墓，包含短剑、刀子、小件铜器，头朝东埋葬。我判断这肯定是少数民族墓葬。我对于葫芦沟的发掘还不满意，因为只有小型墓，没有大中型墓，于是我就希望能找到规模更大、规格更高的代表性墓葬，后来就到玉皇庙进行发掘。玉皇庙墓地有一个明显的地层分界线：北区位于山坡上，年代较早，墓坑都打在黄土层里，然后就被第一次泥石流掩埋了。泥石流发生后，人们就开始往南区营建墓葬，所以地层关系非常清楚，为断代工作提供了重要参照。结合墓葬里的器物组合，我就勾勒出文化序列的演变。玉皇庙墓地很典型，大中型墓葬很多，山戎王墓里还出土了金虎牌饰，足以证明它是一支单独的文化。我们能够分辨出三支草原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鄂尔多斯青铜文化和燕山地区玉皇庙文化，也算是一项突破[1]。

在发掘玉皇庙墓地的时候，我用了推土机处理了上层的自然堆积，等留下差不多四十厘米的时候，再慢慢揭露，所以说从事考古工作就需要实事求是，当断则断，敢下决心。在拍摄玉皇庙墓地全景的时候，我们用的是热气球，之前试飞了几次都失败了，后来趁着一个好天气抓住机会进行了拍摄。乘坐热气球进行拍摄是很危险的，那时没有任何安全措施，降落的时候别人叫我赶紧护着头从热气球上跳下来，我没照做，而是抱着照相机滚进了麦田，大概滚了三五十米，因为照相机里的照片是非常宝贵的。当时也没想那么多，下来的时候就非常后悔没有戴安全帽。在发掘葫芦沟墓地南区墓葬时，两个年轻的同事在未跟大队和相关农户打招呼的情况下把墓地上村民的树给砍了，一共砍了150棵树，村民要求要赔4500块钱，还把考古队自行车给扣了。我一听觉得这个事情必须得解决，于是让两个同事准备酒菜，我们晚上就请大队干部和相关村民喝酒，赔礼道歉。最后村民们一看我们态度特别诚恳，也没有计较赔钱的事情。所以说在进行考古发掘时，一定要尊重当地的传统和规矩，也要尊重当地民众的利益。

王（晓琨）：

我们请赵老师讲讲琉璃河墓地的发掘经历。

赵（福生）：

前些天琉璃河遗址又发掘了三座墓：M1901、1902、1903。其中两个墓在七十年代就发掘过，曾出土了迄今北京最大的青铜器堇鼎和伯矩鬲。琉璃河地区的地下水位很高，一般挖到地下两三米就出地下水。而高等级的墓一般都七八米至十几米深，当时北京农村每天只供电几个小时，抽、排水设备也很不完善，所以很难有完整的照片和线图。前些天在讨论琉璃河遗址公园的五年考古规划时，我专门提出，如果有条件的话希望能把已发掘的重要墓葬，进行二次发掘，因为当年不见得清理干净。

1989年的时候我负责基建考古，通过钻探确定了金中都大安殿的位置。后来政府依据侯仁之先生的意见在宣武区滨河公园立了“蓟城纪念柱”[2]，北京大学的岳升阳认为纪念柱立于大安殿遗址之上，并在周围寻找夯土痕迹多年未见。他与我联系后，我就告诉他大安殿遗址在柱南好几百米。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蓟”的具体位置。邹衡先生五十年代对于北京的考古调查其实已经否定了“蓟”以广安门为中心的结论。我个人认为可能在天津蓟县。

王（晓琨）：

好，今天两位老师给我们分享了很多，从考古研究到工作经历，我们都深受启发。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多和两位老前辈交流。

陈（晓露）：

我是北京大学2001级本科生，今天听了两位前辈学长的分享，觉得十分感慨。从事考古需要严谨的学术态度、责任感和使命感以及天使般的耐心。可能大多数考古人没有主持重大发现的机会，但从事考古工作本身就能够丰富人生的体验。我们的职业道路可能充满了机遇和挑战，也可能普通平淡。大家能否从这样的人生中获得乐趣，就取决于大家能否不忘初心，发现考古专业本身的魅力。

刘畅（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19级本科生）：

我来自北京海淀，我们正在进行第一次专业实习，在两位老师看来，我们应该在此次实习中关注哪些东西？

赵（福生）：

需要学习考古基本功，比如如何划分地层、处理包含物，以及从发掘到整理的整套流程。大家有一个基本的体验，了解考古是怎么回事就够了。当然，进一步是要琢磨发掘方法。比如这次琉璃河发掘就提出了“破壁式发掘”，这个就是发掘工作中的需要面对的具体问题。

王（晓琨）：

特别感谢两位老师，他们的学术热情与精神特别值得我们大家学习，我们这期的专家面对面给大家提供了很好的互动机会，也欢迎两位老师之后到工地上给予我们指导。

结 语

本次座谈会时长两个多小时，两位研究员的分享生动有趣，满载着他们对考古事业的热情，在场师生深受感染，倍受鼓舞。他们丰富的人生经历与严谨的学术研究态度激励着正在进行考古实习的同学们。两位老师的分享解答了同学们关于如何从事学术研究、如何开展考古工作的疑问，让我们对于考古事业有了更深的了解。

聆听前辈学者的考古经历与人生体会是一种传承，我们应当学习前辈们吃苦耐劳、敢想敢干、严谨治学的精神与品格，在田野实践中磨炼自己的本领，争取成为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考古学的贡献者和践行者。通州考古实习讲座将以更多元的形式继续开展，让同学们在进行实践的同时也从考古学家的人生经历中收获启发与思考。

摄影：陈昕淼

文字：吴欣璇

[1] 1985~1991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军都山考古队以冀北地区东周时期直刃匕首式青铜短剑为主要内涵文化遗存为研究课题，在北京市延庆县军都山开展了考古学调查。靳枫毅先生主持发掘并编写《军都山墓地》大型考古发掘报告（一至六册），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2012年度考古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军都山墓地》的出版厘清了冀北地区含直刃匕首青铜短剑的文化遗存的文化属性，填补了中国北方地区青铜时代考古学的研究空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2] 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根据《水经注》《太平寰宇记》等文献将古蓟城的地理位置确立在广安门一带。1995年，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政府决定设立蓟城纪念柱，北京市文物局研究院王世仁先生设计该柱。柱前立有石碑，刻有侯仁之先生所写的《北京建城记》，碑文有“今日北京城起源于蓟，蓟城之中心在宣武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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