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考古”深度解读 | 董新林：城市考古的新篇章、新高度、新成果

城市考古是历史时期考古学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按照古代城市沿革情况和保存状态的不同，中国古代城市遗址可以分为两大类：古今重叠型城址和荒野型城址。

今年入围“2021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名单唐代以后的3项成果恰好包含了两个城市考古类型。“河北正定开元寺南遗址”是典型的古今重叠型城市中的州城遗址；“黑龙江阿城金上京遗址”和“安徽凤阳明中都遗址”是荒野型都城考古的范例。三者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成果各具特色，丰富了城市考古的内涵。

近十年来，宋元时期城市考古工作越来越多，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考古发现。其中四川成都江南馆街唐宋街坊遗址（2008）、重庆渝中区老鼓楼南宋衙署遗址（2012）、上海青浦唐宋青龙镇遗址（2016）、重庆合川钓鱼城范家堰南宋衙署遗址（2018）、江苏张家港黄泗浦唐宋港口遗址（2018）都曾荣获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正定古城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北15公里处，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根据史料记载，真定（正定）自唐至明清一直作为州、府治所。正定古城保存状况好，是国内典型的州府级古今叠压型城市遗址之一，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

2015-2021年的考古工作，首次揭示出唐、五代、北宋、金、元、明、清等连续叠压的文化层，发现326处各类遗迹现象，出土7000余件复原器，其中不乏珍品。其较为重要的学术价值有三：

一是搞清唐宋金元时期开元寺的朝向。根据考古发现推测唐宋时期开元寺门址存在东向的可能；金元时期开元寺正门改为南向。从金朝起至现在，开元寺的南向中轴线没有变化。

二是确认唐五代子城城墙。唐五代城墙可分为两期。早期墙体建于唐初，废弃于唐中期；晚期墙体和夯土城台共同构成了晚唐五代时期的城墙防御系统。这是正定古城千年建城史的重要实证。

三是初步厘清宋金至明清时期民居街巷布局。开元寺南侧区域自北宋开始成为古城内重要的手工业作坊区或商铺、民居；金元时期城墙北侧开始出现大量民居、商铺，与开元寺南界北缩的情况一致；明清时期居民生活遗存发现较少，折射出城市重心发生转移。

在古今重叠型城市考古工作中，要实现学术目标的难度是很大的，因为现代建筑的干扰，我们并不能完全根据学术目标来进行考古发掘。可以说，目前我们并不了解正定古城在隋唐、宋金、元朝时等的平面布局情况。考古学者通过开元寺南遗址考古发掘，掀开了正定古城考古发掘和研究的新篇章。虽然目前的考古成果较为重要，但是这只能算是正定古城考古工作的“冰山一角”。我们期待以此为契机，能推动正定古城长期持续的考古发掘和研究，为科学复原正定这一府州级城市的布局和变迁提供更多的考古实例。

辽金时期都城和重要城址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是近十余年来城市考古的新亮点。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京遗址（2012）、吉林安图宝马城金代长白山神庙遗址（2017）、河北张家口太子城金代行宫遗址（2018）、吉林图们金代晚期东夏国都磨盘村山城遗址（2020）都曾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金上京会宁府是金王朝营建的第一座首都，是金早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中后期重要的陪都，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南2公里的阿什河左岸。金上京城平面略呈曲尺形，由南、北二城组成，总面积约6.28平方千米。现初步探明城墙上有83个马面和7个角楼等防御设施，并筑有12座城门，个别城门外有椭圆形瓮城。2013-2020年先后对金上京外城城垣和南门址、皇城内宫殿址、皇城外南侧大街道路等进行考古发掘，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极大地推进了对金上京布局的整体认识。

金上京皇城（即宫城）建于南城内偏西处。通过勘探确认，皇城平面为长方形，略呈东北—西南向，南北长约649、东西宽约503米。夯土城垣残存地下，未发现角楼。在皇城西墙和南墙外，发现有壕。在皇城内中部，自南向北有五重建筑基址整齐地排列在皇城的南北中轴线上，东西两侧还有回廊基址。

金上京皇城正门——南门的墩台和隔墙，以及城门两侧局部城墙等夯土遗迹，地表清晰可见，但皇城其他三面城墙基本不见于地表。2020年考古勘探确认皇城城墙的走向，并发现皇城东、西门址和北门址的线索。

2021年全面发掘了皇城“东门遗址”，确认了皇城东门的位置，并了解到东门的形制结构，以及皇城内的3座建筑基址和皇城内外道路及其排水系统等，获得了重要的考古发现。皇城东门属于断砌造的单门道城门，台基保存较好，台基上的城门建筑呈面阔三间，进深2间。断砌造单门道城门是宋金时期殿堂式城门一种新的特殊形式。金代行宫太子城南门遗址是这类城门；辽上京西山坡佛寺遗址在金代改建后，其殿堂式山门的北掖门也呈现断砌造侧门的形制。这为辽金时期城门的考古学和建筑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新资料。女真族建立定居的首都，本身就是对中华文化和制度的效仿和传承。可以说金上京多年的考古发掘和研究，使金上京考古和金代都城考古都达到了一个新高度。

明清时期考古学长期得不到足够的重视。近十年来情况有所改观，明清时期考古资料刊发越来越多。特别是明中都遗址和明清北京故宫考古的突出成果，得到了考古学界的充分认可。二者都曾入选全国十大考古发现的终评名单。

明中都是明朝计划营建的第一座都城，位于安徽省凤阳县。明中都虽未建成，但其规划的城垣、宫殿、坛庙、钟鼓楼、王侯宅第、军事卫所、路网水系等，都已初现规模，无疑具有重要的考古发掘价值。过去人们对于明中都的了解大多来自于文献记载和地面调查，对实际的城市布局认识有所偏差。从2015年起持续对明中都遗址进行的考古勘探和发掘，成果斐然。考古发掘揭示的承天门、外金水桥、“奉天殿”基址等为明中都宫城及其中轴线的建筑布局等带来了全新的认识。2021年关于前朝区核心宫殿基址较为全面的揭露，成果十分重要。

前朝区核心宫殿总体呈“工”字形，由前殿、后殿和穿堂组成，总长约108米，均位于夯土台基之上。前殿为面阔九间、进深四间。建筑东西通阔约70米，南北进深约32米。前殿后出一抱厦，通过穿堂与后殿相接。后殿也是面阔九间、进深四间，开间尺寸较前殿略小。建筑通阔约57.6米，进深约27.5米。后殿两侧接有连廊和附属建筑。后殿西侧附属建筑依次为连廊、门房建筑、连廊、角楼，角楼向南又连接宫院的西廊。较为特殊的是，在前殿中部偏后处（即可能摆放龙椅的位置），发现一座极纯黄土夯筑的中心台（长5.4、宽4.9、残深达4.5米）。中心台被前殿台基夯土所叠压，且正好处于整座宫城的几何中心点上，可能与都城规划中的择中理念有关。这是重要的考古发现。宫殿址发现的磉墩有多种尺度。前殿的小磉墩边长达5.5米，大磉墩则达11米见方。穿堂磉墩约3.8米见方，后殿磉墩约4米见方。前殿出土的巨型础石用料边长近2.8米，础面边长2.5-2.6米，覆盆直径达1.8米，体量为目前所见宫殿建筑础石之最。明中都宫殿建筑之巍峨壮丽由此可见一斑。

都城考古的核心工作就是搞清都城的布局和沿革。在这方面，明中都考古发掘工作做得比较好。其成果之重要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是初步确定明中都中轴线及其前朝主殿的主体布局。由于史料记载极为简略，明中都宫城内前朝主殿的形制格局并不清楚。2015-2021年“工”字殿等基址的发掘基本解决了40余年来的学术分歧，极大地推进了明中都布局的认识和研究。

二是基本厘清明早期宫殿建筑的基础做法和形制结构等。明中都三重环套、宫城居中，中轴线布局和“工”字殿基址等重要考古发现填补了中国古代都城宫殿制度由宋元向明清转变的考古资料空白。在元大都、明南京和明清北京城难以大规模发掘的情况下，明中都就成为研究明代都城规划理念和形制布局的关键环节。

三是详细的资料信息为探讨营造技术提供可能。明中都遗址及其中的诸多建筑基址保存较好。考古学者以最小干预的考古工作理念，对宫殿基址等采用“择半”发掘的方法，既用较小的发掘面积，搞清了整个区域的建筑布局和形制结构等问题，达到预期学术目标，同时又为大遗址持续保护等做出了贡献。这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四是明中都考古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明中都考古工作为研究明初建筑技术的发展提供了重要资料。其建筑用材之精美、建筑台基体量之大、建筑规制等级区分之严密等，都反映出明中都确是一座按照高标准营建的理想化都城。明中都的考古发掘不仅是明清都城考古重要的新成果，而且对于研究明代历史、中国都城规划史和建筑技术史等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入围终评的这三项城市考古的工作，都能够较好地做到多学科合作的发掘和研究，也注重对大遗址的有效保护。中国现代考古学已经历百年，但是城市考古在近20年才焕发出勃勃生机。除了传统的都城考古之外，州县城遗址等也逐渐得到考古学者的关注和重视。城市考古中田野发掘水平也在逐年进步和提升。伴随着城市考古主动性发掘项目的增多，越来越多的考古项目领队的学术目标越来越明确。重要的考古新发现也越来越多。精耕细作考古发掘和多学科合作研究逐渐成为当今城市考古的工作常态。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城市考古任重道远，需要考古学者长期不懈的努力和坚守，需要不断总结和提升田野发掘技术和方法，怀着敬畏之心，不忘初心，做好大遗址精细化考古发掘和关键性解剖发掘，并肩负起大遗址的保护职责。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本号刊载的作品（含标题及编辑所加的版式设计、文字图形等），未经中国文物报社授权不得转载、摘编、改编或以其他方式使用，授权转载的请注明来源及作者。

来源 | “文博中国”微信公众号

编辑 | 张小筑 实习编辑 | 刘婧涵

复审 | 郭晓蓉

终审 | 李 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