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新时代考古工作回顾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做好考古研究、中华文明阐释、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文化遗产保护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深刻阐述了中国考古学的重大社会政治意义和科学发展路径，为考古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国考古事业迎来向更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

安徽地跨长江、淮河、新安江三大流域，自然资源条件优越，自古以来就是人类繁衍生息的沃土，更是中国古代文化交流互鉴、融合发展的重要区域，在人类起源和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进程中占有重要地位。

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的指引下，安徽新时代考古工作目标导向和理念发生了深刻变化，工作实践和研究认识取得了重要进展。

目标导向和考古理念的深刻变化

新时代新要求。在考古学文化谱系构建与中华文明进程研究进一步深入的同时，研究中华民族文化基因和人文精神，揭示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及其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阐释中华文明的发展规律、价值取向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丰富历史借鉴与智慧启迪，成为中国考古学更高层次的目标追求。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成为时代要求。

与更高层次目标要求相适应的，是考古理念的变化、理论的发展和研究方向的拓展。马克思主义考古学、历史学的考古学、面向整个中国古代社会的考古学、面向世界的考古学等理念不断深化，理论体系进一步完善。聚落与社会考古，动植物、环境、工艺、基因等多学科、跨学科综合研究，历史遗存的科学、艺术、文化、社会、思想内涵阐释，考古学文化与人群、族群、生业模式的关系，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文化自信与历史自信，成为重点研究方向。

为了适应新的时代要求，从“十三五”开始，国家文物局筹划设立“考古中国”重大项目系列课题。安徽先后成为长江下游区域文明模式研究（从崧泽到良渚）、海岱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从大汶口到岳石）、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研究（夏商周）、夏文化研究、海岱地区夏商西周考古研究等课题的重要参与省份，同时继续参加中华文明探源研究。含山凌家滩遗址等19个考古发掘、整理项目和皖南先秦矿冶遗址等5个区域专项调查项目被纳入上述课题。

主要考古新发现和研究进展

旧石器时代

芜湖繁昌人字洞遗址

继出土的早期人类石制品得到学术界公认之后，2020和2021年的第八、九次发掘，在原生地层中出土了剑齿虎、中华乳齿象等哺乳动物化石，为同类动物及其生存环境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动物考古学证据。人字洞遗址距今约220-256万年，属早更新世早期，是迄今欧亚地区已知年代最早的古人类遗址，其发现为东亚人类起源，早期人类扩散、演化、生存方式及环境背景研究提供了重要实物载体。

东至华龙洞遗址

2012年以来先后四次发掘，发现古人类化石20多件，包括1具保存有眼眶和部分面部的完整头骨。同时发现石器、大量人工骨片和20多种脊椎动物化石。华龙洞人类化石年代距今约30万年，最新研究称之为古老型智人，填补了和县晚期直立人和早期智人——“巢县智人”之间关键环节的空白。

巢湖柳家2号遗址

2019-2021年发掘，出土石制品2100多件，主体年代距今约3-6万年，是安徽迄今发现石制品最多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优质燧石原料的广泛应用、中小型石制品和石片在整体组合中处于优势地位等技术指标指示遗存的石片石器工业特征，打破了以往学术界将安徽地区旧石器笼统归为砾石石器的传统认识。早晚连续地层石制品的大量发现，为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器技术革新和从打制加工技术角度进行旧石器类型划分以及长江下游乃至整个华南地区早期现代人行为模式研究提供了最新的科学材料，也为中国旧石器文化一脉相承和古人类早晚连续演化提供了新的考古学证据。

新石器时代

淮河流域

淮北渠沟遗址发现距今约8800-8600年、迄今安徽已知最早的新石器时代中期偏早阶段遗存；蚌埠双墩遗址核心区发现祭祀功能大型夯筑台基及居住区、仓储区；淮南小孙岗、定远军董大孤堆遗址分别发现双墩文化、侯家寨文化遗存；萧县金寨、宿州杨堡、固镇南城孜等遗址发现大汶口文化中晚期至龙山文化时期遗存；阜阳岳家湖遗址首次、固镇垓下遗址再次发现大汶口文化晚期遗存；太和殿顶子，阜南迎水寺，蚌埠钓鱼台、中杨，寿县丁家孤堆、斗鸡台、卫田，滁州前郢等遗址发现龙山文化时期遗存；蚌埠禹会村遗址发现内外城结构的龙山文化早中期城址。龙山文化王油坊类型南下在蚌埠、淮南到巢湖以北地区形成龙山文化禹会村类型。

长江流域

肥东南院遗址发现侯家寨文化遗存；郎溪磨盘山遗址发现马家浜、崧泽、良渚、钱山漾等文化遗存；含山韦岗、马鞍山申东等遗址发现崧泽文化遗存；含山凌家滩遗址3000多平方米红烧土结构大型公共建筑基址的性质得到确认；桐城魏庄遗址发现以薛家岗文化为主体的遗存；芜湖计村大城子遗址发现良渚文化中晚期遗存；肥西高古墩遗址发现大汶口文化晚期和龙山文化时期遗存；庐江杨墩遗址发现龙山文化时期遗存；芜湖凤凰嘴遗址发现广富林文化遗存；滁州前郢、庐江杨墩、繁昌马厂等遗址均发现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

新安江流域

新安江流域的歙县新州和黄山官山、刘家等遗址发现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其中新州遗址与钱山漾文化面貌接近。

上述发现，一是进一步完善了安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谱系：淮河流域，石山子一期文化-双墩文化-侯家寨文化-大汶口文化尉迟寺类型-龙山文化王油坊类型、禹会村类型；长江流域之皖西南地区，黄鳝嘴文化-薛家岗文化-龙山文化张四墩类型；环巢湖及皖南长江流域，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广富林文化；新安江流域，良渚文化—钱山漾文化。基本勾勒出了安徽地区早期社会复杂化的演进和早期文明的形成过程，展现了新石器时代安徽各区域之间及其与海岱、中原、长江中游、长江下游环太湖、新安江下游钱塘江流域及宁绍平原等周边地区交流互鉴、融合发展的态势和特点。

二是凌家滩遗址以其体现崧泽社会金字塔顶端的祭坛、墓地、大型公共建筑、内外环壕防御体系和优越位置环境，高度发达的玉石器加工业，明显的社会分层，统一的宗教信仰，被学术界公认为中华文明曙光的典型代表性遗存之一和中华早期文明的代表——良渚古国文明的源头。

以崧泽社会的视野认识凌家滩及类似遗存的功能和性质，成为新的视角和切入点。崧泽类新石器时代晚期考古学文化概念某种意义上或等同于区域社会概念，社会结构复杂化、层级化是其基本特点。如果把这个时期的区域社会结构看作一座金字塔，那么以祭祀礼仪为主要功能，以祭坛、掌管祭祀礼仪神权阶层的墓葬、相关生产生活设施及防御体系为核心内容的凌家滩遗存，无疑处于金字塔塔尖亦即崧泽社会的最上层。

2021年，凌家滩遗址入选全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

三是固镇垓下大汶口文化晚期、蚌埠禹会村龙山文化早中期、怀宁孙家城龙山文化中期三座古国文明阶段城址，良渚及后良渚时代龙山、广富林、钱山漾诸文化在安徽的分布和影响，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以良渚古国为代表的中华早期文明的区域性、阶段性、有限稳定性等模式和特征。

夏商周时期

夏代遗存的发现主要有，萧县前白等遗址岳石文化遗存；寿县斗鸡台、丁家孤堆，肥西三官庙、武斌大墩等遗址斗鸡台文化遗存；阜南迎水寺，定远陈家孤堆、军董小孤堆、神仙洞，桐城查圩等遗址二里头时期遗存；马鞍山申东、和县章四科大城子、郎溪磨盘山等遗址点将台文化遗存。

研究成果及认识的重要进展：

一是安徽淮河流域岳石文化、江淮地区斗鸡台文化和江南点将台文化的内涵得到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与二里头等同时期文化关系的研究进一步深入。

二是蚌埠禹会村、肥西三官庙夏代一头一尾两处遗址的重要发现，为“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桀奔南巢”等历史文献记载提供了考古学线索。三官庙遗址发现18件夏商之际青铜器，成为迄今唯一一处出土夏商之际青铜器的斗鸡台文化遗址、二里头遗址之外我国出土夏商之际青铜器数量最多和全国一次性出土夏商之际青铜器数量最多的遗址，并可能是我国迄今发现包括钺、戚、戈、凿、铃、牌的完整仪仗青铜礼器组合和“毁兵”习俗的最早案例。

三是铜陵师姑墩遗址的考古发现与多学科综合研究，将对安徽长江流域青铜冶铸历史的认识从此前的商周之际提前到二里头三四期亦即夏代晚期。

商代遗存的发现主要有，阜南台家寺、迎水寺，太和殿顶子，固镇南城孜，寿县斗鸡台，凤阳古堆桥，定远陈家孤堆，合肥枣树棵城墩，滁州范郢等遗址以中原商文化因素为主体的商代遗存；和县章四科大城子遗址商文化大城墩类型遗存；马鞍山申东、郎溪磨盘山等遗址湖熟文化遗存。

阜南台家寺遗址发现早商晚期至晚商早期大型建筑、专用储藏室、青铜器铸造作坊及陶范、祭祀用卜甲卜骨、高等贵族墓地及青铜礼器；阜南迎水寺遗址发现二里头二里岗之际至晚商最早阶段遗存；凤阳古堆桥遗址发现中商时期铸铜遗存。

这些重要发现，一是为安徽淮河流域商代聚落层级与布局，铸铜、制骨等手工业生产及区域特点研究提供了新材料；

二是丰富和拓展了安徽淮河流域和江淮地区商文化及商文化大城墩类型的内涵；

三是进一步厘清了湖熟文化的内涵特征及其与周代吴文化的源流关系。

西周至春秋时期遗存有较多发现。

淮河流域主要有，寿县丁家孤堆、斗鸡台，定远神仙洞、陈家孤堆、军董小孤堆等遗址西周时期遗存；阜南迎水寺西周中晚期到两周之际遗存；太和殿顶子，固镇南城孜、寿县卫田、蚌埠中杨、凤阳古堆桥、阜阳古城等遗址西周至春秋时期遗存；太和马庄、定远军董大孤堆等遗址春秋时期遗存。

长江流域主要有，滁州薄阳城、范郢、前郢，和县章四科大城子，合肥枣树棵城墩、安定寺大墩，肥西大包墩，巢湖成子墩，庐江岳庙双墩，桐城长家墩，怀宁琚新屋，繁昌马厂等遗址西周时期遗存；合肥大雁墩、肥西瓦屋郢、武斌大墩、刘小郢，庐江凤形、三板桥、梁墩、杨墩、丁家畈、海家墩、王家墩、坝埂，桐城查圩，马鞍山申东，芜湖计村大城子，郎溪磨盘山，泾县下街等遗址西周-春秋时期遗存；芜湖凤凰嘴等遗址春秋中晚期遗存。

合肥安定寺大墩遗址发现西周晚期自内而外由红烧土围垣、夯土围墙、人工围濠构成的环形建筑遗迹，是安徽江淮地区淮夷方国聚落类型的新发现。

合肥安定寺大墩遗址西周晚期红烧土围垣、夯土围墙、人工围濠构成的环形建筑遗迹

合肥大雁墩遗址西周时期青铜冶炼遗存，庐江凤形遗址西周晚期陶范、鼓风管、铜渣，庐江坝埂遗址春秋时期炉缸壁、陶范、石范，庐江丁家畈遗址西周中晚期-春秋早期铜锭，以及铜陵师姑墩遗址二里头三四期、安徽淮河流域多处商代青铜冶铸遗存的发现，凸显了夏商周时期安徽江淮地区作为“金道锡行”和南铜北进原料产地、通道和驻点的重要地位。

周代土墩墓有广德沟连凼西周晚期、广德南塘周代、宁国灰山春秋土墩墓，多为一墩多墓。

新安江流域主要有歙县新州、黄山刘家等遗址发现的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遗存。

战国时期以发现于淮河流域和江淮地区的战国晚期楚墓为主，主要有淮北渠沟，亳州西菜园，阜阳储台，固镇大楼，天长翟庄，凤阳乔涧子，定远军董大孤堆，寿县团结村、西圈和新城区，淮南胡台孜、三元孤堆、夏家孤堆、邱岗，六安黄花墩、上埂子和经开区，合肥桃花店等地的土坑木椁墓。亳州西菜园还同时发现战国晚期流行于中原地区的空心砖墓。

寿县西圈1号积炭墓、凤阳乔涧子2号墓年代均为战国早期，后者或可早至春秋晚期，墓主可能分别为蔡侯和蔡国贵族级别。天长翟庄战国晚期墓葬与扬州地区同类墓葬风格接近。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

秦代遗存少有发现。

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遗存非常丰富。以墓葬为主，主要有固镇东岗子，寿县西圈，凤阳乔涧子，定远军董大孤堆，来安徐郢，六安小庙，肥东小尹、南院，怀宁琚新屋等地的西汉墓；萧县公园世家地块，宿州黄疃，亳州西菜园，阜阳储台，固镇双李、徐庄，淮南邱岗，六安经开区，天长六里墩，合肥桃花店，肥东胡小郢、小黄村、朱村等地的两汉墓；阜阳訾营西汉、新莽、东汉墓；寿县团结村两汉、魏晋墓；淮南钱郢孜西汉、魏晋、南朝墓；固镇大楼两汉、六朝墓；天长大董庄两汉、西晋墓；萧县人民村，蒙城双龙村、立仓，涡阳大葛楼，定远枣树园，肥东三家村等地的东汉墓；寿县团结村两汉之际及萧县郭楼、刘庄东汉画像石墓；广德南塘东汉土墩墓；固镇龙滩东汉、六朝墓；长丰梁庄东汉、南朝墓；广德沟连凼东汉、东晋墓；蚌埠昌平街新莽、六朝墓；当涂洞阳东吴墓；当涂坨塘、陆家甸，寿县新城区定湖大道，广德团山等地六朝墓；宣城殷村六朝—东晋墓。

当涂洞阳东吴墓是安徽地区首次发现的前、后室四隅券进式穹窿顶结构砖室墓，在同类形制墓葬中规模仅次于南京江宁上坊大墓，大于安阳西高穴曹操高陵和苏州虎丘孙吴墓，随葬品使用了“九鼎八簋”陶礼器组合和大量金银器，环境极为优越，结合发现的“永安”纪年材料和相关文献，初步推断为吴景帝孙休夫妇合葬墓。

铜陵、池州等地发现汉代铜矿开采冶铸遗存，为汉代“铜官”和“丹阳铜”的产地研究提供了新材料。

隋唐宋元明清时期

重要发现：

一是窑址

主要有南朝晚期至隋唐的寿州窑；隋唐至宋元的萧窑白土寨、欧盘、夏村等窑址；宋金时期的淮北烈山窑址；唐五代至北宋的芜湖繁昌窑；明代早中期的凤阳乔涧子琉璃窑。

二是隋唐大运河（通济渠）遗址安徽段

主要有濉溪柳孜运河码头及桥墩遗址，泗县邓庄段、刘圩段及陆李、朝阳路、草庙路桥等地点，灵璧二墩子段及小田庄、凤山大道等地点和隋唐宋金不同窑口的瓷器。

三是墓葬

主要有六安上埂子、寿县团结村、长丰梁庄、肥东小尹、太湖卓家老屋唐宋墓，固镇大楼唐宋及元代墓，长丰埠里北宋家族墓地，南陵铁拐北宋灌浆墓，亳州西菜园、阜阳訾营、固镇徐庄、淮南三元孤堆及夏家孤堆、蚌埠昌平街、寿县新城区、六安经开区等地宋墓。以长丰埠里北宋家族墓地和南陵铁拐北宋灌浆墓最具地方特色。

四是城址和大型建筑基址

主要有凤阳明中都、濉溪长丰街明清酿酒作坊群、五河临北清代渡口及码头等遗址。

凤阳明中都遗址2015年以来的考古工作，厘清了城垣、水系、宫殿建筑体系的布局、结构、工艺和营建过程，弥补了宋元到明清时期宫殿制度转变关键环节的材料，印证了明中都在中国古代都城规划中上承宋元、下启明清的重要历史地位。

凤阳明中都遗址入选“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和“新时代百项考古新发现”。

价值意义及今后重点工作方向

旧石器时代的重要发现，实证了安徽长江流域是人类起源与演化的重要区域，并与长江中上游和中国其他地区古人类遗存的发现互为补充和印证，形成了人类起源与演化的完整证据链，为“现代人起源多地区进化说”和“东亚直立人到现代人连续进化说”提供了科学实证。

新石器时代的重要发现，展现了安徽在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文明—古国文明时期的生动画卷，实证了安徽地区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夏商周时期的重要发现，与文献反映的淮夷方国历史相互印证，为研究淮夷方国的聚落特点、生业模式、铜矿冶铸工艺、葬俗礼仪等社会生产、生活以及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和中原王朝对安徽淮河流域、长江流域的控制模式提供了重要实物材料，凸显了安徽江淮地区的自然资源和作为交通要道、文化走廊的区位优势。

秦汉至明清时期的重要发现，展现了安徽地区在科学、艺术、文化、社会、思想等多方面的重要成就。

安徽新时代的考古工作意义重大，任重道远。我们将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为总目标，以“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为总抓手，认真落实安徽省委、省政府推进优秀传统文化发掘、研究、保护、利用全链条建设决策部署，按照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安徽省文物局）讲好中国故事安徽文旅篇、激发文化遗产传承新活力的要求，科学统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大遗址等主动性考古和配合基本建设、土地出让前置考古，全力推进长江文化、淮河文化、新安江文化、大运河文化研究，为增强中国考古学在国际考古学界的影响力、话语权贡献安徽力量，以实际行动和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作者单位：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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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张怡 实习编辑 | 刘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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