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度西南考古协作会暨古蜀文明与西南夷学术研讨会综述

2021年10月14日至15日，由四川省文物局、成都市文物局指导，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主办的“2021年度西南考古协作会暨古蜀文明与西南夷学术研讨会”在四川广汉召开。来自川、云、贵、渝、桂、藏六省区市的考古文博机构、高校考古历史院系相关领域负责人和学者，以及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文物出版社、中国文物报社等十余家单位的90余位代表参会。

开幕式上，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颜劲松、四川省文物局局长王毅先后致辞，开幕式由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李映福教授主持。颜劲松在致辞中首先回顾了历次西南考古协作会的主题与举办地。历次协作会议对西南考古界强强联手、整合资源、共创辉煌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2021年恰逢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百年，以四川三星堆遗址为代表的重大考古发现震惊海内外，四川省考古学会也于今年成立，同时还举办了“纪念金沙遗址发现20周年国际学术会议”等系列活动。这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9·28”重要讲话精神，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致敬中国考古百年征程，不断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根脉的又一具体行动。相信本次会议将在西南考古协作历程中留下重要一页。

王毅在致辞中表示，新时代要有新思想和新做法。如今，西南考古协作会的举办具有重要意义。诚如王毅所言，“真正地感觉到西南地区考古从未像今天这样重要过，在中国考古学发展历程中，过去100年，与黄河、长江流域考古相比，西南地区的步伐慢了一些。但是最近十几年，这一局面有所改变。”具体到巴蜀研究而言，川渝地区的合作就显得尤为重要，可以说在当下，没有区域间的协作就难以取得突破性成果。王毅在讲话中还强调了年轻考古力量的重要性，他们的身影出现在三星堆、江口、稻城等遗址上，深感其迸发出的强大活力与能力。站在新百年起点上，年轻人成为推动西南考古蓬勃发展的强大动力，期待他们能突破原有的设想，以广阔的视野看待西南考古，在新时代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会议围绕“古蜀文明与西南夷”主题，展开4场学术研讨会和2个工作座谈会，共有18位学者围绕史前时期的中国西南、巴蜀考古新成果、云贵高原考古的新进展、西南地区历史时期考古的新进展进行学术演讲，集中展示近年来西南地区考古工作的重要成果。

史前时期的中国西南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郑喆轩副所长汇报了四川旧石器时代考古新进展，主要是皮洛遗址的重大收获。该遗址为川西高原极高海拔地区约百万平方米的超大型遗址，遗址发现罕见的旧石器文化三叠层，为四川地区青藏高原树立特定时间的区域文化序列提供最大标识。这一发现远远突破了既往对早期人类登上青藏高原的规模及过程的原有认识。十几万年，甚至二十万年前的古人类已经能频繁登上高原，代表着早期人类的行为能力、登上高原的模式远超预期。

四川稻城皮洛遗址出土石器

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胡越副教授对中更新世晚期中国西南地区的预制石核技术做了汇报。介绍了四川旧石器的各个遗址点、旧石器的工业面貌（阿舍利技术体系、小石片石器、石片石器、砾石石器）和文化传播路线。观音洞遗址及其勒哇娄瓦技术是东亚最早的预制石核技术，生活在观音洞的古人类和同期非洲、欧洲、中亚地区的古人类具有相似的行为能力，人口迁徙交流事件可能在旧石器中期早段就已经发生。

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赵德云教授汇报了海门口遗址研究进展以及2016年以来田野工作的收获与思考。四年的考古工作勘探出海门口遗址的分布范围，初步确认并明确范围的遗址共7处，其中先秦时期遗址6处。证明了海门口先民滨水环境的居住行为存在广泛的“垫土”现象。结合植物、动物、冶金、环境考古等科技信息的采集，后续将开展室内实验室工作。由于遗址东区与西区文化面貌差异显著，他倾向于认为早期人类活动在海门口遗址西区较小范围内，公元前1500年或稍后，新人群进入地势较低的临河区域，公元前800年左右又有一支势力较大人群迁移至剑川坝子，先后两次进入新的人群，应该与原住民之间保持和谐共处关系。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黄明博士汇报了近年来成都平原环境考古工作新进展。首先，他提出成都平原史前聚落变迁是自然和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影响古蜀先民迁徙的环境因素可能主要是地貌和水文环境的变化。第二，不同时期聚落空间、规模的变化反映出古蜀先民对成都平原自然环境不断适应的过程。第三，与宝墩文化、十二桥文化时期遗址相比，三星堆文化时期聚落分布较为特殊（聚落少、海拔低、沱江流域），从自然环境角度可以理解古人选址于三星堆的原因，但无法很好地解释岷江冲积扇，特别是青白江以南区域基本没有发现三星堆文化遗存这一现象。第四，成都平原的考古工作大多是配合基建进行的，理论上基建工作较多的区域也是遗址点发现较多的区域。温江——郫县——成都一线以及成都——青白江——新都一线均是近年来基建工作进行较多的区域，因此上述区域遗址分布较多可能跟上述因素有一定关系。

四川成都新津宝墩古城遗址发掘航拍

四川成都新津宝墩古城遗址大型建筑基址F1航片

四川大邑县高山古城遗址墓地

巴蜀考古的新成果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冉宏林副研究员简要介绍了2019年至今三星堆祭祀区的勘探、发掘等工作进展。目前基本明确三星堆遗址祭祀区的堆积状况与空间格局，进一步深化对三星堆遗址整体聚落结构的认识。在祭祀坑的西侧还发现有矩形沟槽和小型圆形坑，推测可能是另一种祭祀坑。八座祭祀坑与其他祭祀遗存集中分布于呈西北-东南走向的长方形区域内，与金沙遗址长方形土台走向规格类似。初步明确各坑年代，其中，四号坑出土大量烧火用的陶器碎片，测年年代是在距今3200年到3000年之间。八号坑还发现有大量的跟以往所认为的“祭祀坑”埋藏文物不太相同的出土文物，比如红烧土的残块，还有像地板砖的石壁残块等，推测八号坑的性质应该是属于“祭祀器物掩埋坑”。

三星堆遗址出土遗物

三星堆遗址K4出土铜扭头跪坐人像

三星堆遗址K3出土黄金面具

三星堆遗址K3出土铜人头像

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代玉彪副研究员介绍了重启的冬笋坝遗址考古发掘成果。遗址主体遗存是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的巴文化墓葬。以冬笋坝为代表的嘉陵江流域及渝西地区与渝东地区巴文化，墓葬形制等方面都有着较大的差异，表明二者属于巴人不同的族群。冬笋坝遗址的发现，为研究嘉陵江流域与渝西巴文化船棺葬提供了新的资料，此次发掘项目的重启有助于进行“川渝巴蜀文明进程”课题预研究，促进成渝两地双城经济圈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

重庆冬笋坝遗址M88出土铜钺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李万涛副研究员介绍的彭山区大坟包墓地年代从战国晚期一直延续至明清时期，其中大量墓葬发现排水沟（排水设施）。大坟包遗址的发掘为研究新莽至东汉墓葬的营建方式、墓葬形制等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大坟包墓地紧挨舞阳城遗址，为一处大型公共墓地，为研究武阳城遗址的相关问题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该墓地随葬品组合的变化，体现了巴蜀区域文明向中华文明统一的进程，有着重大的学术价值。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田剑波副站长代表周志清研究员介绍了四川盐源县老龙头墓地第四次考古发掘的成果。发掘构建了盐源盆地青铜时代商代晚期至西汉年代框架，为川西南青铜时代文化谱系和年代研究提供了标尺，为西南地区青铜时代文化内涵与范式特征提供了完整个案研究。盐源盆地地处横断山区南北文化交流走廊的节点，将西北高地与云贵高原连接起来，文化内涵呈现复合性和多元性特征。提出要加强“内地的边疆，边疆的内地”考古工作及中国多元一体进程研究内容，这对于维护边疆地区民族与文化安全有着极大的现实意义。

四川盐源县老龙头墓地出土遗物

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黎海超教授以巴、蜀为例，阐释族属考古研究的新方法。首先提出了考古学文化之间的差异为物质表现，族属之间的差异是文化结构的差异，两者之间的对应有着缺环，如技术体系，行为模式等。以巴、蜀为例，巴、蜀部分有着疆域不清、两国关系不明、与其他区域交流情况难辨的问题。对于这种情况，他提出的研究方法是“形”“工”“料”相结合 时空对比法以及区域性铜器科技数据库的建设。目前的研究表明：巴蜀两国铜器微量元素与铅同位素特征明显不同，原料来源不同；蜀、楚之间可能存在长时间的铅料流通，巴国则独立于其外；要依据科技标准尝试复原巴蜀疆域及其互动关系；要系统的科技分析，建立物质文化完整面貌，深化考古学文化的理解；要重新审视族属与考古学文化的关系，探索透物见人的新路径。

云贵高原考古的新进展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蒋志龙研究员分享了近年来河泊所遗址考古工作的收获，他首先梳理了1955年-2000年石寨山文化密集分布的六个区域的发掘及调查情况。为了突破石寨山文化研究瓶颈，寻找石寨山文化的核心聚落或城址，在2014年-2018年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上述六个区域进行了考古勘探工作，并对河伯所遗址、西王庙遗址进行发掘，完善了石寨山文化的年代序列。2017年对西王庙遗址进行的湖相沉积分析表明，滇池地区在石寨山文化时期整体气候干旱，所发现的汉代聚落低于现在滇池的水平面高度。

云南晋宁河泊所遗址“滇国相印”封泥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周然朝副研究员介绍了2020年至今晋宁古城村遗址考古发掘收获。古城村遗址为一处大型湖滨贝丘遗址，位于石寨山文化核心区，古城村遗址核心区面积42000平方米，地层堆积由早及晚可分为前石寨山文化时期、石寨山文化时期、明清时期。按照聚落考古的理念和方法开展的考古工作，发现大量螺壳碎粘沙土混合形成的各种活动面，大大丰富了对石寨山文化核心区湖滨贝丘遗址堆积形态形成过程的认识。所发现的台地居中，内围沟外护坡的前石寨山文化时期的环壕聚落结构，在石寨山文化分布的核心区属首次发现。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李小瑞副研究员介绍了云南晋宁海宝山遗址考古的新发现。晋宁海宝山遗址位于石寨山文化分布的核心区域，距离河泊所遗址约八公里。2020年10月至2021年5月的抢救性发掘共发掘墓葬1189座，占遗迹总数的94%，其中竖穴土坑墓约占墓葬总数的五分之四。青铜时代的墓葬分为早晚两期，早期墓葬分布于山顶，大多为单人小型墓，也有少量带腰坑的中型墓，年代早于石寨山文化；晚期墓葬分布在西北部山顶及发掘区南部，部分与早期墓葬呈垂直打破关系，年代属于石寨山文化，海宝山遗址的发掘为寻找滇池地区早期青铜文化提供了重要线索。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陈卿副研究员介绍了铜仁锦江流域考古调查与发掘新收获。自2020年起，锦江流域调查发现50余处早期遗址，时代跨度在新石器晚期至汉晋时期，主体年代以商周时期为主，其中田坝遗址以细绳纹为主体的陶器纹饰、以平底罐、豆等为典型代表的文化遗存，受早期巴蜀文化影响较大，是早期巴蜀文化向东扩展，经长江、乌江、锦江深入黔东地区的重要佐证。锦江流域从新石器至汉晋时期不同遗址的发现表明了在该流域文化传播、民族迁徙与文化融合的现象。大量遗址的发现对于深入研究锦江流域乃至整个沅水流域古文化的文化面貌及其发展特点都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为锦江流域考古学文化序列和文化类型的建立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西南地区历史时期考古的新进展

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蒙长旺副主任介绍了广西合浦大浪古城及相关成果。大浪古城是战国时期浙江一带的越人南迁合浦所筑之城，是岭南地区目前发现的最早城址。广西先后经历了两次历史变革，包括先秦时期越人南迁，带来了几何印纹陶和原始瓷。秦汉时期中央加强对广西地区的控制，在中原文化的强烈冲击下，米字纹等几何印纹基本退出历史舞台，越人的特征器物逐渐消失。大浪古城的考古发现，印证了史籍关于越国被楚国灭亡厚越人南迁的记载，填补了越人迁徙到达的具体地点及重新组织的聚落模式等内容，为解决广西乃至岭南地区几何印文陶及原始瓷的源流和族属问题提供了线索。

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何伟副研究员在会议中介绍了西藏札达县桑达隆果考古发掘情况。桑达隆果墓地分为东西两区，目前已进行了5个年度的发掘，共发掘了50余座墓葬，墓葬整体可以分为三期，阶级分化明显。该墓地墓葬营建形式可分为石堆墓和土洞墓两类，重要发现包括若干金银面具及合金挂饰，其中彩绘的金银面饰长度均在10厘米以上，该类金银面具主要分布在喜马拉雅山麓的南北两麓。该遗址首次发现青藏高原出土的木俑，在出土遗物内发现残留的食物包括部分碳化的青稞。对墓主牙结石进行古蛋白组分析表明，墓主的日常消费品包括羊奶、牛奶等，与墓地出土的动物骨骼鉴定分析具有一致性。其出土丰富的随葬品体现出其较高的社会复杂化程度及与周边人群较深的文化交流程度，与象泉河边零星发现的同时期遗址、墓葬保持着主体一致、核心相同的考古学文化特征，共同组成了象泉河文明。

西藏桑达隆果墓地出土银质鎏金面饰

西藏桑达隆果墓地出土木俑

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罗布扎西对浪卡子县境查加沟和那龙两处墓地的发掘情况进行介绍，其中那龙墓地发现的15件盘羊造型牌饰，帮助厘清墓葬形制与丧葬方式。同时这与以往吐蕃时期典型的木墩墓不一，为研究吐蕃时期的丧葬制度和习俗提供新材料。墓室内出土的各类随葬品，如铜冠饰、金耳坠、珠料、纺织物等共同为研究吐蕃服饰或首饰提供宝贵实物资料，反映青藏高原腹心地带与中国北方草原及周边区域的文化互动关系。

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孙治刚副研究员介绍了白帝城遗址考古新发现及初步认识，白帝城的考古工作主要分为三个阶段，介绍了白帝城的唐代、宋代建筑。重点介绍了2014年以来的5次解剖性发掘。通过考古发现，确认了东汉至六朝时期城址的范围，明确南宋白帝城设置了多重防御体系，包括陆路和水路多处据点，城防结构设置复杂，呈现重城重壕的三连城的体系，形成冷冰热火共存的军事兵器体系。明确各城的功能分区。依据文献复原了下关城陈家包建筑基址的布局，认为是曲塘卫右千户所的核心建筑。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张雪芬副研究员以成都下同仁路窖藏为例，就成都地区南北朝石刻造像的考古发现进行研究，基本确认实业街造像出土地点为唐代福感寺旧址，推测下同仁路出土的小型石像也属于福感寺旧物。参考其他纪年造像对这批造像进行分期断代，将齐永明至西魏北周分为四期。通过下同仁路与实业街两个地点出土的这批南北朝造像，完全可以从实物角度印证北周占据成都后，益州佛教艺术对长安产生过重要影响，弥补了以往仅有文献支撑的局面。

大会学术总结

2015年，以西南考古科研机构、相关高校考古专业负责人和一线考古人员为主，一群志同道合的中青年考古学者聚集在成都，基于相互交流本区域考古工作新成果和考古研究新认识，共同探讨本区域间相关考古现象反映的问题，协作解决青藏高原从旧石器时代人类的迁徙到历史时期族群的流动等诸多问题的愿望，发起了西南考古协作会。本次会议秉持着初届协作会的会议方向，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9·28”重要讲话精神，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同时又是致敬中国考古百年征程，不断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根脉的又一具体行动。

参与过历次会议的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孙华教授在大会总结中提出以下几点感想：

第一，从汇报的多个新发现发掘与收获来看，田野考古水平比先前有了长足的进步，有强烈的学术意识，既有遗址的整体思考，又注意遗迹的关联细节。比如彭山大坟包墓地的发掘，发掘时注意墓葬排序问题，这为认识墓地的家族问题提供了新的信息。

第二，不少考古工作都是多单位、多学科的合作，科技含量高。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长期进行合作发掘，三星堆的考古发掘也不断吸收和纳入更多的科研单位和各方力量，诸如四川稻城皮洛遗址、西藏札达桑达隆果墓地等都逐渐进入边发掘、边研究的模式。

第三，本次会议分享的考古研究新认识，或颠覆了固有的观念，或弥补了认识的不足，或提出了新的研究途径思路。比如皮洛、观音洞等旧石器时代遗址为研究早期人类迁徙与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大会秘书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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