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考古百年 | 甘青考古一百年

作者：任瑞波 陈国科 乔虹

甘肃省和青海省位于中国西北地区。从中国考古学诞生之初至今的百年时间内，甘青考古为中国考古乃至世界考古呈现了丰富多彩的考古资料，书写了从旧石器时代至宋元明百万年独具特色的西北历史，提供了有别于中国其他地区的历史发展模式，让百年中国考古更加精彩纷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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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学者开启甘青考古工作，是中国考古学诞生的重要标志。中国学者在甘青地区独立主持的考古发掘与调查，是考古学走向“中国化”的光辉典范。

1920年，法国学者桑志华（Paul Emile Licent）在甘肃庆阳对古生物化石和人工打制石器的科学发掘，揭开了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序幕。1923年，瑞典学者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带着中国彩陶和中华文化从哪里起源的疑惑，来到甘青地区，对罗汉堂、朱家寨、辛店、卡约、齐家坪、马家窑、寺洼山、马厂塬、沙井等重要遗址进行了调查和发掘，不仅将当时最科学的考古方法引入甘青地区，而且成功梳理出甘青地区史前文化的发展脉络。两位国外学者的考古田野实践和学术研究，直接将甘青考古带入中国考古学的前列，同时也引领中国考古学走上了百年发展之路。

1945年，夏鼐先生在甘肃宁定阳洼湾清理齐家文化墓葬，成功辨识出墓葬填土中出土物的年代要早于墓葬随葬品的年代，这一认识不仅修正了安特生关于仰韶文化和齐家文化早晚关系的看法，而且与1931年梁思永先生正确辨识后岗三叠层的方法相互呼应，成为指导中国田野考古学健康发展的基本方法和理论。

1947年至1948年，裴文中先生在甘青地区的渭水上游、洮河流域、河西走廊、西汉水上游、湟水流域进行考古调查，发现了一批重要遗址，明确提出在汉代以前，甘青地区就存在一条史前的“丝绸之路”，中国考古学者对史前丝绸之路的研究自此拉开序幕。

1943年，常书鸿先生进入敦煌莫高窟，正式开启了对敦煌莫高窟的科学调查、保护和研究之路，“敦煌精神”从此生根，激励后人，延续至今。

图1 1944-1945年，夏鼐与向达在敦煌调查、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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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甘青考古构建起西北地区的历史框架，填补了汉以前的历史空白，丰富了汉以后历史细节，精彩考古发现亮点频出，甘青地区的历史真容逐步展现。

旧石器时代，东至庆阳地区，西到柴达木盆地，甘青地区发现的旧石器遗址多达百余处。从甘肃东部的镇原姜家湾，到青海西部的冷湖1号地点，甘青地区旧石器早、中、晚、末期不同时段的遗存在各地均有发现，但分布不平衡。

新石器时代至战国，从大地湾文化到马厂文化，从齐家文化到诺木洪文化，甘青地区已有超过20支考古学文化得到确认，在苏秉琦先生区系类型理论的指导下，目前已经构建起从新石器时代早期至春秋战国的完整时空框架，梳理出清晰的谱系关系，勾勒出陇山东西两侧不同的发展模式。同时先周文化、早期秦文化、羌戎文化等特殊考古学文化和族群的研究，为探索三代国家的形成和秦汉帝国的出现提供了宝贵材料。

进入历史时期，从甘肃西汉的悬泉置到青海东汉的西海郡，从甘肃唐代的锁阳城到青海南北朝的加木格尔滩古城，无不表明身为丝绸之路要地，甘青地区在中原王朝和少数民族交往与融合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同时，各类大小石窟寺也彰显出历史时期甘青地区宗教的魅力和艺术的繁盛。

作为田野考古精彩收获的缩影和代表，甘青地区有近10项重要考古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遍及史前文化（甘肃磨沟、青海喇家、敦煌旱峡）、早期秦文化（礼县大堡子山、张家川战国墓）、汉代丝路重镇（敦煌悬泉置）、唐代吐蕃文化（都兰吐蕃墓群、乌兰泉沟吐蕃时期壁画墓、都兰热水墓群2018血渭一号墓）。2019年，甘肃丹尼索瓦人化石研究成果更是入选当年世界十大考古发现，直接将甘青考古发现和学术研究推向世界。

图2 青海宗日遗址出土的马家窑文化舞蹈彩陶盆

图3 甘肃张家川马家塬墓地出土的大羊角形金车舆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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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青考古引发了多种角度的学术新思考，推动了考古学分支学科的建设和完善，各类专题研究深刻影响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趋势和潮流。

旧石器时代青海151遗址点和甘肃白崖溶洞遗址的发掘，是对现代人类起源和发展的重要探索。

从新石器时代早期至战国时期，在甘青地区不曾中断的彩陶文化，不论是宏观的整体西渐，还是微观的细节变迁，都能给安特生当年关于中华文化起源的疑问给予中肯的回答。大地湾遗址发现的完整聚落和“豪华宫殿”，成功跻身聚落考古和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最佳范例。

林家遗址发现的中国最早的青铜刀、西城驿遗址发现的大量冶金遗存、沈那遗址发现的倒钩铜矛、磨沟遗址发现的中国最早的铁器，直接引发了学界对中国铜器和铁器来源和形成的热烈讨论，甘青地区成为冶金考古的热点。东灰山遗址发现的小麦、喇家遗址发现的“面条”，使甘青地区在植物考古方向成为探索中国小麦起源、传播和利用的前沿。喇家遗址灾难现场的发现，让甘青地区成为环境考古研究的焦点。

莫高窟、麦积山、炳灵寺、马蹄寺、南北石窟寺等不同地域、不同风格的石窟寺研究，直接推动石窟寺考古、佛教考古和美术考古更为系统和全面。

同时，上述各类专题研究无一例外的涉及到多学科合作，使用了不同的、大量的科技手段，不论是人类DNA和小麦淀粉粒的科学提取，还是陶器和铜器的成分科技检测，交叉考古在甘青考古得以深度融合与广泛应用。

图4 青海沈那遗址出土的带钩铜矛

图5 1986年8月，兰州召开的“大地湾考古座谈会”全体代表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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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文博机构逐步完善，人才队伍建设稳步推进。所、校联合考古成为常态，与兄弟单位的业务互动与交流已成为定制，国内外合作机制加快完善。

近百年来，甘青本地考古机构从无到有，考古队伍由粗到精，考古人才由少到多。到目前为止，甘青两地本土的考古机构形成了一院（敦煌研究院）、两所（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多校（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西北民族大学、青海师范大学）的基本格局。

其中敦煌研究院、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承担着甘青地区考古发掘和调查的重任，以兰州大学为代表的多所高校也积极参与、主动配合各项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工作，为甘青考古贡献了重要力量。

在努力培养本土人才，增强本地考古实力的同时，甘青考古既不封闭，也不排外，与各高校和兄弟院所之间的合作、交流愈加紧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吉林大学、西北大学、四川大学等单位对甘青地区重要遗址的科学调查、发掘、整理、研究和保护工作，都深度参与其中。同时，五省（甘肃、青海、新疆、宁夏、西藏）一校（西北大学）考古成果交流报告会已经成为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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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大力消化积压资料，积极调整工作思路，用心把考古遗存打造为文化遗产。

甘青考古发掘任务重，工作环境艰苦，考古人员特别是一线考古人员数量少、压力大，待遇低，对田野工作和学术研究造成较大的制约和困扰。由于缺乏基本的人力和物力，一些重要的考古材料长期积压，导致在一段时间内，甘青考古在某些方面的发展与其他地区产生了不少差距。

近些年，随着党和国家各级政府对甘青考古文博事业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两省考古研究所积极组织人员，加大力度消化积压考古材料，全力支持考古报告的编写和出版。另外一方面，面对丰富的考古遗存资源，相关部门不仅花大力气已经或正在将一批典型考古遗址精心打造成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如甘肃大地湾和青海喇家，同时推动一批特色文物资源积极申报或已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如“南亚廊道”青海段遗址群和“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甘肃段遗址群。

甘青考古的诞生伴随着中国考古的起步，也见证了中国考古的成长。

百年间，几代甘青考古人和国内外同行一起，在这片看似荒凉和的贫瘠土地上，激情满怀，用他们的汗水、热血和青春，为世人奉献出能够完全与这一地区文物资源丰富程度相匹配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成果。

甘青考古，贵在坚持，难在坚守。

作者：任瑞波 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陈国科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乔虹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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