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考古百年 | 班村到三星堆：新时期中国考古学的实践探索

作者：杨镇 冉宏林

今年是班村遗址考古发掘30周年，也正好恰逢三星堆祭祀区考古发掘重启。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中国考古学已经进入发展的关键期。班村发掘倡导的多学科合作与信息提取系统化，至今对中国考古学的发掘理念和发掘技术具有重要影响，班村与三星堆的发掘正好是新时期中国考古学在不同阶段进行实践探索的典范。

1990年12月20日，时任中国国家博物馆馆长的俞伟超先生提出要利用黄河小浪底水库抢救性发掘的机会搞一个考古学“试验田”，以此来检验中外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经中科院地质所周昆叔等人员实地考察后，最终敲定了以班村作为主要发掘地点。随后，由考古学、民族学、地质与环境、生物学等不同学科和领域的专家参与讨论和编制了班村遗址的发掘规划。从项目地点的选定和编制发掘规划就耗时近半年，整个发掘规划分层次分学科的反复讨论和修改，最终才得以编制完成。其编制过程中所体现的严谨态度，树立了一个科学求实的典范，不愧为中国考古学在“迷茫期”进行的尝试与探索。

俞伟超先生（图片引自《俞伟超纪念文集·学术卷》封面）

1991年10月初，班村遗址的发掘工作正式启动。针对此次发掘，参与人员专门编制了发掘操作原则，大概可以归为几点：

首先，在发掘方法上要求采取解剖发掘的方法，仔细观察剖面，确切记录地层的土质、土色、包含物的特征、地层的薄厚与倾斜方向的变化规律等埋藏特点。此外，还强调“牢固树立灰坑填土与灰坑功能可能是两种不同概念的观念。”现在看来，这些都具有先见之明。

其次，遗物采集尽可能分门别类，进行确切的定位测量与绘图，红烧土块、石块等根据情况收集和记录，筛选等其他取样时，要严格划分和控制范围，对于动物骨骼等标本，则需要发掘者注意观察、记录并保护其有关的现场特征和信息。

最后，格外强调了工作日记的时效性和全面性，尽可能手绘图、预留补充信息的空间、划分一些专门的类别，便于时时查找、总结，最重要的是在发掘中时时与其他人交流看法。

此次发掘的目标在于“探索组织、协调多学科进行考古学的综合发掘与研究的恰当方式，为国内同行提供经验教训，同时推进对仰韶文化所表达的特定时空范围内人类群体的聚落形态、社会经济的时空特征及其规模的深入研究和认识，并进而推进对仰韶文化时期社会组织结构、意识形态以及人地关系的理解等更深入的考古课题。发掘队由田野考古工作者、自然科学工作者两部分人员构成，尽可能地调动一切手段与方法，对遗址进行多学科的综合发掘与研究。”

正如俞伟超先生在主持班村发掘规划论证会时所提出：“1921年安特生在仰韶村的发掘也是10月开始的，现在刚好整整70年。这是一个象征，科学方法是国际的。”将不同学科、手段和技术运用于考古发掘与研究，是对当时中国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大胆探索和有益尝试。

1991至1996年，班村遗址已发掘面积5400平方米，基本搞清了遗址的文化序列及各期文化遗存的分布状况，多学科综合研究也取得了一些进展。正如曹兵武先生提到“考古发掘不仅是考古学的基础,也是各种理论思潮与方法手段尖锐交织的焦点。”虽然班村发掘已经过去了整整30年，但作为中国考古学在转型期进行的首个“试验田”，即使其结果并未达到预期，其模式也不可能为国内其他所有项目所照搬和仿效，但其所倡导的发掘理念和方法以及科学求实的精神却对当前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2020年，三星堆祭祀区考古发掘重启。不同于名不见经传的“班村”，闻名于世的三星堆祭祀区预料中会有重量级的发现，为保证遗存信息的完整性等客观需求，组织或邀请了不同学科和领域的专家参与讨论，几经反复，最终得以制定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实施方案。

三星堆祭祀区考古发掘始终秉持“多学科融合与多团队合作”的理念，在发掘方法和手段上，根据各坑实际情况制定了不同的填土解剖发掘方案，精细发掘，以便获取更多剖面信息，进而明确填土的内涵、年代和堆积形态等信息；同时要求所有土样和遗物均要采集，及时测量坐标；为全面了解隐藏的信息，还联系各领域专家进行了植硅石、土壤微形态、碳十四测年等样品的采集和分析；

记录方面，则采用了电子记录和纸质记录相结合，田野考古信息系统和现场标签打印为依托的数字化记录模式。同时积极并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量身定制了恒温恒湿的考古发掘舱、悬空作业的集成发掘平台等多功能操作设备，配备了高光谱成像技术、电子全站仪等数据采集设备和超影深显微镜、手持式X-荧光仪等文物保护和检测分析设备，构成了传统考古、实验室考古、科技考古和文物保护深度融合的工作模式。

多学科合作方面，联合国内外不同学科和领域的高校及科研单位，组织邀请了不同领域的国内外知名专家担任学术顾问，80后和90后年轻人担当重任，人员配置合理，构建起了覆盖面广阔的多学科交叉工作团队。

可以说，三星堆祭祀区的考古发掘既回应了时代的需求，紧跟时代步伐，实践中运用了先进的技术手段，同时在发掘理念和方法上也是对“班村精神”的一种传承和创新。

三星堆祭祀区恒温恒湿的发掘舱（图片来源：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填土层和埋藏层清理（图片来源：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用硅胶膜包裹青铜大口尊（图片来源：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作为班村遗址发掘的策划、组织者，俞伟超曾明确指出：“研究古代，是为了现代。考古学的目的，是为了今天”，“对考古学目的之认识发生变化，就会引起考古学理论、方法与技术的更新”，“其最终目标是用考古学方法去探究人的本质，寻觅人类发展进步的逻辑过程。”

班村发掘某种程度上寄托了当时部分中国考古人的希望，但终究因各种原因而归于凡尘。当前中国考古学已经不同于转型期的“迷茫”，“班村”也早已淹没在水库之中。三星堆考古缘于重要发现，是新时期中国考古学在理论与方法上的重要实践，具有引领和示范作用。两者之间的联系和共同点既可理解成中国考古学理念和精神的一种传承与创新，同时也是对“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考古学”的有益探索与重要实践。回首间，“斯人已逝”，“班村精神”的传承却任重而道远！

作者单位：杨镇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冉宏林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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