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考古参评项目 | 甘肃武威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

发掘单位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武威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天祝藏族自治县博物馆

项目负责人 陈国科

武威地区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位于甘肃省武威市西南，地处祁连山北麓，主要分布于武威南山区南营水库以西，冰沟河与大水河中下游北岸的山岗之上（图一）。

自清朝末年起，该墓葬群被人发现，1945年夏鼐、阎文儒等先生对其进行了考古发掘与研究，截至20世纪90年代，墓葬群已出土墓志九合，各类珍贵文物数百件。

近年来，随着吐谷浑喜王慕容智墓的考古发现，使人们对该墓葬群的布局及相关问题产生了一些新的认识。为推动武威地区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的考古发掘、保护与研究，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由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牵头，联合陕西师范大学、荆州文物保护中心、陕西历史博物馆、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南京博物院等高校和科研单位及武威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天祝县博物馆等地方文博机构组建吐谷浑考古项目组，对该墓葬群展开了持续的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及文物保护与研究工作。经发掘研究确认，该墓葬群规模宏大、年代明确、内涵独特。现将相关情况介绍如下。

2019年，项目组发掘了吐谷浑喜王慕容智墓，该墓位于天祝县祁连镇岔山村所在的山顶之上，东距青咀、喇嘛湾墓群约15公里，是目前发现唯一保存完整的吐谷浑王族墓葬。

墓葬结构为带斜坡墓道的单室砖室墓，由墓道、壁龛、封门、照墙、甬道和墓室组成，其中墓道底部殉整马两匹，墓道壁龛内出土有鼓吹仪仗俑群，照墙、甬道和墓室墙上绘制有门楼图、人物图及星象图壁画，墓室内西侧设棺床，置木棺一具。墓内出土大量精美的随葬品，包括武士俑、镇墓兽等镇墓神煞俑；骑马俑、风帽俑、文官俑、武官俑等出行仪仗俑群；狗、羊、鸡等家畜家禽俑；漆盘、银匙、磨、叉、笙、排箫等饮食乐舞模型；陶罐、陶盆、胡床、六曲屏风、大型彩绘木质床榻等生活实用器及随葬明器；铁甲胄、马鞍及各种鎏金银马具、弓、胡禄等成套武器装备。其中有多件珍贵随葬品皆为国内同时期相关文物首次或罕见的发现（图二～六）。

甬道正中出土墓志一合，时代明确，内容丰富，显示墓主为吐谷浑末代国王慕容诺曷钵第三子，“大周云麾将军守左玉钤卫大将军员外置喜王”慕容智。墓志首次提及武威南山区“大可汗陵”的存在，墓志左侧面还刻有两行利用汉字偏旁部首合成的文字，初步判断为吐谷浑文，是目前所见依据汉文创造的年代最早的游牧民族文字（图七）。该墓葬的发现为研究后期吐谷浑王族谱系、葬制葬俗等相关问题提供了重要材料，是吐谷浑墓葬考古的重大发现。

2020年，项目组对南营水库以西，冰沟河与大水河流域约400平方公里的范围进行了系统考古调查，并对部分核心区域及墓葬疑似区进行了勘探，确认吐谷浑王族墓葬共计23座。

同时，项目组整合国内多家单位资源，结合液压升降、移动航车、环境控制设备、X射线荧光仪、三维扫描仪、红外光谱仪、超景深显微镜等多种高科技设备，对慕容智墓出土文物进行了保护修复，并对慕容墓出土棺木进行了实验室清理。

经清理确认慕容智墓棺木保存完整，棺内见人骨一具，仰身直肢。墓主身着唐朝官服，头枕鸡鸣枕，挽髻，戴巾子并簪金钗，头套金质下颌托，面罩丝织覆面，腰束嵌金蹀躞带，身前放置象牙笏板，盖丝质衾褥，身旁放置有盘、碗、碟、筷、勺、胡瓶等餐饮器具；笔、墨、纸、砚等文房用具；漆奁、镜衣、粉盒、骨笄、木梳等梳妆用具；嵌金匕首、豹皮弓韬、贴金花漆木胡禄等武器装备。墓主身着丝织衣物多达十四层，其内包括绢、绮、绫、锦、罗、纱、缂丝等传统丝织品种类兼备；团窠纹、对狮纹、翼马纹、对鹿纹、凤纹、麒麟纹等唐代丝织品纹样兼备；夹缬、扎染、刺绣等唐代丝织品制作工艺兼备，为国内外所罕见（图八～一四）。

2021年，项目组以解决“大可汗陵”具体位置、布局问题及丰富吐谷浑王族墓葬群文化内涵为主要学术目标和任务，对新发现的天祝县祁连镇长岭-马场滩区3座墓葬进行了考古发掘。

3座墓葬皆位于流经长岭-马场滩区冰沟河北岸的山岗之上，坐北朝南，西距慕容智墓约5公里，东距青咀湾、喇嘛湾墓群约10公里。墓葬均为带斜坡墓道的“甲”字型单室砖室墓，其中马场滩M1还附带一侧室，甚为罕见（图一五）。墓道内均有整马殉葬，1-3匹不等，亦见有烧殉的羊骨、牛骨等（图一六）。墓室遭盗掘顶部均已坍塌，局部墓壁见有壁画痕迹，北侧设砖砌棺床，棺床南侧偏西设有祭台。墓葬均为单人葬，人骨散乱。墓室内出土有漆、木、陶、石、革及各类金属器等随葬品290余件，以残漆木器居多，部分漆木器上有彩绘，并贴有金、银箔，做工精美，装饰华丽（图一七、一八）。

从马场滩M2出土的开元二十七年（739年）《冯翊郡太夫人党氏墓志》可知，该处墓群为唐早中期吐谷浑蓬子氏家族墓地（图一九）。此次发掘厘清了吐谷浑“大可汗陵”的大致范围，廓清了武威南山区吐谷浑王族墓葬群的基本布局，进一步丰富了墓群文化内涵。墓葬发现及墓志有关吐谷浑蓬子氏的记载，对研究吐谷浑史、唐与西部少数民族关系史、唐代军事建制，特别是安史之乱前后唐蕃战争、延州阁门府及“安塞军”的来源等一系列问题具有重要价值。

2019至2021年武威地区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的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通过多学科合作、系统区域调查和科学发掘，使我们对该墓葬群布局、文化内涵方面有了全新的认识。

其中出土的大量精美文物和墓志文字，为研究唐代吐谷浑家族谱系、吐谷浑墓葬及相关问题提供了重要材料，也为研究和复原唐代高等级墓葬及其葬制葬俗等提供了重要借鉴，还丰富和拓展了丝绸之路物质文化资料，对推动唐与丝绸之路沿线民族关系史、交通史、物质文化史、工艺美术史等相关领域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近三年来关于武威地区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创造了唐代考古的多个首次：首次发现唐代白葡萄酒实物遗存、木质胡床、成套铁甲胄、六曲屏风、大型木质彩绘床榻、笔墨纸砚、木列戟屋模型；首次确认吐谷浑文、吐谷浑篷子氏家族墓地；首次发现如此大量且保存完整、种类多样的唐代丝织品。

通过近年持续的考古工作，现可初步将武威吐谷浑王族墓葬群分为以慕容智墓为代表的岔山村区（“大可汗陵”区）、以弘化公主和慕容忠墓为代表的青咀-喇嘛湾区（“阳晖谷”陵区）和以党氏墓为代表的长岭-马场滩区（“白杨山”陵区）三大陵区（图二〇）。墓群整体呈现出“大集中、小分散”的分布特征和“牛岗僻壤、马鬣开坟、地踞龙堆”的墓葬选址特征。

最为重要的是该墓群的发现，使我们能够从文字或实物层面，生动揭示吐谷浑民族自归唐以后近百年间逐渐融入中华文明体系的历史史实，并从中窥见归唐吐谷浑人思想观念、物质生活、文化认同等历史细节的变迁。为推动武威地区吐谷浑王族大遗址群的可持续发展和保护利用提供了重要基础；为丝绸之路文化系统的丰富和完善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研究提供了典型案例；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提供了学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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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文博中国”微信公众号

编辑 | 张小筑 实习编辑 | 刘婧涵

复审 | 郭晓蓉

终审 | 李 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