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境内考古发现丰富了我国人类史文化史文明史

我要新鲜事2023-05-06 23:08:050阅

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27日下午就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行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出文明定义和认定进入文明社会的中国方案，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作出了原创性贡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

回顾宁夏百年的考古历程和考古发现，几代考古人在古老的塞上大地筚路蓝缕、栉风沐雨，历经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数次考古发掘与研究，建立了宁夏地域历史发展的考古学时空框架。在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商周、秦汉、北朝、隋唐、宋元等各个历史时期的考古取得了丰硕成果。考古成绩斐然，宏佛塔、鸽子山遗址、姚河塬遗址考古发掘先后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21年，在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之际，灵武水洞沟遗址和西夏陵成功入选“百年百大考古发现”。这些考古发现犹如文明的涓涓溪流汇入中华文明江河之中，丰富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对区域文明之间共同形成“早期中华文化圈”提供了深厚内涵。

水洞沟等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为黄河流域早期人类史提供了实物资料

黄河岸边的灵武水洞沟旧石器时代遗址，是人类活动在宁夏肇始的见证。水洞沟遗址1923年由法国生物学家德日进和桑志华发现，先后经历1923年、1960年、1963年、1980年、2003年、2014年六次发掘，水洞沟考古工作持续了近百年，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相同步。

经研究，遗址距今4万年左右，涵盖时代从旧石器晚期早段到末段，共12个地点，成为迄今为止我国在黄河上游地区唯一经过系统考古发掘与研究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其中第一地点是我国发现的第一处旧石器时代遗址，被誉为“中国史前考古的发祥地”，这一发现推翻了当时西方学术界认为中国没有旧石器文化的历史。

出土的大量长石片和石叶，采用勒瓦娄哇（因最初发现于法国巴黎的勒瓦娄哇而得名，属欧洲旧石器时代中晚期文化）技术制作，在中国北方旧石器晚期石器工业中占有独特地位，同时发现了带有刻划痕迹的石制品，是中国旧石器时代首次发现带有刻划痕迹的非有机质遗物。

法国学者依据出土的莫斯特尖状器、石叶和端刮器等类型将其工业发展阶段定位在发达的莫斯特文化（因最初发现于法国莫斯特而得名，属欧洲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遗址，距今约7万～3.5万年）和发展中的奥瑞纳文化（因最初发现于法国南部奥瑞纳克山洞，属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距今约3.6万～3万年）之间。

该遗址一经发现，这种地区相隔遥远、文化雷同的现象遂成为晚更新世黄河流域东西方人群迁徙和文化交流、中国北方旧石器晚期文化类型划分和石叶工业来源的讨论热点。

灵武水洞沟遗址发掘现场

宁夏境内六盘山区，也是早期人类活动交流的重要区域之一。2002年至2003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与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对宁夏地区旧石器遗存进行整体调查。在固原市彭阳县茹河流域的岭儿村、刘河村发现有多处旧石器地点，采集有数量较多的石器，测年结果显示，年代距今2.4万~1.8万年左右。

2020年4月至6月，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海原县南华山地区的史前遗址进行了专项调查，共计发现27处旧石器地点，其中14处地点带有明显地层剖面。油坊院遗址、刘湾遗址还发现有明显的人类用火遗迹，年代上分别为距今2.2万~1.1万年左右。发现刮削器、尖状器、石叶石核、细石核等各类石制品130余件和大量动物骨骼碎片。这两次发现的旧石器遗址同属一个阶段，从地层、年代数据与石制品特征上分析，与六盘山地区清水河、葫芦河和泾河流域发现的其他遗址内涵一致，体现了六盘山地区作为中国北方重要的地理单元，存在大量距今4.5万年以来的旧石器遗址，主要集中在甘肃东部与宁夏南部，应是一套完整的旧石器文化体系，对深入研究中国北方现代人起源、旧石器晚期文化分布、人群交流、环境演变等问题具有重要作用。

鸽子山遗址的发现，弥补了黄河流域宁夏境内的万年文化史

2013年年2016年，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对黄河岸边的青铜峡鸽子山遗址进行了大范围的考古调查和第10地点核心区域较大规模的发掘，及时对碳样和土样进行了测年，得到了第10地点遗址的确切年代数据。这是中国西北地区首次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末期向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的遗址，第一次在西北沙漠边缘地区发现了距今约1.2万年~1万年即晚更新世末期至全新世早中期的原生文化层位。

青铜峡鸽子山遗址发掘现场

遗址中发现数个结构性火塘和临时建筑遗迹，火塘与同期北美古印第安人用于加工食物、具有多层结构的火塘十分相似，表明鸽子山先民对火和热能具有了娴熟的控制利用能力；建筑遗迹是我国旧石器时代遗址中首次发现的房屋建筑遗迹。反映了古人类生存模式和气候环境背景，为探寻古人类用火和居住空间的利用提供了重要信息。

遗址发掘获取逾万件石制品，包括各类细石器、精美的小型两面器和形制多样的石磨盘及石磨棒，出土了世界范围内已知的最小鸵鸟蛋皮装饰品，直径不足2毫米的串珠，是目前世界上旧石器时代最小的装饰品，革新了我们对万年前人类认知水平和加工微小物品能力的认识，为研究当时人类的复杂技术与认知能力提供了绝佳样品。

鸽子山遗址出土石磨盘

鸽子山遗址出土完整石磨盘

对水筛和浮选的样本进行挑选，得到909枚植物种子，对原地埋藏出土的石磨盘进行了残留物分析，发现了淀粉粒的残存。这些浮选发现的植物种子以及石磨盘上残留的淀粉粒，显示出当时人类驯化、栽培、加工野生植物的过程和关键环节，揭示了人类通过对植物类食物加工驯化，从而萌生了原始农业，为探索农业起源的世界性研究课题提供了重要材料。

浮选水洗标本分类

鸽子山遗址入选“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被誉为“泉水边穿越万年的古营地和遗珍”，“描绘了一幅贺兰山脚下的古人类群在喷涌的泉水边构筑营地，佩戴串珠在篝火前歌舞与生息劳作的壮美画卷”。

“考古中国——河套地区聚落与社会研究”为我国五千年文明史提供了可靠考古资料

新石器时代，人类活动的足迹遍布宁夏南北，目前全区考古已构建起“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菜园文化—齐家文化”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谱系，以隆德县周家嘴头新石器遗址为代表。2019年，“考古中国——河套地区聚落与社会研究”获准国家文物局立项，隆德县周家嘴头新石器遗址考古成为该项目宁夏片区的主要工作内容。

隆德沙塘遗址2015年发掘后航拍

周家嘴头遗址经过考古发掘，首次清理出仰韶早、中期房址遗迹，将宁夏的新石器文化年代从五千年左右提前了近一千年；其中发现了36座仰韶晚期陶窑，应是一个专门用于制陶的手工业性质的聚落遗址。遗址所呈现的经济形态以粟作农业为主，以陶器制作为专门手工业，以牛、羊为主的畜牧业经济已经萌芽，反映了当地自仰韶时期到齐家时期的生业结构，实证了宁夏大地上的文明曙光，为中华文明起源提供了可靠的考古资料。根据周家嘴头遗址的发掘情况，对周边的南华山区域、罗山区域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调查。通过考古调查，搞清楚了这两个地区新石器文化分布状况，南华山地区的文化主体依旧是菜园类型文化；罗山地区则包括仰韶和齐家两个时期的文化遗存，对研究仰韶文化和齐家文化在宁夏东部地区以及陇东、陕北地区的传播具有重要意义。进一步厘清了早期中华文明在宁夏的形成发展，显示了宁夏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地位，为“考古中国”增添了不可或缺的“宁夏力量”。

位于红河流域的彭阳姚河塬商周遗址是见证中华文明进入五千年后宁夏的一个典型代表，为中华文明起源传播提供了新材料。该遗址包含新石器仰韶、商周和战国秦汉等多时代文化类型，特别是商周时期的文化遗存更具代表性，并与中原商文化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彭阳姚河塬遗址航拍俯视图

考古成果荣获“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其中发现了商周时期的城址，城址内道路网和水网系统齐备、聚落结构较为完整；发掘了诸侯级甲字形大墓，墓主人应当是西周诸侯级别，这是西北地区首次发现的西周诸侯国国君级别的大墓；出土了原始瓷器、青铜器、玉器、象牙制品等种类丰富的文物；发掘了一处铸铜作坊，是目前所知西周早期位置最西北的一处。

发现的甲骨文，对认识研究我国的甲骨文增添了新内容，其中卜骨墨书、涂朱的特征具有殷墟甲骨文的遗风；其微雕刻辞属全国发现的第二处；发现了多个原来没有的单字，增加了西周甲骨文的单字数量。同时说明了宁夏是较早接受或者使用甲骨文的地区。

遗址内涵丰富，显然是西北边陲都邑，说明这里商周时是一处政治中心，为研究商晚期到西周时期中原王朝与西北边地的关系提供了全新资料，证明商周时期宁夏南部已经纳入中原王朝的管理之中，同时证明商代华夏文明已经传播并影响到了宁夏南部地区，这里已经进入“方位广大的中华文化影响圈”，实证了“中华文明从距今5000年到4000年期间的各区域文明各自发展，交流共进，转变为用中原王朝引领的一体化新进程”的史实。

百年宁夏考古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内涵和细节，宁夏地域文化全方位地汇入了我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之中

从秦汉开始的各个历史发展时期，宁夏一直处于中国疆域的大一统版图之中，诸多古迹遗址、座座重要墓葬、件件绚丽器物，都是实证。秦汉时期以“高平第一城”即今固原古城遗址和昫衍县城即今盐池张家场城址以及彭阳小河湾遗址为代表。

盐池张家场城址发掘现场

固原北周—隋唐墓地出土镇墓俑及墓志（志盖）

彭阳县幸福城秦—西汉早期墓地出土遗物

固原古城遗址是西汉武帝时从北地郡析分设置的安定郡的郡治。盐池张家场城址是秦汉时期宁夏中北部的第一城，属汉代的昫衍县城治和龟兹属国都尉驻地。彭阳小河湾遗址获“第三次文物普查全国百大新发现”，对探寻战国至汉代宁夏南部的置县情况有十分重要的价值。还有关马湖、常乐、暖泉等汉墓群，发掘墓葬约有200多座，出土了大量器物，是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有力证据。

中卫常乐汉墓M5后室清理场景

南北朝时期，北魏于436年在今宁夏域内置高平（今固原市区）与薄骨律（今吴忠市区）两镇，管理宁夏。宁夏平原“塞北江南”的美誉由北周开始，578年，北周将南陈的3万余众整体移民灵州（今吴忠），灵州“本杂羌戎之俗……其江左之人尚礼好学，习俗相化，因谓之塞北江南。”

隋唐时期，宁夏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存有大量文化交流和民族交融的文物，固原北朝隋唐墓地和盐池窨子梁唐墓群便是典型代表，丝路遗产增添了丝路文化的多样性，见证了“丝路精神”。

宋辽夏金时期，宁夏南部由北宋和金政权管理，中北部由西夏政权管理，这几个政权是中国疆域内的分立政权，是中国历史的组成部分。孝子砖雕墓、西夏陵、灵武窑址、拜寺口寺庙遗址等考古引人注目，均有重要发现。拜寺口寺庙遗址出土的《吉祥遍至口和本续》，将我国木活字的发明和使用时间从元朝提早到北宋早期，提早了一百多年。

元代，忽必烈封皇子忙哥剌为安西王，以京兆之地为其封地，驻兵六盘山，在今原州区开城建有安西王府，开城遗址是我国150处文物保护大遗址之一。

明代，宁夏的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元朝的中心腹地，变成为边防要地。明朝在边境要地设置军政合一的卫、所，从事屯防。其中在宁夏境内设置两镇五卫：两镇即固原镇（今固原）、宁夏镇（今银川)，五卫即宁夏前卫、后卫、左卫、右卫、中卫，修筑长城构建基本防御体系，是明朝军事建制的一大特色，宁夏境内的长城遗址丰富多样，被誉为“长城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