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稻”上山，听这10位学者怎么说

2021年是中国考古学诞生一百周年，也是“上山文化”命名15周年。11月21日，“稻·源·启明——浙江上山文化考古特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当天下午，“万年浙江与中华文明”学术座谈会在国博会议室举行。

座谈会现场

座谈会邀请到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中国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以及美国斯坦福大学、英国伦敦大学等10余个研究机构及海内外高校的近30位研究相关领域学者，就上山文化的相关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二十一年，“上山”的路

座谈会伊始，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上山文化发现者蒋乐平研究员从上山文化的年代与分期和上山文化遗存特质两方面阐述了上山文化的内涵及意义。他表示,相较于长江中游同样显露若干稻米信息的早期新石器时代洞穴遗址，上山文化有三个显著不同的特点。第一，上山稻作包括栽培、收割、脱粒加工和食用的系列内容，一种崭新的农耕行为体系已经初步形成；第二，走出洞穴，占领定居于新石器时代活动中心的旷野地带，这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真正开始；第三，上山稻作是一种没有中断并出现稳定进步的文化现象，随着上山文化的发展而传播。一种生业经济行为，与一个群体的生存与繁衍，发生了真实的关系。这一遗存信息及其传递的文化意义，超越了早期穴居遗址的时代属性和历史属性。

从考古人在上山遗址发现迈出的一小步，到如今遍布金衢盆地附近地区的20处上山文化遗址群，已整整过去了21年。座谈会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赵辉教授回忆了20年前与蒋乐平先生初次探讨上山遗址时“小心翼翼”的场景，并重点对仙居下汤遗址考古寄予了期望。赵辉表示，上山文化的研究有偶然因素，如今20年了，希望未来的研究能有一个比较全面、系统的设计，要做一个遗址，应该是做一个社会的社群的整体。希望通过进一步的发掘，把上山文化所处的那个年代的社会各方面情况能够研究出来。

“它是一个比较全面的、典型的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遗址群和文化，可以说柴尔德就新石器革命提出的诸多特征，均在上山文化中得到充分体现。除了连续性之外，创新性也值得我们高度重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表示。与此同时，王巍也对“稻·源·启明——浙江上山文化考古特展”给予高度评价“什么是好的展览？要让人看得懂、有意思、受教育。我觉得这个展览将这三点完美地结合起来了。”

全球化视角下的“上山”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考古学学院傅稻镰(Dorian Q Fuller)从全球化视角出发，介绍了上山文化对世界考古的重要性。他首先回顾了戈登·柴尔德在20世纪30年代定义的“新石器时代的革命”，傅稻镰认为上述定义中所提及的变化都可以在上山文化的考古记录中找到，可以说，上山文化是从旧石器时代向农业时代转型的开端，上山是新石器时代开始的文化转型和人类生态转变的关键转折点之一。

通过全球化视角，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研究员阐述了上山文化遗址群的发现及其意义。以近东地区、西亚等地的农业起源为例，陈星灿认为，其农业起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具有一系列不同于中国的特点，首先是定居先于农业；其次是农业先于制陶。陈星灿强调，上山的特殊之处在于“定居和稻作起源同时发生”。他建议，假若还存在更早的阶段遗存的可能，或许今后可将探索的视野放在金衢盆地之外，去找到更多的遗址点，农业起源也许是更大范围。但毫无疑问，上山文化是目前我们知道的最早的定居和农业社会。

植物考古人问“稻”上山

稻，作为一种植物被人类选择的特殊性在哪里？上山的那一粒稻米对全人类的价值和贡献又表现在哪里？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秦岭教授给出了答案。“它是人类历史上唯一利用的在湿地里生长的一种植物，只有人们有意识地利用湿地这个特殊环境，才会去发现和利用。而且它们的繁殖性弱，遗传性又是单纯的单线演进。古人对水稻的驯化可谓是人类创造力的集中体现。由此可见，人类改造行为本身就意义重大。”她接着解释了上山文化的意义何在：“首先是上山文化稻作农业的延续性，一直到良渚国家文明的产生都是一脉相承的过程。其次，就是上山文化给我们很多线索去重新考虑驯化的速率和驯化的定义。这方面，我们也在借助一些先进手段，比如通过利用Micro CT对羼和稻壳的陶片做断层扫描再做进一步研究。”秦岭还强调，稻作农业是“何以中国”的基础，稻作向印度次大陆、东南亚地区传播促成了南太平洋岛屿的新石器化进程和太平洋文化圈的格局，向东北亚地区传播，奠定了东亚文化圈的基础。

自嘲为“谁是最早栽培稻这个问题纠结了20年”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赵志军研究员如今“突然醒悟”。“我们要研究的是稻作农业的起源，是人类行为的转变。我们应该把精力回过头来放在考古的角度去找人类耕种行为的遗迹、遗物等考古证据。如此看来，上山遗址在稻作文化中的地位就尤显重要。因为在我们现在出土早期稻遗存的几处遗址，只有上山文化给我们提供了充足的人类农耕生产行为的考古证据。”

那一抹红是上山的底色

除了稻作农业、定居村落外，上山文化另一张“金名片”则是彩陶。一件件红衣陶器，印证了那一抹红是上山先民最偏爱的颜色。绘有白彩的太阳纹符号、形似八卦的线条也引发学者的无限遐想......

义乌桥头遗址出土陶壶

喇叭口、束颈、腹似腰鼓、通体红色且曲线流畅，外壁涂抹一层红色陶衣散发出明亮的光泽，内壁表面则覆盖一层细腻的乳白色涂敷层。这件义乌桥头遗址出土的陶壶让不少学者印象深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仁湘研究员认为，“最精致的那件陶器，它的器形很先进、甚至可以说有点怪，会觉得不应该属于那么早的时代，但确实出现了。”“像极了宋元时期瓷器的造型，但竟然是八九千年前，这在中国史前艺术中绝对是陶器最杰出的代表！”王巍补充道。

王仁湘称上山文化的彩陶就是当时的“高端”手工业。他表示，尽管上山陶器器型简单，但具备了成熟的制作工艺，尤其是化妆土技术，还有彩绘、渲染、用彩搭配等。“就彩陶而言，它是目前全球范围内能够确定的年代最早的。值得一提的是，纹饰的绘制别有用意，用红色为底、用白色来做妆扮，来表现艺术，来表示自己对世界的观察和理解，特别是象征性的集合图案的出现，这些还需要进一步仔细观察和研究。我们过去可能低估了史前的艺术。”王仁湘说道。

展厅内景

农业的起源是人类进化中的里程碑。美国斯坦福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刘莉教授强调，上山文化的陶器和其他地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的器形，在一开始就比其他地区复杂，不仅有大口盆、还有小口鼓腹罐，它的功能应该是多样化的，体现了更先进的一些特点。其中有一些小口罐，刘莉推测符合早期酿酒的工艺，结合残留物分析，这种器形可能和酿酒有直接的关系。

打造“上山文化”金名片 高标准推进申遗工作

上山文化遗址群申遗的价值应如何提炼？遗址群的保护与展示工作之间如何加以平衡？它的申遗工作有何初步设想？

众所周知，申遗工作是一项重大而复杂的工程。在谈及上山文化遗址群申遗时，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陈同滨研究员表示，针对其突出普遍价值(OUV)的阐述，上山遗址可见证人类文明重大进程中农业起源的稻作起源，符合申遗标准III—见证价值；上山遗址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新石器时代”典范，符合标准IV—典范价值。陈同滨还强调，上山遗址群申遗的意义在于，首先它可见证中国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农业起源中的“稻作起源”；是继良渚古城遗址之后，可直接提升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又一重大文化遗产，揭示了钱塘江流域的文明发展对东亚地区文明进程的贡献，填补了世界遗产中稻作起源的类型空白；这也是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考古学的标志性成果。

此次座谈会上，中国考古学界泰斗级人物、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组成员、北京大学资深教授严文明专门发来贺信，信中提到，经过20年发掘与研究，上山文化已明确了两个世界第一，稻作农业世界第一，彩陶世界第一。

“上山考古研究20年给大家带来了很多惊喜，但仍是小荷才露尖尖角，只走出了第一步。考古研究再发力、保护宣传多支招、推动申遗聚共识。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浙江很幸运，先民为我们留下了上山。”诚如浙江省文旅厅党组成员、省文物局局长杨建武所言，立足当下、展望未来，验证已知、探寻未知、颠覆认知，惟有扎扎实实全力把这一厚重的文化遗产保护好、研究好、宣传好，才能脚踏实地把“上山”的路走好。

据悉，上山文化工作得到了浙江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实施方案（2021—2025年）》和《中共浙江省委关于加快新时代文化浙江工程的意见》中已明确提出要“推进上山文化申遗”。同时，上山文化工作已列入浙江省旅游业发展“十四五”规划、浙江省文物博物馆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

作者：张小筑

本号刊载的作品（含标题及编辑所加的版式设计、文字图形等），未经中国文物报社授权不得转载、摘编、改编或以其他方式使用，授权转载的请注明来源及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