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书丨铜镜、古坟与国家形成——读下垣仁志《古墳時代の国家形成》
日本考古学的绳文时代、弥生时代、古坟时代各有特色。绳文时代的日本列岛处于食料采集阶段(相当于处于狩猎采集社会),其主要研究对象是绳纹陶器和环境及生业;弥生时代的日本列岛处于食物生产阶段(相当于进入农耕社会),其主要研究对象是稻作农耕、青铜祭器和环壕聚落;古坟时代的日本列岛处于国家形成阶段,其主要研究对象是古坟、铜镜。而现任京都大学准教授的下垣仁志的《古墳時代の国家形成》一书,即是试图从古坟和铜镜入手研究日本列岛国家成立过程的专著。
书名:古墳時代の国家形成
著者:下垣仁志
出版社:吉川弘文館
出版日期:2018年4月1日
定价:6800円
作者下垣仁志(シモガキ ヒトシ,Shimogaki Hitoshi)1975年生于东京都,本科、硕士和博士就读于京都大学,并在京都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硕士论文题目是《古墳時代前期における倭製鏡の編年と流通》(《古坟时代前期倭制镜的编年与流通》),博士论文题目是《倭王権構造の考古学的研究》(《倭王权构造的考古学研究》)。出版专著包括:《三角縁神獣鏡研究事典》吉川弘文館2010/07、《古墳時代の王権構造》吉川弘文館2011/04、《日本列島出土鏡集成》同成社2016/12、《古墳時代の国家形成》吉川弘文館2018/04、《古墳時代銅鏡論考》同成社2018/06,并有译著《考古学的思考の歴史》同成社2015/03(B. Trigger的History of Archaeological Thoughts一书的日译版),发表论文60篇(作者信息源自https://kyouindb.iimc.kyoto-u.ac.jp/j/sO9hV)。
下垣仁志在他的这一本专著中充分体现了新一代日本考古学者不但对于国际上的国家起源研究和学术史的熟稔,以及日本学术传统中细致入微的研究特色。
在对学术史的回顾中,下垣仁志反思了1990年代初都出比呂志在H. Claessen影响下提出的初期国家论以及在此之后日本考古学界的各种动向。都出比呂志的初期国家论的主要观点是从阶级分化、生产资料的剩余、对人民的支配和强制力四个国家形成的指标并结合考古资料来看,初期国家形成于三世纪中叶(古坟时代),于七世纪产生成熟国家即律令制国家。此后,日本学界对于西方理论的引入包括1960-1970年代诞生于法国的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修正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和基于迈克尔·曼(M. Mann)的社会权力理论。这其中最为引起作者关注的是克里斯蒂安森(K. Kristiansen)所提出的两条“进化轨道”的设想,即一条酋邦基于基本物资财政(对粮食等基本生活物资的控制)的以满足集体志向为目的的经由集权古代国家而迈向帝国的道路和一条酋邦基于富裕物资财政(对玉器、铜器等威权物品的控制)的以满足个人志向为目的的经由分权阶层社会而迈向都市国家这两条“进化轨道”。克里斯蒂安森的这种对单线进化论的修正以及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中对于中心-周边关系的思考被作者认为较为符合日本列岛国家形成研究的情况。下垣仁志认为研究过程不能简单照搬外国的理论,而应该在仔细打磨日本列岛国家起源的研究后,再将研究推向国际,以达到双赢的效果。
接下来,作者用绝大部分的篇幅对铜镜和古坟进行了细致的分析,进而研究日本列岛的国家形成过程。铜镜属于遗物、古坟属于遗迹,如何将遗物与遗迹结合来进行研究,一直是考古学研究的难点。小林行雄对于日本古坟时代的同范镜进行了出色的研究。通过对出土铜镜的铸造痕迹和纹饰进行仔细比对,小林行雄将可能用同一块范铸造的铜镜串联起来,由此建立了古坟时代的社会网络。另一方面,近藤義郎等学者则专注于对古坟本身进行研究。但是对于古坟的形制尺寸以及其空间分布的研究存在一定缺陷,即历史上曾有过刻意毁坏古坟的行为以及仍然存在未被发现的古坟。传统考古学的长处在于通过地层学和类型学研究器物的分期与编年,并将结果放在地图上以研究文化的分布与变迁。同样是考古研究的“三板斧”,下垣仁志将其巧妙运用,并用于解决国家形成的问题。下垣仁志将通过其他器物的编年得到的古坟的埋葬年代、古坟中人骨的死亡年龄和古坟中出土的铜镜的制造年代进行比对,并发现在出土铜镜以倭制铜镜为主的情况下,铜镜的制作年代与古坟的埋葬年代基本相差在25年以内且与墓主的死亡年龄不相关。而当出土铜镜以中国制铜镜为主的情况下,铜镜的制作年代与古坟的埋葬年代基本相差在75年以上,且这一趋势与死者的年龄无关。下垣仁志还发现中国制铜镜的传世现象,截止于古坟时代前期末段,而倭制镜为主的铜镜埋葬的古坟年代下限在古坟时代中期甚至古坟时代晚期。
由于自弥生时代开始,日本列岛就与大陆有着长期贸易往来,中国制的铜镜得以大量流入日本列岛,地方首领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得到中国制的铜镜,并可以传世保存。然而,中国制铜镜的传世现象截止于古坟时代前期,生产后短时间内被埋葬的倭制镜的现象则延续到古坟时代中期,意味着古坟时代前期和中期之间发生了大的变化:中国制铜镜的传世现象消失,生产后短期内被埋葬的倭制镜占据了铜镜流通网络的主体。下垣仁志认为虽然弥生时代晚期在畿内地区出现了“纒向遺跡”这样的大规模遗址,但是日本列岛的国家形成(他称之为“畿内政权”)始于古坟时代中期,而古坟时代后期则形成了全日本列岛范围的国家,并随着大阪陶邑窑址群的出现并成为流通日本列岛的须惠器的生产中心,制盐和制玉作坊的出现,以及铁器锻冶、马匹饲养、道路系统开发、部民制等等因素的出现开启了日本的律令制国家时代。
同样是基于对铜镜的分析,下垣仁志的研究建立在扎实的铜镜分期编年的基础上,并由此展开来研究日本列岛国家形成过程。下垣仁志认为铜镜纹样具有意识形态特征,铜镜本身属于“威信财”(威权物品,prestige goods),同时铜镜的分配反映了地域之间的组织关系,因此对于铜镜的研究符合迈克尔·曼的社会权力理论所涉及的权力资源模型相关的几个领域的划定(意识形态、经济、军事、政治)。
本书对于中国考古学界所关注的国家起源研究有着若干启示。首先,每位学者都有自己的专长,与其涉足自己所不熟悉的领域得到一番宏大叙事,不如立足于自己的专长,深入挖掘;其次,每一时代都有其研究的特色所在,诸如生业经济和聚落考古之于新石器时代,冶金和青铜器研究、手工业研究之于青铜时代,研究自然要立足于时代特色,还要注意不仅满足于对于现象的描述,而要运用各种分析手段揭示现象背后的“真相”和“脉络”。
当然,日本考古学研究日本列岛国家形成过程也存在自己的特色,诸如对于中华王朝体系的依存关系和与朝鲜半岛诸政权的互动,铁器的传入也大大缩短了生产力发展所需要的时间,从而大大缩短了日本列岛进入国家阶段所需的时间。
阅读日本学者的研究,也给我一种感受,即不能照搬西方学者提出的各种假说和理论,应该在吃透考古材料的基础上有选择地吸收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学术研究不能平地起高楼,脚踏实地扎扎实实地研究取向,也应该成为中国考古学所要走的道路。
附记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云冈研究院院长杭侃先生给予本文宝贵的修改意见,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本文作者:宋殷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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